卷三·君臣鉴戒

  贞观三年,太宗谓侍臣曰:“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至如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朕与卿等可得不慎,无为后所嗤!”

  贞观四年,太宗论隋日。魏征对曰:“臣往在隋朝,曾闻有盗发,炀帝令於士澄捕逐。但有疑似,苦加拷掠,枉承贼者二千余人,并令同日斩决。大理丞张元济怪之,试寻其状。乃有六七人,盗发之日,先禁他所,被放才出,亦遭推勘,不胜苦痛,自诬行盗。元济因此更事究寻,二千人内惟九人逗遛不明。官人有谙识者,就九人内四人非贼。有司以炀帝已令斩决,遂不执奏,并杀之。”太宗曰:“非是炀帝无道,臣下亦不尽心。须相匡谏,不避诛戮,岂得惟行谄佞,苟求悦誉?君臣如此,得不败?朕赖公等共相辅佐,遂令囹圄空虚。愿公等善始克终,恒如今日!”

  贞观六年,太宗谓侍臣曰:“朕闻周、秦初得天下,其事不异。然周则惟善是务,积功累德,所以能保八百之基。秦乃恣其奢淫,好行刑罚,不过二世而灭。岂非为善者福祚延长,为恶者降年不永?朕又闻桀、纣/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帝王也,以匹夫比之,则以为辱;颜、闵匹夫也,以帝王比之,则以为荣。此亦帝王深耻也。朕每将此事以为鉴戒,常恐不逮,为人所笑。”魏征对曰:“臣闻鲁哀公谓孔子曰:‘有人好忘者,移宅乃忘其妻。’孔子曰:‘又有好忘甚于此者,丘见桀、纣之君乃忘其身。’愿陛下每以此为虑,庶免后人笑尔。”

  贞观十四年,太宗以高昌平,召侍臣赐宴于两仪殿,谓房玄龄曰:“高昌若不失臣礼,岂至灭亡?朕平此一国,甚怀危惧,惟当戒骄逸以自防,纳忠謇以自正。黜邪佞,用贤良,不以小人之言而议君子,以此慎守,庶几于获安也。”魏征进曰:“臣观古来帝王拨乱创业,必自戒慎,采刍荛之议,从忠谠之言。天下既安,则瓷情肆欲,甘乐谄谀,恶闻正谏。张子房,汉王计画之臣,及高祖为天子,将废嫡立庶,子房曰:‘今日之事,非口舌所能争也。’终不敢复有开说。况陛下功德之盛,以汉祖方之,彼不足准。即位十有五年,圣德光被,今又平殄高昌。屡以安危系意,方欲纳用忠良,开直言之路,天下幸甚。昔齐桓公与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人饮,桓公谓叔牙曰:‘盍起为寡人寿乎?’叔牙奉觞而起曰:‘愿公无忘出在莒时,使管仲无忘束缚于鲁时,使宁戚无忘饭牛车下时。’桓公避席而谢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无忘夫子之言,则社稷不危矣!’”太宗谓征曰:“朕必不敢忘布衣时,公不得忘叔牙之为人也。”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征上疏曰:

  臣闻君为元首,臣作股肱,齐契同心,合而成体,体或不备,未有成人。然则首虽尊高,必资手足以成体;君虽明哲,必藉股肱以致治。《礼》云:“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书》云:“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士康哉!”“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然则委弃股肱,独任胸臆,具体成理,非所闻也。

  夫君臣相遇,自古为难。以石投水千载一合以水投石,无时不有。其能开至公之道,申天下之用,内尽心膂,外竭股肱,和若盐梅,固同金石者,非惟高位厚秩,在于礼之而已。昔周文王游于凤凰之墟,袜系解,顾左右莫可使者,乃自结之。岂周文之朝尽为俊乂,圣明之代独无君子者哉?但知与不知,礼与不礼耳!是以伊尹,有莘之媵臣;韩信,项氏之亡命。殷汤致礼,定王业于南巢,汉祖登坛,成帝功于垓下。若夏桀不弃于伊尹,项羽垂恩于韩信,宁肯败已成之国,为灭亡之虏乎?又微子,骨肉也,受茅土于宋;箕子,良臣也,陈《洪范》于周,仲尼称其仁,莫有非之者。《礼记》称:“鲁穆公问于子思曰:‘为旧君反服,古欤?’子思曰:‘古之君子,进人以礼,退人以礼,故有旧君反服之礼也。今之君子,进人若将加诸膝,退人若将队诸渊。毋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礼之有?’”齐景公问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君如之何?”晏子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公曰“裂地以封之,疏爵而待之,有难不死,出亡不送,何也?”晏子曰:“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何死焉?谏而见纳,终身不亡,臣何送焉?若言不见用,有难而死,是妄死也;谏不见纳,出亡而送,是诈忠也。”《春秋左氏传》曰:“崔杼弑齐庄公,晏子立于崔氏之门外,其人曰:‘死乎?’曰:‘独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为己亡,非其亲昵,谁敢任之?’门启而入,枕尸股而哭,兴,三踊而出。”孟子曰:“君视臣如手足,臣视君如腹心;君视臣如犬马,臣视君如国人;君视臣如粪土,臣视君如寇仇。”虽臣之事君无二志,至于去就之节,当缘恩之厚薄,然则为人主者,安可以无礼于下哉?

  窃观在朝群臣,当主枢机之寄者,或地邻秦、晋,或业与经纶,并立事立功,皆一时之选,处之衡轴,为任重矣。任之虽重,信之未笃,则人或自疑。人或自疑,则心怀苟且。心怀苟且,则节义不立。节义不立,则名教不兴。名教不兴,而可与固太平之基,保七百之祚,未之有也。又闻国家重惜功臣,不念旧恶,方之前圣,一无所间。然但宽于大事,急于小罪,临时责怒,未免爱憎之心,不可以为政。君严其禁,臣或犯之,况上启其源,下必有甚,川壅而溃,其伤必多,欲使凡百黎元,何所措其手足?此则君开一源,下生百端之变,无不乱者也。《礼记》曰:“爱而知其恶,憎而知其善。”若憎而不知其善,则为善者必惧;爱而不知其恶,则为恶者实繁。《诗》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然则古人之震怒,将以惩恶,当今之威罚,所以长奸。此非唐、虞之心也,非禹、汤之事也。《书》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荀卿子曰:“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故孔子曰:“鱼失水则死,水失鱼犹为水也。”故唐、虞战战栗栗日慎一日。安可不深思之乎?安可不熟虑之乎?

  夫委大臣以大体,责小臣以小事,为国之常也,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职,则重大臣而轻小臣;至于有事,则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轻,疑其所重,将求至治,岂可得乎?又政贵有恒,不求屡易。今或责小臣以大体,或责大臣以小事,小臣乘非所据,大臣失其所守,大臣或以小过获罪,小臣或以大体受罚。职非其位,罚非其辜,欲其无私,求其尽力,不亦难乎?小臣不可委以大事,大臣不可责以小罪。任以大官,求其细过,刀笔之吏,顺旨承风,舞文弄法,曲成其罪。自陈也,则以为心不伏辜;不言也,则以为所犯皆实。进退惟谷,莫能自明,则苟求免祸。大臣苟免,则谲诈萌生。谲诈萌生,则矫伪成俗。矫伪成俗,则不可以臻至治矣。

  又委任大臣,欲其尽力,每官有所避忌不言,则为不尽。若举得其人,何嫌于故旧。若举非其任,何贵于疏远。待之不尽诚信,何以责其忠恕哉!臣虽或有失之,君亦未为得也。夫上之不信于下,必以为下无可信矣。若必下无可信,则上亦有可疑矣。《礼》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知,则君长劳。”上下相疑,则不可以言至治矣。当今群臣之内,远在一方,流言三至而不投杼者,臣窃思度,未见其人。夫以四海之广,士庶之众,岂无一二可信之人哉?盖信之则无不可,疑之则无可信者,岂独臣之过乎?夫以一介庸夫结为交友,以身相许,死且不渝,况君臣契合,寄同鱼水。若君为尧、舜,臣为稷、契,岂有遇小事则变志,见小利则易心哉!此虽下之立忠未有明著,亦由上怀不信,待之过薄之所致也。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乎!以陛下之圣明,以当今之功业,诚能博求时俊,上下同心,则三皇可追而四,五帝可俯而六矣。夏、殷、周、汉,夫何足数!”

  太宗深嘉纳之。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特进魏征曰:“朕克己为政,仰企前烈。至于积德、累仁、丰功、厚利,四者常以为称首,朕皆庶几自勉。人苦不能自见,不知朕之所行,何等优劣?”征对曰:“德、仁、功、利,陛下兼而行之。然则内平祸乱,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诸黎元,各有生业,是陛下之利。由此言之,功利居多,惟德与仁,愿陛下自强不息,必可致也。”

  贞观十七年,太宗谓侍臣曰:“自古草创之主,至于子孙多乱,何也?”司空房玄龄曰:“此为幼主生长深宫,少居富贵,未尝识人间情伪,治国安危,所以为政多乱。”太宗曰:“公意推过于主,朕则归咎于臣。夫功臣子弟多无才行,藉祖父资荫遂处大官,德义不修,奢纵是好。主既幼弱,臣又不才,颠而不扶,岂能无乱?隋炀帝录宇文述在藩之功,擢化及于高位,不思报效,翻行弑逆。此非臣下之过欤?朕发此言,欲公等戒勖子弟,使无愆过,即家国之庆也。”太宗又曰:“化及与玄感,即隋大臣受恩深者子孙,皆反,其故何也?”岑文本对曰:“君子乃能怀德荷恩, 玄感、 化及之徒,并小人也。古人所以贵君子而贱小人。”太宗曰:“然。”

译文

  贞观三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无论国家安定还是混乱,安全还是危险,君臣都应该同舟共济。如果君主能接受忠言,臣子能够直言进谏,那么君臣之间就会非常默契,这是自古以来治国所重视的方法。如果君主贤明,而臣子却不匡正辅佐,想要不亡国,是不可能的。君主要是失掉了江山,臣子也就不能保全自己的家族。像隋炀帝,他为人非常暴虐,臣下不敢进言,这使他不知道自己的过失,最后国破家亡,大臣虞世基等人不久也被杀死。这个惨痛的教训离我们并不远,我和各位大臣能不谨慎吗?我们不能被后人所耻笑啊。”

  贞观四年,唐太宗谈论隋朝统治的时候,魏徵对答说:“我过去在隋朝,曾听说有盗窃案发生,炀帝派於士澄追捕。只要发现可疑的人,就苦苦拷打,被迫含冤承认自己是盗贼的有二千多人,隋炀帝下令在同一天全都斩决。大理丞张元济感到奇怪,试查有关案件的文书,竟有六七人在盗窃案发生的那天,原先就关押在别的地方,盗案发生后才放出来,可也被审问拷打,受不了痛苦,自己屈认行盗。张元济因此再进行推究,这二千人中只有九个人当时行踪不清楚。官吏中有熟悉这些人的,证明九个人里有四个不是盗贼。有关部门因为炀帝已下令斩决,就不把真相上奏,结果把这两千人统统杀掉。”太宗说:“这不仅是隋炀帝暴虐无道,臣下们也不尽心办事。他们应当匡正谏诤,不怕有杀身之祸,怎能一味谄媚奉迎,不讲原则地去讨皇上的欢心和称誉。隋朝君臣都是这样,怎么能不失败?我依靠你们共同辅佐,就能使监狱空无一人。希望你们能善始善终,常像今天一样。”

  贞观六年,唐太宗对侍臣说:“我听说周朝与秦朝刚得到天下的时候,治理国家的方法是一样的。但是周朝推行仁政,积累功德,所以能够将自己的基业保持八百年。而秦朝恣意妄为,骄奢淫逸,所以只经历了两代帝王就灭亡了。这难道不是行善可以延长福祚,作恶可使国运衰败吗?我又听说桀、纣是帝王,但是凡夫俗子都对他们的行为感到羞耻,颜回、闵损是普通百姓,但帝王却以他们的言行为荣耀。这也是帝王应该感到羞惭的。我时常用这些事对照自己的行为,并经常告诫自己,担心自己哪里做得不好,被人耻笑。”魏徵听后,意味深长地说:“我听说鲁哀公对孔子说:‘有个人很健忘,他换了住宅就把自己的妻子给忘了。’孔子说:‘还有比这个人更健忘的,我看桀、纣这些君主,他们就非常健忘,连自己都给忘了。’希望陛下以此为戒,以免被后人耻笑。”

  贞观十四年,唐太宗因为平定了高昌,在两仪殿招待各位大臣。席间,唐太宗对房玄龄说:“高昌如果不丧失作为臣子的礼节,怎么会遭到灭亡呢?我每次平定了一个地方,都心怀畏惧,勉励自己切莫骄奢淫逸,应该把接纳忠言、纠正自己的错误作为自己的责任。治理国家就要任用贤良正直的人,罢免奸邪谄媚的人,不要听信小人的谣言,以免误解了正人君子。无论做什么都要谨慎,国家就可望得到太平。”魏徵趁机进言道:“我观察自古以来的帝王,他们在创业的时候,都能够有所警戒,倾听老百姓的呼声,采纳忠臣的意见。天下太平之后,他们就开始穷奢极欲,只喜欢听谄媚讨好的话,厌恶逆耳的忠言。张良是汉代的开国元勋,汉高祖称帝之后,想废掉嫡出的太子另立庶出的公子,张良说:‘这件事不是口头说说就可以决定的。’之后,张良就再也不敢开口提这件事了。况且陛下目前功德这样卓越,汉高祖还不足以与您相提并论。陛下即位已有十五年,圣德广播,现在又平定了高昌,还能够心怀忧患意识,采纳忠言,广开言路,真是国家的大幸。过去齐桓公和管仲、鲍叔牙、宁戚四个人一起饮酒,齐桓公对鲍叔牙说:‘我的国家能够长寿吗?’鲍叔牙举起酒杯站立着说:‘愿主公不忘过去逃亡在莒时的情形,管仲不忘在鲁国被囚禁的情形,宁戚不忘当年在车下喂牛时的情形。’齐桓公听后,站起来感激地说:‘我和管仲、宁戚如果能不忘你这番话,那么国家就不会有危险了。’”唐太宗听了,感激地对魏徵说:“我一定不会忘记自己身为平民的时候,你也一定不要忘记鲍叔牙的为人。”

  贞观十四年,特进魏徵上书说:

  为臣听说国君就像是一个人的脑袋,大臣就像是一个人的四肢,只有同心协力地配合起来,才能构成一个人的整体。缺少任何一部分,都不能算是一个完整的人。脑袋虽然高贵重要,但必须有四肢的配合,才能成为一个整体。国君虽然英明,但必须依靠大臣的辅佐才能把国家治理好。《礼记》上说:“百姓把国君看成是自己的心,国君把百姓看成是自己的体,内心端正,身体才会舒畅健康,内心肃穆,面容才会恭敬。《书经》上说:“国君英明!大臣贤良!百姓安康!”又说:“国君无能,大臣懒惰,万事不成!”所以,国君抛开大臣而独断专行地把国家治理得很有条理,这样的事从来没有听说过。

君臣要配合协调、相得益彰,自古以来就是一件难事。就像把石头投进水中,让石头顺从流水,千年才能碰上一回;而让流水顺从石头,则时刻都在发生。君臣能够秉持公正的道义,让天下人才发挥各自的才能,国君在内尽心尽力,大臣在外竭力辅佐,二者融洽得就像汤中的盐和梅,坚固得就像金石一样。达到这样的境界,不是靠高官厚禄,而在于以礼相待。过去周文王游凤凰台时,系袜的带子开了,他看了看周围的人没有一个可以使唤的,便自己把袜带系好了。难道周文王的朝臣全都贤良,而今天的圣明时代倒没有君子吗?只不过是了解不了解,礼遇不礼遇罢了。伊尹是有宰国的陪嫁之臣,韩信是从项羽手下逃亡的大将。商汤给伊尹以礼遇,在伊尹的帮助下,成就了帝业;汉高祖请韩信登坛拜将,于是在垓下成就了帝功。如果夏桀不嫌弃伊尹,项羽施恩于韩信,难道会丧失已成之国而做亡国之虏吗?还有微子,他是商纣王的骨肉同胞,武王灭商以后受封于宋;箕子是位良臣,为周武王陈述《洪范》,孔子称赞他的仁德,没有人不赞成。《礼记》上说:“鲁穆公问子思:‘被放逐的朝臣,仍为原来的君主服丧,古来有这种情况吗?’子思说:‘古代的君主,用人时以礼相待,辞退时也以礼相待,所以量不在朝,仍有为君主服丧的礼仪。然而现在的君主,用人时恨不得搂在怀里,辞退时恨不能推下深渊。不兴兵讨伐他就不错了,还谈得上什么服丧之礼?’”齐景公问晏子:“忠臣是如何对待君主的?”晏子说:“君主有难不以身殉,君主流亡不相送。”齐景公说:“君主为臣子分封土地,加官晋爵,为什么臣子要这样对待君主呢?”晏子说:“忠臣的建议被采纳,君主就会终身无难,忠臣还为谁而死呢?忠臣的规劝被接受,君主就会终身太平,臣子又去为谁送行呢?如果忠言不被采纳,有难而死,这是妄死;如果臣子不进献良言,等君主死了去相送,那是虚伪的忠诚。”《春秋左氏传》上说:“崔杼杀死了齐庄公,晏子站在崔府大门外,有人问他:‘齐庄公死了吗?’晏子说:‘难道只是我的君主死了吗,我也死了。’那人又问:‘送别了吗?’晏子说:‘是我的罪吗?君主为了国家而死,我也会跟着死。如果君主是为了自己死的,不是他的亲戚,谁会为他痛哭,为他而死呢?’于是开门而入,抱着齐庄公的尸体痛哭,过后,又站起来大步离去。”孟子说:“君主把臣子看成手足,臣子就会视君主如心腹;君主把臣子看做犬马,臣子就会把君主视做陌路人;君主把臣子看做粪土,臣子就会把君主视做仇敌。”虽然臣子对待君主没有二心,至于进退的礼节,应当以君主对臣子的恩德而定,然而作为君主,怎么可以对臣下无礼呢?

  我私下观察在朝身任要职的众大臣,有的是在西北地区担任过边防的重臣,有的是在朝廷参与朝政的要员。他们都建功立业,功勋卓著,都是当代优秀的人才。他们处在最关键的重要地位,责任非常重大。朝廷给他们的责任虽然重,但对他们的信任却不深。这样就会使人有时产生疑虑,有疑虑就会怀有得过且过的态度,怀有得过且过的态度,就树立不起忠君报国的节义,节义树立不起来,纲常名教就不能振兴,名教不能振兴,而想巩固太平基业,保住七百年的大唐国运,是不可能的事。我又听说国家爱惜功臣,对他们过去的过错不再计较。这与以前圣明的国君所做的没有什么区别。但是陛下对大事宽大,对小过错反而严厉处理,有时发脾气训斥人,不免带有偏见。这样是不能处理好朝政的。国君法令严厉,还有些臣子敢于触犯,更何况在上位的人带头违犯,下面就更加不可收拾了。就像河水冲垮堤坝,泛滥成灾,伤害的人一定很多。那黎民百姓又该怎么办呢?这就是说,国君开启了一个弊端,下面就会出现一百个弊端,这样一来,天下就没有不乱的地方。《礼记》上说:“喜欢一个人要知道他的缺点,不喜欢一个人要知道他的优点。”如果憎恶一个人就抹杀了他的优点,那么做善事的人一定会产生恐惧情绪;如果喜爱一个人就包庇他的缺点,那么做坏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多。《诗经》上说:“国君如果发起怒来,作乱者就会很快收敛。”然而,古人的震怒,是为了惩处邪恶的人,当今的严厉惩罚,却助长了奸邪的风气。这不是尧、舜那样圣明君主的本意,也不是禹、汤那样贤明的国君所应该做的事。《尚书》中说:“爱抚我的人就是我的国君,残暴地对待我的人就是我的仇人。”荀子说:“君主是船,百姓是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覆船。”所以孔子说:“鱼失去了水就会死,水里没有了鱼还是水。”所以,尧、舜这样圣明的君主总是小心翼翼地治理国家,一天比一天谨慎。因此,治理国家怎么可以不深思?怎么可以不熟虑呢?

  让大臣负责国家大事,让小臣负责具体的小事,这是治国的普遍道理,也是处理政务的正确法则。现在委任职权时,却是重视大臣而轻视小臣,遇到事情时,又轻信小臣而怀疑大臣。这是信任自己所轻视的而怀疑自己所重视的。这种做法,怎么能实现天下大治呢?再者,朝政贵在有稳定的规范,不能经常变化。现在有时责令小臣办大事,有时又责令大臣去管理小事,小臣处在他不该占据的位置,而大臣又失去他应当担当的职责。大臣或者因为小过错而获罪,小臣或者因为大事故而受罚。职责和职位不相符合,所惩罚的事情,不属于他们各自的职责。要求他们没有私心,竭尽全力,岂不是很难吗?小臣不可以让他们做大事,对大臣不能因为小过错就治罪。给予很高的职位,追究细小的罪过,于是那些刀笔小吏就会顺着陛下的旨意,捕风捉影,舞文弄法,曲成其罪。大臣为自己辩解表白,就认为他是不肯服罪;不辩解表白,就以为都是事实。真是进退两难,不能自己分辨,于是只好苟且免祸。大臣苟且免祸就会谲诈萌生,谲诈萌生就会虚伪成风,虚伪成风就不能实现天下大治啊!

  朝廷任命大臣,都是想让他们竭尽全力。而大臣却有所避讳不敢讲话,这就叫未尽全力。如果选拔的官员得当,即使是故旧又有什么关系。如果选拔的官员不得当,即使关系疏远也不算可贵。自己不给予别人充分的信任,又怎能要求别人忠恕呢?臣子虽然有时会犯过错,可是国君如此对待也不算得当!皇上既然对臣下不信任,那么必然认为臣下无可信之处。如果臣下都不值得信任,那么皇上必然也有让人可疑的地方。《礼记》上写道:“地位高的人互相猜疑,那么百姓就感到无所适从;臣子言行莫测,那么国君就会不放心。”国君与臣子之间互相不信任,就谈不上天下大治了。如今诸位臣子天各一方,相距遥远,对于三番五次的谣言而不信以为真的人,据我所知还未曾有过。我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难道连一两个值得信赖的人都没有吗?用信任的态度去选择人,就没有绝对不能用的人;用怀疑的态度去选择人,就选不到信得过的人,难道这只是臣子的过失吗?即使普通人,一旦结为朋友,都可以用生命来报答,纵然死也不会改变,更何况君臣之间默契得如同鱼和水的关系呢?如果国君像尧、舜那样,臣子像稷、契一样,怎么会有遇到小的事情就改变志向,碰到小的利益就变心的道理呢?这虽然是由于臣下不够忠心耿耿,也是由于国君心怀猜疑、对待下属过于苛求的缘故。这怎么谈得上君以礼待臣、臣以忠事君呢?凭陛下的聪明才智和现在的成就,要是能诚恳广泛地寻求贤能的人,君臣同心同德,就会天下大治,就可以与三皇五帝相提并论了。夏、商、周、汉,又算得了什么!太宗十分赞许并采纳了这个意见。

  贞观十六年,太宗问特进魏徵:“我克制个人的私欲,仰慕效法前代圣贤。至于积德、累仁、丰功、厚利,我时常把它们放在首位,用于勉励自己。世上每个人都苦于不能全面地了解自己,不知这四个方面,我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差呢?”魏徵回答说:“德、仁、功、利四个方面,陛下都在做。在我看来,陛下对内平定各种祸乱,对外消灭了戎狄对边疆的威胁,这是陛下的功劳。安抚百姓,使他们生活有依靠,这是陛下的功德。从这方面看,陛下的功利占了多数,只是德与仁这两方面,希望陛下自强不息,必定可以做到。”

  贞观十七年,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从古以来开创基业的君主,到他子孙手里往往发生祸乱,这是什么缘故?”司空房玄龄说:“这是因为幼主生长在深宫之内,从小过着富贵生活,并不知道民间事情的真伪、治理国家的安危,所以当政就多祸乱。”太宗说:“你的意思是把过失推之于君主,我则要归罪于臣下。那些功臣子弟多数无才无德,靠祖父、父亲的资荫就做上大官,不修身养性,只爱奢侈放纵。君主既然幼弱,臣下又没有才能,遇到国家倾危不能匡正扶持,怎能不发生祸乱?隋炀帝记取宇文述在自己当晋王时的功劳,把他的儿子宇文化及提升为高官显位,可是宇文化及不考虑如何报效,反而叛逆弑君。这难道不是臣下的罪过吗?我讲这话,希望你们训诫勉励自己的子弟,使他们不要犯严重的过错,就是家国值得庆幸的了。”太宗又说:“宇文化及和杨玄感,都是隋朝大臣中间受恩深重者的子孙,后来都谋反,这是什么缘故?”岑文本回答说:“君子才能够感恩戴德,杨玄感、宇文化及之流,都是小人。古人所以要看重君子而鄙视小人。”太宗说:“你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