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八·辨兴亡

  贞观初,太宗从容谓侍臣曰:“周武平纣之乱,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遂吞六国。其得天下不殊,祚运长短若此之相悬也?”尚书右仆射萧瑀进曰:“纣为无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周室微,六国无罪,秦氏专任智力,蚕食诸侯。平定虽同,人情则异。”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务弘仁义;秦既得志,专行诈力。非但取之有异,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兹乎!”

  贞观二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珪曰:“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炀帝失国,亦此之由。凡理国者,务积于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天道福善祸淫,事犹影响。昔启民亡国来奔,隋文帝不吝粟帛,大兴士众营卫安置,乃得存立。既而强富,子孙不思念报德,才至始毕,即起兵围炀帝于雁门。及隋国乱,又恃强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国家者,身及子孙,并为颉利兄弟之所屠戮。今颉利破亡,岂非背恩忘义所至也?”群臣咸曰:“诚如圣旨。”

  贞观九年,北蕃归朝人奏:“突厥内大雪,人饥,羊马并死。中国人在彼者,皆入山作贼,人情大恶。”太宗谓侍臣曰:“观古人君,行仁义、任贤良则理;行暴乱、任小人则败。突厥所信任者,并共公等见之,略无忠正可取者。颉利复不忧百姓,恣情所为,朕以人事观之,亦何可久矣?”魏征进曰:“昔魏文侯问克:‘诸侯谁先亡?’克曰:‘吴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数战数胜,数胜则主骄,数战则民疲,不亡何待?’颉利逢隋末中国丧乱,遂恃众内侵,今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深然之。

  贞观九年,太宗谓魏征曰:“顷读周、齐史,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齐主深好奢侈,所有府库用之略尽,乃至关市无不税敛。朕常谓此犹如馋人自食其肉,肉尽必死。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齐主即是也。然天元、齐主若为优劣?”征对曰:“二主亡国虽同,其行则别。齐主愞弱,政出多门,国无纲纪,遂至亡灭。天元性凶而强,威福在己,亡国之事,皆在其身。以此论之,齐主为劣。”

译文

  贞观初年,唐太宗从容地对身边的大臣们说:“周武王平定了商纣王之乱,取得了天下;秦始皇乘周王室的衰微,就吞并了六国。他们取得天下没有什么不同,为什么国运长短如此悬殊呢?”尚书右仆射萧瑀回答说:“商纣王暴虐无道,天下的人都痛恨他,所以八百诸侯不约而同地来与周武王会师,讨伐纣王。周朝虽然衰微,六国无罪,秦国完全是倚仗智诈暴力,像蚕吃桑叶一样,逐渐吞并诸侯的。虽然同是平定天下,人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却不一样。”太宗说:“这样的说法不对,周灭殷以后,努力推行仁义;秦国达到目的以后,却一味地施行欺诈和暴力,它们不仅在取得天下的方式上有差别,而且守护天下的方式也不相同。国运之所以有长有短,道理大概就在这里吧!”

  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对黄门侍郎王珪说:“隋朝开皇十四年遇到大旱,百姓大多忍饥挨饿。当时国家粮仓贮存甚丰,可是朝廷竟不肯用粮食拯济灾民,下令让老百姓自己想办法。隋文帝不爱惜百姓却吝惜粮食,到了隋朝末年,粮仓贮存的粮食,足够五、六十年之需。隋炀帝继承父业,依仗国家富庶,所以挥霍无度,极尽奢侈之能事,终于国破家亡。对于国君,首要的任务在于含养民生,不在于充实粮仓。古人说:‘老百姓不富足,国君又怎么能够富足呢?’只要仓库的贮备足以对付灾年,再多贮存粮食又有什么用呢?国君的后代如果贤明,他自然可以保住江山,如果他昏庸,即使粮食满仓,也只是助长他奢侈浪费的习气而已,这是国家危亡的原因。”

  贞观五年(631),唐太宗对侍从的大臣们说:“上天给善人降福、给坏人降祸,事必报应。当年突厥的启民可汗失国南奔,隋文帝不惜粟帛钱财,动员了大批兵士守卫安置,使他们能够生存下来。不久突厥富强了,启民可汗的子孙却不想报答恩德。到始毕可汗时,就起兵把隋炀帝围困在雁门关。等到隋朝大乱,又恃强深入,致使当年帮助启民可汗安家立国的隋朝官员自身和子孙,都遭到颉利可汗兄弟的屠杀。如今颉利可汗破灭了,难道不是忘恩负义的下场吗?”大臣们都说:“确实像陛下所说的那样。”

  贞观九年(635),北方突厥归顺的人奏疏说:“突厥境内连降大雪,百姓饥荒,羊和马都死了。住在那里的汉人都跑到山里做了山贼,民情非常动荡。”太宗对侍臣们说:“观察古代的君主,实行仁义、任用贤良就能使国家得以治理;施行暴政、任用小人国家就会败亡。突厥所信任的人,和我们大家所看到的,根本没有忠诚正直的可取之处。首领颉利又不关心百姓,恣意妄为,我用人情世故来分析,他又怎么可能长久呢?”魏徵进言说:“从前魏文侯询问李克:‘诸侯之中谁会最先灭亡?’李克回答:‘吴国先灭亡。’魏文侯问:‘为什么呢?’李克说:‘屡战屡胜,经常胜利就会骄傲,而经常发动战争就会使民生疲弊,不灭亡还等什么呢?’颉利趁着中原大乱,就依仗自己兵强马壮入侵中原,到今天还不想息战,这就是他必然灭亡的道路。”太宗对此非常赞同。

  贞观九年,唐太宗对魏徵说:“近来我读北周、北齐的史书,发现末代亡国的君主,所从事的坏事多数都很类似。齐主高纬非常奢侈,府库所藏,几乎都被他挥霍光了,以至于关隘市集,没有哪一处不征收赋税的。我常说,这就像嘴馋的人吃自己身上的肉一样,肉吃完了自己也就死了。君主不停地征敛赋税,百姓既已疲弊,他们的君主也就灭亡了,齐主就是这样的人。然而后周天元皇帝与齐主相比较,谁优谁劣呢?”魏徵回答说:“这两个君主虽然同样亡国,他们的做法还是有所区别。齐主懦弱,朝廷政令不一,国家没有纲纪,以至灭亡。天元帝生性凶悍好强,作威作福独断专行,国家的灭亡,都由他一手造成的。从这方面来看,齐后主要劣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