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我独沉久，愧君相见频。

　　司空曙和卢纶都在大历十才子之列，诗歌工力相匹，又是表兄弟。从这首诗，尤其是末联“平生自有分（情谊），况是蔡家亲（羊祜为蔡邕外孙，因称表亲为蔡家亲）”，可以看见他俩的亲密关系和真挚情谊；而且可以感受到作者生活境遇的悲凉。据《唐才子传》卷四载，司空曙“磊落有奇才”，但因为“性耿介，不干权要”，所以落得宦途坎坷，家境清寒。这首诗正是作者这种境遇的写照。

　　前四句描写静夜里的荒村，陋室内的贫士，寒雨中的黄叶，昏灯下的白发，通过这些，构成一个完整的生活画面。这画面充满着辛酸和悲哀。后四句直揭诗题，写表弟卢纶来访见宿，在悲凉之中见到知心亲友，因而喜出望外。近人俞陛云《诗境浅说》说，这首诗“前半首写独处之悲，后言相逢之喜，反正相生，为律诗一格”。从章法上看，确是如此。前半首和后半首，一悲一喜，悲喜交感，总的倾向是统一于悲。后四句虽然写“喜”，却隐约透露出“悲”：“愧君相见频”中的一个“愧”字，就表现了悲凉的心情。因之，题中虽着“喜”字，背后却有“悲”的滋味。一正一反，互相生发，互相映衬，使所要表现的主旨更深化了，更突出了。这就是“反正相生”手法的艺术效果。

　　比兴兼用，也是这首诗重要的艺术手法。“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不是单纯的比喻，而是进一步利用作比的形象来烘托气氛，特别富有诗味，成了著名的警句。用树之落叶来比喻人之衰老，是颇为贴切的。树叶在秋风中飘落，和人的风烛残年正相类似，相似点在衰飒。这里，树作为环境中的景物，起了气氛烘托的作用，类似起兴。自从宋玉《九辩》提出“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秋风落叶，常常被用以塑造悲的气氛，“黄叶树”自然也烘托了悲的情绪。比兴兼用，所以特别富有艺术感染力。明谢榛《四溟诗话》卷一云：“韦苏州曰：‘窗里人将老，门前树已秋。’白乐天曰：‘树初黄叶日，人欲白头时。’司空曙曰：‘雨中黄叶树，灯下白头人。’三诗同一机杼，司空为优：‘善状目前之景，无限凄感，见乎言表。’”其实，三诗之妙，不只是善于状景物，而且还善于设喻。司空曙此诗颔联之所以“为优”，在于比韦应物、白居易诗多了雨景和昏灯这两层意思，虽然这两层并无“比”的作用，却大大加强了悲凉的气氛。高步瀛《唐宋诗举要》说：“‘雨中’‘灯下’虽与王摩诘相犯，而意境各自不同，正不为病。”王维《秋夜独坐》：“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这两句纯属白描，是赋体，并不兼比；不仅意境不同，手法亦自有别。马戴《灞上秋居》：“落叶他乡树，寒灯独夜人。”语虽近似司空曙，但手法也并不一样，这里只写灞上秋居漂泊异乡孤独寂寞的情景，不曾以树喻人，没有比的意思。司空曙“雨中”、“灯下”两句之妙，就在于运用了兴而兼比的艺术手法。

参考资料：

公旧序云：大雪有怀朱康叔使朱，亦知使朱之念我也，作《江神子》以寄之。

黄昏犹是雨纤纤。晓开帘，欲平檐。江阔天低、无处认青帘。孤坐冻吟谁伴我？揩病目，捻衰髯。
使朱留客醉厌厌。水晶盐，为谁甜？手把梅花、东望忆陶潜。雪似故人人似雪，虽可爱，有人嫌。

　　上片，写昨晚雨，今朝雪，天寒地冻，东坡倍觉衰病中孤独寂寞。开头三句，写昨夜的天气“雨纤纤”；今晨雪之厚“欲平檐”。第四、五句，进一步写雪境之大：“江阔天低”；雪势之猛：找不到酤酒“青帘”。写天气之急速变化，实写东坡的心情惴惴不安。最后三句，由写雪转入到写人，突出东坡“孤坐”之难，“谁伴我”之寂，“病目”之困，“衰髯”之态。只有边“揩”目，边“燃”须，边“吟”诗，才能度过这寂寞时光。作于同时的《浣溪沙·半夜银山上接苏》也有“冻吟谁伴撩髭须”，亦属此意的同义句。设身处地，将心比心，苏轼也不知朱守寿昌现在受冻如何。

　　下片以自我心态反衬，抒发对挚友的深切思念之情。开头三句，点化引用了李白《题东溪公幽居》：“客到但知留一醉，盘中只有水晶盐。”这里以沉醉、晶盐般的美味来联想朱守可能正盛筵宴客，然而东坡自己不在席上，甚为孤苦。第四、五句进一步运用想象，写朱守“手把梅花”一枝举起，“东望”着我这黄州的陶潜。也许你还在请我入宴。我“知使朱之念我”。最后，以一个回环句，吐出了内心的压抑感和牢骚感：“雪似故人”，故“人似雪”，“虽可爱”，怕造门不前而返， “有人嫌”，推心置腹，刻骨铭心。

　　全词，上片以“江阔天低”的雪景作为思念故人的典型环境，就是为下片的想象“使朱之念我”，“雪似故人人似雪”之情怀作铺垫的。由景到人，并以陶潜自比，独白作结，寓意十分深远，反映了东坡的独立人格和审美情趣。

参考资料：

　　有自岳阳至者，以滕侯之书、洞庭之图来告曰：“愿有所记。”予发书按图，自岳阳门西距金鸡之右，其外隐然隆高以长者，曰偃虹堤。问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为也。”问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问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长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杀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万有五千五百工，而不逾时以成。”问其始作之谋，曰：“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书矣。”

　　盖虑于民也深，则其谋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湖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阳四会之冲，舟之来而止者，日凡有几！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自古贤智之士，为其民捍患兴利，其遗迹往往而在。使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天下岂有遗利乎？此滕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

　　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时，尝显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无所用心，略施其余，以利及物。夫虑熟谋审，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人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纪，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以不书，乃为之书。

　　庆历六年某月某日记。

　　第一段，通过作者同送信人的问答，介绍偃虹堤的概况。作者观看图景，四次发问，送信人一一作了回答。从回答中可以看出修堤的目的是为人民兴利除患：“洞庭，天下之至险；而岳阳，荆、潭、黔、蜀四会之冲也。昔舟之往来湖中者，至无所寓，则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远且劳，而又常有风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堤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无患。”修建此堤，是为了解决到岳州办事人路远辛劳、风波覆舟的危险。这就突出了滕子京关怀同情民生疾苦的思想品德。按照儒家的仁政，为官者“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滕子京可谓处江湖之远而忧其民了。受诬陷被贬官，而能勤劳政事，为民兴利，这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作者问到修堤的筹划经过，送信人答道：“州以事上转运使，转运使择其吏之能者行视可否，凡三反复，而又上于朝廷，决之三司，然后日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议。”修堤之事由下至上经过多次反复，都未能改变滕子京原来的设计。这说明开始时考虑、设计细致周密，突出了膝子京的精明能干。四次问答，介绍了偃虹堤的概况，赞扬了膝侯的高尚品德和优异才能。写法精巧，言约意丰。

　　第二段，高度评价膝子京修偃虹堤的功绩。修堤的目的是为民兴利除患，所以这段围绕一个“利”字，进行层层论述：“盖虑于民也深，则谋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为功多。”承上启下，点出“功”字。滕之功，便是民之利。修堤于民有何利？夫以百步之堤，御天下至险不测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来溯中，无远迩之人皆蒙其利焉。“荆、潭、黔、蜀四州之民来往洞庭湖，可避免“至险不测之虞”，都得到利益。说明受利地域之广，人数之众。“使堤土石幸久不朽，则滕侯之惠利于人物，可以数计哉！”说明受利时间之长久。那么，偃虹堤究竟能保持多长时间，这是作者不能不考虑的。于是作者接写道：“夫事不患于不成，而患于易坏。盖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继者常至于殆废。”从大处着眼宕开一笔，论述事物成与坏、存与废的一般规律。古代仁人志士，为民兴利除患，“遗迹往往而在”，可见工程荡然无存。作者希望“其继者皆如始作之心，则民到于今受其赐。”最后将笔收回，“此朦侯之所以虑而欲有纪于后也。”滕侯求我作记，为的使后来人能长久保住偃虹堤，使人民永远不失掉舟船之利，而不是为自己留名后世。既关心人民眼前的利益，又关心人民的长远利益，滕侯的功绩实在是值得称道。

　　第三段，点明作记缘由。偃虹堤为膝子京兴修，为堤作记当然要写到修堤之人。这段一开始写道：“滕侯志大材高，名闻当世。”滕子京的大志和材干，《宋吏》本传中没有明显记载，但从他的朋友的诗文中可以约略看出。他去世后，苏舜钦《滕子京哀辞》云：“论兵虚玉帐，问俗失朱辂”。“忠义平生搴，声名夷翟闻。言皆出诸老，勇复冠全军。”可见，他是一个运筹帷幄、忠义兼备、智勇双全的人物。像这样一个人应当是功业显赫的。然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滕子京是在西夏元吴叛乱，陕西危急时任泾州知州的，不久又知庆州，两处都是当时与西夏斗争的要地，但功业未建，就被人诬陷“动用公使钱”而贬岳州。作为放臣逐客，郁郁不得志时，犹能为民除患兴利，仅凭这一点也应该大书特书的。接着，作者又从三个方面写出自己作记缘由：“夫熟虑谋深，力不劳而功倍，作事可以为后法，一宜书。不苟一时之誉，思为利于无穷，而告来者不以废，二宜书。岳之民与湖中之往来者皆欲为滕侯记，三宜书。以三宜书不可不书，乃为之书。”这“三宜书”，再一次评价、赞扬了滕子京修建偃虹堤的功绩和人民对他的爱戴。因而为偃虹堤作记，实乃义不容辞。

　　作记，是为歌颂膝子京的政绩，也是抒发作者的政治理想。作者为谏官时，为治理黄河水患曾三次上书。在滁州、扬州、颖州等处作地方官时，也曾为人民办了不少兴利除害的好事。也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如此热情地歌颂滕子京，写出这篇思想进步、意义深刻的优秀记文。

参考资料：

　　碑者，悲也。古者悬而窆，用木。后人书之以表其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汉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称矣。余之碑野庙也，非有政事功德可纪，直悲夫甿竭其力，以奉无名之土木而已矣！

　　瓯越间好事鬼，山椒水滨多淫祀。其庙貌有雄而毅、黝而硕者，则曰将军；有温而愿、晰而少者，则曰某郎；有媪而尊严者，则曰姥；有妇而容艳者，则曰姑。其居处则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级。左右老木，攒植森拱，萝茑翳于上，鸱鸮室其间。车马徒隶，丛杂怪状。甿作之，甿怖之，走畏恐后。大者椎牛；次者击豕，小不下犬鸡鱼菽之荐。牲酒之奠，缺于家可也，缺于神不可也。不朝懈怠，祸亦随作，耄孺畜牧栗栗然。疾病死丧，甿不曰适丁其时耶！而自惑其生，悉归之于神。

　　虽然，若以古言之，则戾；以今言之，则庶乎神之不足过也。何者？岂不以生能御大灾，捍大患，其死也则血良于生人。无名之土木不当与御灾捍患者为比，是戾于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硕者有之，温愿而少者有之，升阶级，坐堂筵，耳弦匏，口粱肉，载车马，拥徒隶者皆是也。解民之悬，清民之暍，未尝怵于胸中。民之当奉者，一日懈怠，则发悍吏，肆淫刑，驱之以就事，较神之祸福，孰为轻重哉？平居无事，指为贤良，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佪挠脆怯，颠踬窜踣，乞为囚虏之不暇。此乃缨弁言语之土木尔，又何责其真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则庶乎神之不足过也。

　　既而为诗，以纪其末：土木其形，窃吾民之酒牲，固无以名；土木其智，窃吾君之禄位，如何可仪！禄位颀颀，酒牲甚微，神之享也，孰云其非！视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野庙碑》是一篇讽刺杂文。文章的题目便发人兴味，是为一座不知名的乡野神庙撰写的碑文，全文三段，最后附诗一首。

　　第一段叙述碑的由来和作者为野庙立碑的原因。开头就显出杂感的特点，好像在拉杂地漫谈作者自己的感想；而其实寓有严峻的讽刺。文章从“碑”的原义谈起。古代有一种用同音词解释词义的方法，叫做“声训”。“碑石”的“碑”和“悲哀”的“悲”，字音相同，所以作者认为“碑”的原义就是悲哀。然后，他叙述碑的沿革，说明碑本是落葬下棺的木板，后来发展成为记载死后功德的木碑，从而证明碑的作用是悼念死者，以寄哀思。接着，他指出，把木板改成石块，用来为活人歌功颂德的石碑，是秦、汉以后的变化，是不合原义，并不相称的。据说，秦始皇东游到峄山，一帮儒生为他在山石上铭刻功德，这就是给活人树碑的开始。因此，通过谈论碑的由来，实质是说明树碑是记载死者的功德，寄托生者的悲哀的，不应该用来为活着的人歌功颂德。这同时也就表明，作者给野庙树碑，并不是为活人歌功颂德，而只是为抒发悲哀。所以最后就直截了当地说明这种悲哀的原因，野庙里的神祇只是一些没有名姓的泥塑木雕的偶像，他们没有什么功德可以记载，但是，农民却愚昧迷信地供奉祭祀他们，这就是作者深感悲哀的事情。换句话说，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告诉人们，农民供奉祭祀着一群根本不值得供养祭祀的神鬼偶像，这是十分可悲的。

　　第二段就是回答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可悲的现象。这一段生动具体地谈论农民怎样和为什么迷信神鬼，说明作者自己的悲哀。这里有批评、有嘲弄，但作者的态度是严肃的，对农民充满同情。首先，作者明确指出唐代浙江东部山区农民“好事鬼”、“多淫祀”，是不正当的祭祀，是错误的行为。然后，他以嬉笑挖苦的口吻，颇不恭敬地指点那些被农民恭敬供奉的男女偶像，令人觉得荒诞而有趣，但并不使人对他们深恶痛绝，相反，作者对这些生动偶像的雕塑艺术，却有点欣赏。接着，一针见血地指出：“农民创造了这一切，农民又害怕这一切。”就因为农民以为自己生老病死，命运灾祸，都掌握在神鬼偶像手里。所以他们忍饥挨饿，提心吊胆，畜牧牺牲，竭尽全力，供养这群他们自己创造的偶像，生怕祭礼疏忽受灾遭殃。不难看到，作者对此不胜感慨，痛心而同情，并不挖苦嘲弄，既写出农民愚昧迷信，更显出他们善良驯服。因此，实际上，这一段是把第一段指出的可悲事情进一步具体地形象地揭露出来。也就是说，农民用尽血汗供奉这群偶像，不但根本不值得祭祀，而且它本身就是农民自己的创造。这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的。如果农民能够认识到、觉悟到这一点，那么这群土木偶像就只能供人观赏、农民也就获得精神上、经济上的一种解放。但是，作者深深悲哀的是，当时的农民几乎不可能认识到这一点。就题论题，文章到此可以结束了。但是，作者本意是借题发挥，所以还要议论开去。

　　第三段是借题发挥，其实只是把唐末的文官武将，跟野庙里的土木偶像加以比较分析，结论是，当时官僚是戴官帽、说人话的偶像，比真的木土偶像更恶劣。不言而喻，他们更加不值得受人民供奉。从思想内容看，这一段是此文立意所在，是主题思想的阐发。作者以农民迷信愚昧供奉野庙的无名偶像作比喻和衬托，揭露唐末国家官僚机构的腐朽，目的是使人们认识到，大唐王朝已经败坏沦落为一座乡野神庙，文武官僚是一群不如无名神像的偶像。作者认为大唐王朝及其文武官僚机构已经腐朽透顶，不能寄于丝毫希望。这就深刻地传达了唐末农民起义暴发的时代脉搏，抒发了要求推翻腐朽王朝的人民情绪。正因如此，这一段的态度和笔锋明显与上一段不同，议论尖锐透辟，讽刺辛辣无情；不是嬉笑热嘲而是怒骂鞭挞，单刀直入地揭露这群活着的官僚像无名神像一样毫无功德政绩，却更为凶恶地压榨人民，更虚伪，更无耻，更罪恶，更令人愤慨。文章到此，主题思想说透，就结束了。

　　最后是一首诗。按照碑文的传统格式，文末要用韵语诗歌来作个小结。这首诗就是这样，明确点出文章的主旨不在指责无名偶像，而是揭露官僚腐败；不在反对正当祭祀礼俗，而是悲愤国家腐朽。这首诗既鲜明表现作者进步的立场，也表现他的局限。陆龟蒙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一位进步的士大夫，实质上不可能反对封建帝国统治制度，也不可能根本批判神鬼迷信，所以他的锋芒主要指向李唐这一家王朝，尤其是无情鞭挞唐末腐败的官僚。但他并不反对封建帝王统治，他批判农民迷信而产生的不正当的神鬼祭祀，并不批评正当的祭祀。虽然如此，由于作者所处的时代不同，文章的思想仍是进步的，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鲜明的政治倾向，这是应予充分肯定的。

　　从艺术上看，这是一篇用传统碑文体裁写的杂感。或者说，是用杂感形式来发挥讽刺艺术力量的一篇碑文。因此，它不但具有杂感所要求的现实性、议论性、知识性和趣味性，更具有文学艺术上的典型性和形象性。具体地说，它大体上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是冷眼旁观，谈古论今，思想深刻，笔锋犀利。作者对于大唐帝国官僚是冷眼旁观的，冷淡、清醒、客观、无情。他这篇文章并不要给朝廷进谏，而是要说给有识之士以及黎民百姓听的，所以他像聊天似地谈古论今。他从碑的原始沿革谈到为野庙立碑，又从野庙供奉的土木偶像谈到农民被自己创造的无名偶像束缚压榨，再从古代祭祀谈到当时养官，等等，见解深刻，笔锋尖锐，鞭辟入里，抓住实质，逐步阐发主题思想，抒发作者的悲愤感慨。

　　其次是热嘲冷讽，说东道西，痛心愚昧，痛恨腐朽。作者对不同讽刺对象抱着不同的态度，所以全面而有说服力。他对人民的愚昧是痛心的，所以施以有情的热嘲，抒发深情的悲哀。对那些无名的神鬼偶像则以嬉笑的嘲弄，指指点点，这个黑大个儿叫将军，那个白面书生是郎官，尊贵的老太婆就是姥姥，漂亮的少妇人就叫姑姑，仿佛在欣赏雕塑艺术，令人发噱。而对文官武将，就是严峻的揭露，无情的冷嘲，尖锐的讽刺，凌厉的怒骂。但是，嘲弄讽刺的方式仍是从谈论中随时投射，好像说东道西，拉杂不拘。此文各个段落，层次之间并无严密的逻辑结构，需要谈论什么，就开个头谈起来，转过去。

　　第三是知识丰富，议论风发，左右逢源，得心应手。一开头谈碑，就把碑的原始沿革谈得头头是道。接着说浙东农民滥祀，就把滥祀风气和农民心理说得子如指掌。讲古代祭祀，两句话便概括讲出要领；论当时官僚，用几笔就勾画出典型嘴脸。这表明作者知识丰富，了解透彻，所以发出议论，都能抓住要点，讲出妙处，显得左右逢源，得心应手，读来脉络清楚，增长见识，自然有味。

　　第四是比喻恰当，描写生动，语言活泼，形象鲜明。从表现手法看，此文其实抓住一个典型的比喻来做文章，就是把唐末腐朽帝国官府比作一座野庙，官僚就像野庙里的土木偶像，人民和帝国官府的关系，就像人民和野庙的关系一样，人民创造了它们，反而又害怕它们。但是两者之间有一点差别，就是活着的官僚比土木的偶像更凶恶，祸害更大。总起来看，作者用“古文”的语言，以夹叙夹议的方式，生动活泼地描写出了几类鲜明形象，即野庙的土木偶像，忠厚愚昧的农民形象和唐末官僚的罪恶形象。

　　最后便是此文风格特点，嬉笑怒骂，严峻冷隽，引人入胜，发人深省。作者跟读者杂谈感想，启发开导，摆事实，讲道理，爱憎是分明的，但感情的表现形式却是复杂的。第一段，作者徐徐说来，娓娓动听，引人兴趣，而说到以野庙碑抒发悲哀，仿佛一拍惊木，令人震动。第二段，作者好像话分两头，各表一支，嬉笑嘲弄，而说到“农民创造这一切，又害怕这一切”，骤然一转，痛心叙述，辛酸悲恻。第三段，作者突发议论，两番转折，进入主题，鞭挞怒骂，激人愤慨。末尾用诗明确点出主题思想，说破大悲哀。这一层层叙述议论，逐步深入，表现出作者严肃沉重、感慨激奋的神情风度，形成独特风格，产生艺术效果，达到启发教育的目的。应当说，在晚唐文坛上，这篇杂感是杰出的有代表性的作品。

参考资料：

　　此词采用白描的手法，以直抒胸臆的方式，通过对“待月”的过程与当时心理变化的描绘，刻画出作者不可一世的霸主形象，形象地传达了他横厉恣肆的胸怀。

　　上候起处采用苏轼《采桑子·多情多感仍多病》和李白《北风行》两首词中“停杯”、“停歌”的句式，描绘了作者等待月亮升起时的焦灼、急迫心态。而第二句的“不知何处候云来，做许大、通天障碍”则点出了由于“候云遮月”，使得“待月”的愿望落空，由此造成作者的愤怒之感油然而生，下候则具体描绘作者的愤怒与奋争。上下候用因果关系串联，使之衔接紧密，行文颇具内在的逻辑张力。

　　下候起句“髯虬捻断，星眸睁裂”，极尽其夸张能事，用两个过激的动作表现，衬托出作者当时心情的起伏不平，描绘了一个“怒发冲冠”的愤怒形象。而“唯恨”两字，又直白地道出了作者内心强烈的愤懑，语气咄咄逼人，一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架势，使读者自然而然地跟随着词句，想象出人物当时的情景，如身临其境，从而很好地完成了人物形象的立体化塑造。而最末“一挥截断紫云腰”句，尽显其英勇豪迈气概，一股气吞山河的雄霸之气跃然纸上。

　　综观全篇，作者以自己待月心情的从渴望到失望，再转而为愤怒的过程为经，以时间的变化线索为纬，交织成一幅“霸主待月”的图景，“由小见大”，烘托出作者的雄谋大志，其势锐不可当。

　　这首词的显著特色，在于铲尽浮词，直抒本色。就语言来说，它语语本色、自然，不着色相，不落言诠，毫无词中惯见的那种文绉绉、酸溜溜的陈腐气，更无充斥词坛的那种绮罗香泽的脂粉气。就格调来说，它豪横骏爽，剑拔弩张，桀骜之气溢于辞表，与旖旎作态、扑朔迷离的所谓传统格调是绝缘的。这一点，在词的下候表现得尤为突出。所以，《艺苑雌黄》说它“俚而实豪”，完颜亮的词，现存四首，大都有这种横空出世的气概。这首词的直抒本色，还表现在它自然地、真实地写出了作者自己的真面目、真性情。清人沈祥龙《论词随笔》说：“古诗云：‘识曲听其真。’真者，性情也。性情不可强，观稼轩词知为豪杰，观白石词知为才人。其真处有自然流出者。词品之高低，当于此辨之。”完颜亮的这首词，也同样是真性情的流露，观其词则知其为强横而进取的霸星。他“为人傈急，多猜忌，残忍任数”，“颇知书，好为诗词，语出辄崛强慭慭，有不为人下之意”。他在为藩王时，就久怀谋位之心，曾有题扇诗曰“大柄若在手，清风满天下”，又有述怀诗曰“等待一朝头角就，撼摇霹雳震山河”，终以利剑弑熙宗完颜亶而自立。得志之后，又蓄谋侵宋。《鹤林玉露》说：柳永《望海潮》咏钱塘之词流播，“金主亮闻之，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他曾使画工图临安（杭州）城邑及吴山、西湖之胜，而于吴山绝顶“貌己之状，策马而立”，并题诗其上，有“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句。这首《鹊桥仙》，均与同格调、同气魄，自然而真实地流露了作者的强横而进取的真形象、真性情。“停杯”、“停歌”云云，已给人以箭在弦上引而待发之感，隐含一股威慑之力；“虬髯”“捻”而至“断”，“星眸”“睁”而至“裂”，其沉雄剽悍的形象性格已和盘托出；“唯恨剑锋不快”，益见其横狠；“一挥”两句，更如骄马弄环，千里之志，一望而知。文学作品，贵真实，贵自然。这在词中却是比较难以做到的，而完颜亮的这首《鹊桥仙》，却能兼而有之，这正是它的艺术生命力之所在。

　　诗人描写祭奠曹操的“盛况”：铜雀台上，歌吹洞天，舞女如云，素白的灵帐，在西风中缓缓飘荡着；曹操的儿子们，供奉先父的亡灵，摆酒设祭，就像曹操活着的时候侍奉他一样。好一个“樽酒若平生”，一种庄严肃穆和隆重热烈的场面，宛然在目。同时，又令人油然想见曹操“平生”把酒临风、横槊赋诗的盖世雄风。然而，生前的气壮山河与死后的隆重庄严，乍看虽颇相仿佛，前后如一，细味却有不胜悲凉之感。逝者如斯，只能“樽酒若平生”了，但反过来说，又不能“樽酒若平生”。一句平白如话的诗，包涵了多重的意蕴，既是描述，又是感慨，留给人们广阔的想象余地。而“郁郁西陵树，讵闻歌吹声”，又与上两句有同工异曲之妙。西陵墓地，树木葱茏；铜雀台上，歌吹沸天——可是，死者长眠地下，不能复闻丝竹之声。这似乎是为铜雀台上的伎妾们设辞，传达她们哀婉的心曲。而从诗人所处的历史地位、历史的角度细加品味，则尤感意蕴丰厚，韵味无穷；时代渺邈，年复一年，魏家天下早已改朝换代，如今已没有人为曹操一月两次，歌舞酒乐，侍奉如常；铜雀故址，西陵墓地，百草丰茂，杂树丛生，而今已不能听到什么歌吹之声。所以，诗人禁不住要为那些无辜的妾伎们悲泣感伤了。芳襟翠袖，徒染悲泣之泪；婉转缠绵，空余伤感之情。连曹操这样的盖世英雄尚且不免“玉座寂寞”的悲哀，更何况那些地位低下、身轻体贱的妾伎们呢。

　　表面上看，诗写铜雀台祭奠的隆重，写西陵墓地的荒芜以及妾伎们的芳襟染泪、婉娈多情，旨意似乎是在感叹曹操的身后寂寞。实际上这是个误会。写曹操的身后寂寞，乃是为写妾伎们的寂寞张本，是一种衬垫，“玉座犹寂寞，况乃妾身轻”，正点出了这一中心题旨。盖世英主尚且不免寂寞身后之事，更何况地位低下、生前就已冷落不堪的妾伎们呢。此诗《乐府诗集》题作《铜雀妓》，也正暗示并证明了诗人题咏的中心对象是妾伎，而不是曹操。由此可见到，诗人已从对铜雀故址的一时一事的凭吊和感伤的圈子中跳了出来，站到了历史的高度，既饱含感情又充满理性，以超然的态度来描写、评判这一历史故事，并进而反思人生。他从大人物的悲哀中，看到了小人物的悲哀；从历史的冷酷中，领略到了现实的冷酷；从死者的寂寞中，感受到了生者的寂寞。因而，这种寂寞身后事的感伤和咏叹，已不仅仅胶着在曹操及其妾伎们身上，而上升为一种人生的感喟和反思。所以，他对“铜雀妓”的题咏，既是执着的，又是超然的，在执着与超然的若即若离之中，诗人既认识、评判了历史和人物，也认识、评判了现实和自己。

　　这是一首怀古诗。怀古诗是以诗的形式发抒诗人对于历史、人物的认识和感受，是对历史故事的一种艺术的评判。所以，诗人往往把自己丰富的思想内蕴和复杂的感情色彩，深深地隐藏、浸润在诗的形象当中，用艺术形象来说话，来作为自己的代言人。谢朓的这首诗，也正具有这样的特点：叙写平白，而蕴含丰富、深刻；辞章短小，却韵味渺远、悠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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