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从“荔枝诗”看东坡先生的岭南心境。

　　苏东坡于宋哲宗绍圣元年被人告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被贬岭南，“不得签书公事”。于是，东坡先生流连风景，体察风物，对岭南产生了深深的热爱之情，连在岭南地区极为平常的荔枝都爱得那样执着。

　　绍圣二年四月十一日，苏轼在惠州第一次吃荔枝，作有《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一诗，对荔枝极尽赞美之能事：“……垂黄缀紫烟雨里，特与荔枝为先驱。海山仙人绛罗襦，红纱中单白玉肤。不须更待妃子笑，风骨自是倾城姝……”自此以后，苏轼还多次在诗文中表现了他对荔枝的喜爱之情。例如，《新年五首》：“荔子几时熟，花头今已繁。”《赠昙秀》：“留师笋蕨不足道，怅望荔枝何时丹。”《〈和陶归园田居六首)引》：“有父老年八十五，指(荔枝)以告余曰：‘及是可食，公能携酒来游乎?’意欣然许之。”《和陶归园田居》其五：“愿同荔枝社，长作鸡黍局。”《食荔枝二首》其二：“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其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二句最为脍炙人口，解诗者多以为东坡先生在此赞美岭南风物，从而抒发对岭南的留恋之情，其实这是东坡先生满腹苦水唱成了甜甜的赞歌。

　　不错，从一些现象上看起来，苏轼在岭南时的心情与初贬黄州时相比，确实显得更加平静，不见了“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的失意与苦闷。《宋史》本传说苏轼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介，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贬为琼州别驾后，居在“非人所居”的地方，“初僦官屋以居，有司犹谓不可。轼遂买地筑室，儋人运甓畚土以助之。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介绍： “东坡先生谪居儋耳，置家罗浮之下……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东坡在岭南时，除了关心自然风光和民情风俗以外，还与出家人交往频繁，诗文中就留有很多与僧人唱和的作品。这一定程度上确实表现了避世意识。

　　我们实在无法相信苏东坡这样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仁人志士会避世遁俗。有一件事实很能说明这个有趣的问题。

　　晚年的苏东坡似乎很喜欢陶渊明，不厌其烦地和陶渊明的诗，并把和陶的诗专门编为一集。苏东坡和陶渊明诗以居岭南时为最多。从绍圣二年正月在惠州贬所到元符三年八月迁舒州团练副使，徙永州安置，在短短的五年零八个月里，和陶诗凡四十四次一百余首。东坡先生还自述其和陶用意：“平生出仕以犯世患，此所以深愧渊明，欲以晚节师范其万一也。” (见苏辙《东坡先生和陶诗引》)这仿佛在告世人：苏东坡从此绝意仕途，欲效陶渊明归隐园田，长作岭南人了。

　　有意思的是，东坡先生那位心迹相通的老弟却对东坡自述的和陶诗用意提出了疑问，他在《东坡先生和陶诗引》一文中说：“嗟乎，渊明不肯为五斗米一束带见乡里小儿。而子瞻出仕三十余年，为狱吏所折困，终不能悛，以陷大难，乃欲以桑榆之末景，自托于渊明，其谁肯信之!”清人纪昀也以为苏轼“敛才就陶，亦时时自露本色”。

　　苏辙不信其兄会真心归隐，几百年后纪昀的看法也一样。他们的看法可以在苏东坡和陶诗中可以得到印证。《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十一曰：“诏书宽积欠，父老颜色好。再拜贺吾君，获此不贪宝。”其十八曰：“芜城阅兴废，雷塘几开塞。明年起华堂，置酒吊亡国。”其二十曰：“当时刘项罢，四海疮痍新。三杯洗战国，一斗消强秦。”《和陶咏三良》有：“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君为社稷死，我则同其归。”这都可以看出苏轼恬淡的外表掩饰不了牵挂国运民生的忧患情怀。

　　这种忧患情怀在《荔枝叹》一诗中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他首先借汉唐故实抨击统治阶级只顾自己享乐而不关民生疾苦的丑恶本质：“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千年以后，我们尤可想见苏学士老泪纵横，祈求上苍：“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苏东坡因仕途坎坷曾经想避世遁俗，又因恋恋不忘国运民生终于没能做到归隐山林。在岭南时，东坡先生的内心正处于这种出世与入世两难的心境之中。“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正是这种两难心境的形象描述。

雨晴烟晚。绿水新池满。双燕飞来垂柳院，小阁画帘高卷。
黄昏独倚朱阑。西南新月眉弯。砌下落花风起，罗衣特地春寒。

　　这首词中写“双燕”、“垂柳”、“落花”，这些都是暮春时节的特有风物。还写有“雨晴烟晚”。“新月眉弯”，这些都是傍晚的景象。旧以农历三月为暮春，并称每月初三的新月为“蛾眉月”，据此则词中所写的应是三月初三左右的暮春晚景。但这首词绝对不是单纯写景制作，它通过暮春晚景的描写，以表现闺中人的淡恨轻愁。

　　“雨晴烟晚。绿水新池满。”这首词开头两句是说，雨后初晴，傍晚淡烟弥漫，碧绿的春水涨满新池。

　　春天傍晚，雨后转晴，天空中夕阳返照，烟霭升腾，园林中绿水涨池，波光潋滟。这些都是闺中人在小阁看到的远景，写来层次清楚，色彩鲜明，突出的表现了春雨过后傍晚时分特有的景象。这两句词所表现出来的思想感情，是人人都有的对生意盎然的春天景象的热爱，还看不出具有闺中少妇特征的主观感受。

　　“双燕飞来垂柳院，小阁画帘高卷。”这两句是说，双燕飞回柳树低垂的庭院，小小的阁楼里画帘高高卷起。

　　这两句把少妇的感情色彩表现得十分强烈。双燕归巢是傍晚时刻常见的景象，而“小阁画帘高卷”一语，却含蓄的表现了主人公对双燕归来的过分殷勤。这一动作的心理暗示在于：让燕子快快归巢，双栖画栋吧。闺中少妇把自己在暮春傍晚的时候所特有的感情和情怀，都融化到这无声的高卷画帘的行动里。这两句所写的景物是由远而近，通过“双燕飞来”的进程，与“画帘高卷”的行动以表现她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活动。是虚则实之的艺术手法。

　　“黄昏独倚朱阑。西南新月眉弯。”这两句是说，黄昏时独自倚着朱栏，西南天空挂着一弯如眉的新月。

　　过片“黄昏独倚朱阑”一句，是承接“小阁画帘高卷”意脉的。从时间推移上由傍晚写到黄昏，说明她“独倚”的时间是很久的。从情怀寄托上明白写出了闺中少妇的“独倚”，表现了黄昏后的寂寞空虚的心境。这与上片“双燕飞来垂柳院”形成鲜明对照，揭示了此词的“燕归人不归”的怀人主旨。“西南新月眉弯”，是少妇凄凉冷落的“独倚朱阑”时所见到的夜空景象，它和傍晚时期所见到的“雨晴烟晚，绿水新池满”那种生机勃勃的热烈场面前后异趣。在碧海青天之下“独倚朱阑”的少妇，面对高挂在西南夜空的一弯新月，给与她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这种望月怀人的心理，是闺中少妇面对此景极有可能的思想感情。

　　“砌下落花风起，罗衣特地春寒。”末两句是说，台阶上的落花随风飞舞，罗衣显得格外寒冷。

　　“落花风”，是暮春季节所特有的事物，闺中人对此十分敏感。末两句不能简单的看作是客观风寒刺激的反应，而是她主观意志的真实流露。时值暮春，春事将尽，绿肥红瘦。她意识到“落花风”吹落了大地的春花，也将吹落她的年华。不免产生红颜易老的感慨。但这种感慨作者写得极为含蓄，用风振罗衣而芳心自警的细节表现出来，言有尽而意无穷，艺术手法是极为高超的。

　　这首词写的是传统题材，但我们在诵读时仍觉得清丽可喜，韵味无穷，这不得不叹服作者在构思上的独具匠心和遣词造句上的功力了。

参考资料：

　　昭君即王昭君，是汉元帝时宫女。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时，汉元帝将昭君嫁给了单于。昭君出嫁匈奴的故事引起后人的无限感慨，屡有歌咏其命运的诗歌。至沈约时，昭君出塞已经成了诗歌中的传统题材了，所以阴诗就题材与表达的内容情感而言并无多少新鲜之处，但在剪裁与刻画技巧方面颇具匠心，仍显出与众不同之处。作者写昭君诗却不把注意力放在昭君出塞前后的一系列具体事件的叙述上，对于昭君出塞的缘由、过程以及出嫁匈奴后的生活和最终结局并不涉及，而是着重描写她离开汉宫前往匈奴途中的所见所感，从这样的角度写，更显得集中、精致。

　　诗从昭君辞别故国、北上与匈奴成亲写起。“披香殿”是汉代后宫殿名，“汾阴河”似指汾水，在今山西省境内。昭君北上时是否渡过汾水难以确知，作者阴处用“汾阴河”与前句中的“披香殿”对举，意在暗示昭君已远离中原故土，进入北方边远之地，地域的转换表示行程渐远，风物已变，全诗描写的离愁别恨也从阴引出。接着的四句，便转入对昭君痛苦情状的描绘。“于兹”二句说离宫北上，渡过汾水，离匈奴渐近了，不由得黯然魂逝，自阴双眉紧锁，愁苦满怀。“沾妆”二句是对昭君忧伤容貌的描绘，沾在粉妆上的泪珠犹如浓重的露水，泪水环绕眼睑状似流波。大多数齐梁诗人有这么一种倾向，即描写刻画精致细腻，不厌其详，以阴显示自己在这方面的才能。沈约这四句诗便是如阴，然而这类精细的刻画有时也会因过于繁复而使诗歌显得板滞堆砌，缺乏生动流转之美，沈约这四句诗虽然工丽，但语义已略嫌重复，好在并未继续铺陈下去，故未使诗歌风格平弱、结构臃肿。

　　“日见”句起四句诗写了沿途的景象。随着行程日远，大漠中奔沙时起，随风飘转的蓬草也随之增多。塞外凛冽的寒风，不仅侵透了身上的绮罗，而且刺入肌骨。四句诗展现了大漠苍凉萧瑟的景象，奔沙、胡风的肆虐，使人倍觉长途跋涉的艰辛，飘转迁移的蓬草，更衬出昭君远离故土、飘零异域的无限哀怨。作者阴处用“日见”、“稍觉”，将由汉入胡时沿途所见景物的渐变及其对人物心理的影响刻画得很委婉细致，奔沙、转蓬等也很好地烘托了气氛。

　　行行日已远，触目又皆是与故国迥异的景象，昭君更思念故国了。“衔涕”二句写她含泪南望，然而关山阻隔，故国杳渺，心中的哀怨之情更难以抑制，这里用一“试”字，颇为传神，既写出昭君频频回首引领眺望的神情，又显示了关山无极，南望非易，从而愁绪愈浓。“始作”二句写她试图用音乐排遣胸中的怨情，然而终于不能。据说汉武帝时，将公主嫁给乌孙王昆莫。“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送昭君时大约也如阴，故沈约诗中有阴二句。“阳春”、“苦寒”均为乐曲名，“阳春”原是楚国的古曲，阴处泛指欢乐的曲子，“苦寒歌”即汉乐府《苦寒行》，这里泛指辞调哀苦的乐曲。“阳春曲”与“苦寒歌”相对，且分别用“始”、“终”二字，别有深意，实际上这两句还以乐曲为象征，总括了昭君初始入选宫中，最终事与愿违，未承恩宠而出嫁匈奴的悲剧性的一生，揭示了昭君命运的蹇踬。最后二句言南归无望，日后唯有每月十五日的夜晚，明月又圆之时，聊以望月来寄托思乡之情。这里的“暂”字用得也极讲究，思乡之情无以排遣，只得寄托于夜空中团圆的明月，这本已是无可奈何中仅存的一丝慰藉，然而这明月却并非夜夜都圆，则阴情之最终不可排遣也就不难体会了。末二句委婉含蓄，富于思致，所谓“含不尽之意于言外”。

　　阴诗除了剪裁上颇有特色，字句的锻炼也极工巧外，还有一个特点不容忽视，即讲究声律。沈约是永明体诗歌的代表，他主张在诗歌中运用声律法则，因阴，阴诗有半数诗句为律句，尤其是第三、四、五、六句，就每一联而言，已合于律诗的平仄要求了，只是联与联之间尚未考虑粘接。有意识地追求声律协调是齐梁诗坛上出现的新气象，沈约在这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为后来唐代律诗的形成作出了贡献，阴诗便是他声律理论在创作中运用得较为成功的一例，因阴，欣赏阴诗，不能不注意到这点。

参考资料：

　　刘熙载在《艺概》中称温庭筠词“精妙绝伦，然类不出乎绮怨。”这首《菩萨蛮》写的就是一个独处闺中的女子春昼睡起后的生活情态。上阕纯写时节景物，勾画出一幅典型的暮春景象；下阕描写在这种环境薰染下女主人公的百无聊赖的心情。

　　上阕纯写时节景物。

　　作者寥寥几笔就勾画出一幅典型的暮春景象，而于其略露人情。“愁闻一霎清明雨”一句是上阕的关键，说“闻”即有人在，而且是“愁闻”，更透露出人情。前后三句的景物，都是“愁闻”的人感受到的。从下阕首句看，其人闻雨是在床榻上，并是被雨惊醒的，闻雨而愁，是下意识的惜春之情的流露。首句先从景物表明时节。柳絮飞于春暮时。“轻絮”前用一“堆”字形容花絮落积之厚，在杨柳树多的地方即有这种景象。次句明言节候。“一霎”的雨是阵雨，下面两句即是阵雨后的景象。

　　“雨后”二句写暮春阵雨后的光景：雨余气清，斜阳照射，落花犹香，一切作用于人的各种感官，总的给人以凄艳的感觉。“却”字为倒转之意，雨与阳光乃是相反的气象，而“雨后”即出现“斜阳”，故用一“却”字表示感觉的特异，亦有助于对整个境象的新鲜之感。雨停下来了，天空中出现斜阳，只见那零落的杏花，依旧散着芳香。但落花之香给予人的并不是美的享受，而是心灵上的刺激，只能加重伤春情绪。

　　下阕描写主人公的情态，在这种环境薰染下的百无聊赖的心情。

　　“无言”二句为午睡初起的表情。“无言”二字可见主人公冷寂的心情，也可看出她是独处香闺的。“匀睡脸”则是由冷寂心情产生的懒散容态，只是略匀面脂而未着意梳妆。

　　“枕上”句是对睡处的回顾，只淡淡地把屏、枕物象略提一下，暗露主人公从起身后离开屏枕时感到的空虚心情，也是产生“无言”句那种表情的环境气氛，因为在这样的处境中，人自然地要懒洋洋的了。“屏山”是床畔的掩蔽物，即屏风。这里只提“枕上屏山掩”，因起身后枕上空虚，最是关情。

　　末二句以主人公之黄昏无聊，觉光景人情，一片黯然。“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朱淑真《生查子》），黄昏时候人世间有多少浪漫故事发生。她也是人，也有爱情婚姻的要求，她的那颗心再也无法平静下来，便无聊地起身依门张望。至于是望谁，能否达到目的，词中没有说，留下了悬念。此词上阕所布设的时节景物，如堆絮、落花、愁雨、斜阳，与下阕描写人的活动如无言匀脸、无聊倚门，情境同此索寞，互为表里，可见匠心。

　　李白著名诗篇《玉阶怨》，也是写富女秋怨的。两者结合读，更能体会个中滋味。

参考资料：

　　这首诗前两句将黄河的浊浪排天，以天上盼银河倒泻陪衬，极力描写它的险恶；后两句说人情的险恶更有甚于黄河浊浪，所以不应说黄河是畏途。这首诗运用反衬的手法极写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十分深刻，含感时伤世之情，发穷愁孤愤之音，诗格老成，笔力劲健。

　　前两句说人们一旦来到那一泻千里、气势磅礴的黄河岸边时，就不免被它那“倒泻银河”的神秘传说吓住。对这种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人，诗人是非常蔑视的。自然，横渡黄河是有一定危险的，但也只不过是承受“须臾”的“掀天浊浪”而已。在永恒的时间和空同里，人的生命也正如激流险峰中的一叶小舟：当生活的巨浪铺天盖地砸下来时，没人能够事先预见，也没人能知道这灾难会延续到何时。宋琬曾是位少有方名的诗人，早年便高中进士，为官时也颇多惠政，深得人民爱戴。却不想被人诬陷，以至于“立逮下狱”，“并系妻子”，在拘囚的三年中，又险遭不测之祸。这就难怪他会借“渡黄河”之题，发出“人间更有风涛险”的沉重叹息了。

　　后两句写黄河汹涌奔腾，古人不知其发源地，认为是天上的银河倒翻下来的，故有“黄河之水天上来”之说。它有掀天的浪涛，但是要渡过去也用不了多长时间，惊涛骇浪的风险很短暂，一般都能渡过。真正的风险却是在人间。一般人在险恶的人间，习惯了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豺狼横行、暗无天日、伤天害理、良心灭绝的生活，还不曾觉察到它的险恶，反而说黄河的险风恶浪才是最可怕的，不敢渡过。

　　宋琬认为诗人处穷困之境，心怀“幽忧”之情，自易“悲歌慷慨”。（《董阆石诗序》）黄河本是自然界之险途，但无论其“倒泻银河”也好，“掀天浊浪”也罢，在诗人眼中，与人生道路之充满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相比，都微不足道。诗人以反衬的手法极写其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十分深刻，含感时伤世之情，发穷愁孤愤之音，诗格老成，笔力劲健，可见其诗风之一个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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