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这是一首赞美西湖美景的诗。此诗不是描写西湖的一处之景、一时之景，而是对西湖美景的全面描写概括品评，尤其是后二句，被认为是对西湖的恰当评语。作者畅游西湖，从早到晚，一边欣赏美丽的湖光山色，一边饮酒构思，意笃八极，神游万仞。于是乎写就了这首传诵一时的佳作。

　　诗的前两句既写了西湖的水光山色，也写了西湖的晴雨时的不同景色。“水光潋滟晴方好”描写西湖晴天的水光：在灿烂的阳光照耀下，西湖水波荡漾，波光闪闪，十分美丽。

　　“山色空濛雨亦奇”描写雨天的山色：在雨幕笼罩下，西湖周围的群山，迷迷茫茫，若有若无，非常奇妙。从第一首诗可知，这一天诗人陪着客人在西湖游宴终日，早晨阳光明艳，后来转阴，入暮后下起雨来。而在善于领略自然并对西湖有深厚感情的诗人眼中，无论是水是山，或晴或雨，都是美好奇妙的。从“晴方好”“雨亦奇”这一赞评，可以想见在不同天气下的湖山胜景，也可想见诗人即景挥毫时的兴会及其洒脱的性格、开阔的胸怀。上半首写的景是交换、对应之景，情是广泛、豪宕之情，情景交融，句间情景相对，西湖之美概写无余，诗人苏轼之情表现无遗。

　　诗的后两句进一步运用他的写气图貌之笔来描绘湖山的晴光雨色，而是遗貌取神，只用一个既空灵又贴切的妙喻就传出了湖山的神韵。苏轼用了比喻的修辞手法，把西湖之美与西施之美相比，当然无可非议。但，我们知道，历史上还有不少女子，其美与西施相比，恐怕也差不了多少。可苏轼为什么偏偏要选西施来比西湖呢？我想是不是有两个原因：一是西施的家乡在浙江，而且离西湖不远；二是西施和西湖，都有个“西”字，这真是个天作之合。至于称西施为西子，恐怕不仅是为了尊重，还与平仄有关系(第三句最后一个字要求仄声字，而“施”是平声字)。现在，西湖也叫西子湖，就是源于苏轼这首诗。对这个比喻，存在有两种相反的解说：一说认为诗人“是以晴天的西湖比淡妆的西子，以雨天的西湖比浓妆的西子”；一说认为诗人是“以晴天比浓妆，雨天比淡妆”。两说都各有所见，各有所据。但就才情横溢的诗人而言，这是妙手偶得的取神之喻，诗思偶到的神来之笔，只是一时心与景会，从西湖的美景联想到作为美的化身的西子，从西湖的“晴方好”“雨亦奇”，想象西子应也是“淡妆浓抹总相宜”，当其设喻之际、下笔之时，恐怕未必拘泥于晴与雨二者，何者指浓妆，何者指淡妆。欣赏这首诗时，如果一定要使浓妆、淡妆分属晴、雨，可能反而有损于比喻的完整性、诗思的空灵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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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首怀古曲高度赞美王昭君和西施。虽然她们都是被统治阶级所利用的人物，但在客观上却对民族的和好和祖国的安全作出了极大的贡献。“月为苍生计”、“千古光辉”，是极有见地的评价。结尾说“战马空肥”又深刻讽刺了封建统治者的昏庸无能。

　　小令开首两句，以十分简洁、形象的语言点出了环境和事件。写塞外旅骑，壮豪中颇多凄凉意味；写灵岩歌舞，清冷间不乏妩媚之处。细细品味，使人如身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读者的视听感官似乎全被调动起来，深深为句中的意象所感动。第二层中间五句，前两句问月为苍生着想，以救天下为己任的“红妆”、“妖娆”能有几人，后三句答引出昭君和番、西施入吴的故事。昭君和西施的事迹妇孺皆知，将两人事迹同时容纳在舞狮子的短短作品中，可见诗人构思文气之奇兀了。作者先用“红妆”言装束之盛，继用“妖娆”描体态之媚，再用“蛾眉”赞容貌之丽，最后才点出昭君和西子的名字和她们的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壮举，并冠以“千古光辉”二字，至此，昭君和西子，既是绝世佳人，又是巾帼英雄的形象才完美地突现在读者面前。有夺目之艳丽，有凛然之浩气，形象之完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地。第三层，最后一句“战马空肥”，是整首小令的点睛之笔，是对怯懦无能的封建统治者的猛烈抨击，是对饱食终日，只会“山呼万岁，舞蹈扬尘，道那声诚惶诚恐”，而一旦国难当头却夭夭逃之的文臣武将们的尖刻嘲讽。“战马空肥”，封建帝王和那文臣武将，国祸临门，都是不仅不思报国，反而“央及煞娘娘”，求助于裙钗，实在是昏庸已极，无能已极。“战马空肥”，一字千钧，揭开了封建社会痈疽之所在，表现了作者无比的愤慨。

　　五十字的小令，有挚着的赞美，有无情的鞭笞，倾注了诗人全部的爱和憎。虽曰怀古，焉能无有讽讥现实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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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白诗名之盛，在中国古今堪称第一。这是因他情志高妙清逸，浑然天成，不假雕琢，平生又好作方外奇思，不是平常人呕心沥血可成。而这一首诗，看似平淡，但画面隽永，情境交融，了无点尘。

　　“东林送客处，月出白猿啼。”李白在庐山，以“谪仙人”的身分漫游，所到之处，无不盛情接待。这是他在庐山东林寺盘桓数日后，在“月出白猿啼”之时辞僧下山，可谓潇洒之极。

　　“笑别庐山远，何烦过虎溪。”东晋高僧慧远法师是庐山佛教道场的奠基人，在他之后，庐山佛教长盛不衰。慧远深通经论，兼习儒术，戒律精严，发誓一生脚迹不越庐山虎溪，以杜绝世间尘埃。慧远又是净土宗的始祖，在中国佛教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李白这里把为他送行的僧人全都笑呼为“远上人”，在送行之时，可不要坏了规矩，越过“虎溪”这一条禁戒线。

　　曲江的兴废，和唐王朝的盛衰密切相关。杜甫在《哀江头》中曾借曲江今昔抒写国家残破的伤痛。面对经历了另一场“天荒地变”──甘露之变后荒凉满目的曲江，李商隐心中自不免产生和杜甫类似的感慨。杜甫的《哀江头》，可能对他这首诗的构思有过启发，只是他的感慨已经寓有特定的现实内容，带上了更浓重的悲凉的时代色彩。

　　一开始就着意渲染曲江的荒凉景象。这里所蕴含的并不是吊古伤今的历史感慨，而是深沉的现实政治感喟。“平时翠辇过”，指的是事变前文宗车驾出游曲江的情景：“子夜鬼悲歌”，则是事变后曲江的景象，这景象，荒凉中显出凄厉，正暗示出刚过去不久的那场“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残酷事变。在诗人的感受中，这场大事变仿佛划分了两个时代：“平时翠辇过”的景象已经成为极望而不可再见的遥远的过去，眼前面对的就是这样一幅黑暗、萧森而带有恐怖气氛的现实图景。“望断”、“空闻”，从正反两个方面暗寓了一场“天荒地变”。

　　三、四承“望断”句，说先前乘金舆陪同皇帝游赏的美丽宫妃已不再来，只有曲江流水依然在寂静中流向玉殿旁的御沟（曲江与御沟相通）。“不返”、“犹分”的鲜明对照中，显现出一幅荒凉冷寂的曲江图景，蕴含着无限沧桑今昔之感。文宗修缮曲江亭馆，游赏下苑胜景，本想恢复升平故事。甘露事变一起，受制家奴，形同幽囚，翠辇金舆，遂绝迹于曲江。这里，正寓有升平不返的深沉感慨。下两联的“荆棘铜驼”之悲和“伤春”之感都从此生出。

　　第五句承“空闻”句。这里用西晋陆机“华亭鹤唳”典故，用以暗示甘露事变期间大批朝臣惨遭宦官杀戮的情事，回应次句“鬼悲歌”。第六句承“望断”句与颔联。这里用西晋索靖“泣铜驼”典故，借以抒写对唐王朝国运将倾的忧虑。这两个典故都用得非常精切，不仅使不便明言的情事得到既微而显的表达，而且加强了全诗的悲剧气氛。两句似断实连，隐含着因果联系。

　　末联是全篇结穴。在诗人看来，“流血千门，僵尸万计”的这场天荒地变──甘露之变尽管令人心摧，但更令人伤痛的却是国家所面临的衰颓没落的命运。痛定思痛之际，诗人没有把目光局限在甘露之变这一事件本身，而是更深入地去思索事件的前因后果，敏锐的觉察到这一历史的链条所显示的历史趋势。这正是此篇思想内容比一般的单纯抒写时事的诗深刻的地方，也是它的风格特别深沉凝重的原因。

　　这首诗在构思方面有一个显著的特点：既借曲江今昔暗寓时事，又通过对时事的感受抒写“伤春”之情。就全篇来说，“天荒地变”之悲并非主体，“伤春”才是真正的中心。尽管诗中正面写“伤春”的只有两句（六、八两句），但实际上前面的所有描写都直接间接地围绕着这个中心，都透露出一种浓重的“伤春”气氛，所以末句点明题旨，仍显得水到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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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的上阕写景，词人营造出一种凄凉、哀婉的气氛，借以烘托自己内心的悲哀和冷寂。“碧幕霞绡一缕红。”日近西山，夜幕即将降临，轻绡一样的彩云穿透蓝色的天空，投下一缕红色的霞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样美丽的景色不禁让人心生哀愁、留恋。

　　“槐枝啼宿鸟，冷烟浓。”残霞渐渐消散，暮色苍茫，夜里投宿在槐树枝头上的鸟儿啼叫着。暮色中本就冷烟浓密，鸟儿的啼叫声更增添几分凄凉。“冷”字不仅指秋天薄暮时天气微冷，还表达出词人心中的冷寂和愁绪。

　　作者怀着满腹愁绪倚在画阑之东，看月亮缓缓升起。黄昏的月光凄迷朦陇，远处的笛声穿透碧云风传来。一个“愁”字写出词人的满腹惆怅。黄昏时分，月儿初升，薄暮还未消散，月光透过云层照向大地，凄冷、模糊。“黄昏月，一笛碧云风”描绘出一幅凄凉、寂静的图画。南朝诗人江淹有“日暮碧云合，佳人殊未来”的诗句，所以“碧云风”应暗含有“佳人”之意，只是这里的“佳人”是词人政治上的知己。

　　下阕开始抒情，词人心中的忠愤之气仿佛呼之欲出。当年作者多次向宋孝宗上书均无果。虽然一片忠心如石沉大海，但是陈亮的救国雄心却并没有随之湮灭，他依然怀着一腔赤诚，希望为复国大计做一番事业。

　　“梦魂飞不到，楚王宫。”此处作者以屈原自比。当年楚怀王听不进忠臣屈原的进言，放逐屈原，如今的宋孝宗一如当时的楚怀王，无视贤良，重用奸佞之臣。尽管如此，词人还是想去见他，想向他款款陈情，再进忠言。可是梦魂怎么能穿越千里，到达他的身边。

　　“翠绡和泪暗偷封。江南阔，无处觅征鸿。”据《丽情集》记载，唐代御史裴质曾与成都官伎灼灼感情甚笃。后来，裴质被召回朝中之后，灼灼用软绡收集了自己的眼泪寄给他。此处词人自喻为灼灼，想用翠绿色的软绡收集自己的眼泪，寄给皇帝，以让他知晓自己的一片赤诚忠心，却不知道应该差谁去寄。

　　江南大地虽然非常辽阔，但是作者却无法找到一只可以寄书的鸿雁。鸿雁传书是一个典故，据《汉书·苏武传》记载，汉朝使臣为了诈骗匈奴单于，告诉他汉廷知道苏武还活着，因为他曾让大雁带回过书信。此处词人说找不到可以寄书的鸿雁，实际上是慨叹无人能将他的一腔忠心和北伐之志告诉皇帝。

　　朝廷苟安江左，满怀爱国之志的陈亮却元用武之地。在他写给吕祖谦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每念及此，或推案大呼，或悲泪填臆，或发上冲冠，或拊掌大笑。”其内心的抑郁不平，溢于言表。这首词多处用典，作者借助典故说出了自己内心深处不能直说的情感。

　　全词以美人相思自喻，表达作者对孝宗的一片忠忱。他格外希望孝宗能成为恢复中原、统一神州的中兴之主，可是“往事已成空”，朝廷苟安自保，忠言不被采纳，作者和泪陈词，但君门九重，朝臣梗阻，因而无法传到深宫。永康距临安非遥，词中屡言梦魂不到，江南水阔，征鸿难觅，在于表明作为一介布衣的爱国志士，与朝廷之间隔着多少无形的障碍，要实现报国之志，还有很遥远的路要走。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外患频仍，皇帝昏庸，“文死谏，武死战”，留下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也铸就中华民族爱国主义传统精神，难能可贵的是：陈亮既不是文臣，又不是武将，不过一介布衣，一个小小老百姓，多次向皇帝上书，不被采纳，依然初衷不改，在词章里表达那种输肝沥胆的血泪忠诚和忧患意识，就连南宋朝廷的衮衮诸公也无几个人能做到，无怪作为词坛领袖兼封疆大吏的辛弃疾也对他钦佩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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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544年（鲁襄公二十九年），吴国派公子札访问鲁国，《左传》对经过情形有详细记载。当时的吴王馀祭是公子札的二哥。吴国在公子札的父亲寿梦就位时（前585年）就已称王。但中原诸国还是视吴国为蛮夷之邦，《春秋》记事称之为“吴子”，“子”的爵位在公、侯、伯之下，所以实际上是贬称。而《公羊传》出于“诸夏”的民族偏见和地域偏见，甚至否认吴国“有君、有大夫”，对《春秋》记事用语理解为抬高了吴国的地位。

　　这篇文章是《春秋公羊传》解释《春秋》为什么用“吴子”肯定吴国“有君”，用“聘”肯定吴国“有大夫”的。全文层层设问，步步深入，以事实说明公子札的贤、仁、深明大义，正是他使吴国在诸夏心目中的地位得到了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