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出以知入，观往以知来

　　词人亲眼看到金人南侵，君主被掳，在国家和民族的危机中，写下了这首忠愤填膺的词，其凄凉怨慕之音，缠绵悱恻之感，溢于字里行间，是思想性和艺术性高度统一的作品。

　　全词不言国破君掳，巢复卵毁，而言宫柳依依，楼殿寂寂，一种物是人非的今昔之感，跃然纸上。“春昼长”一语，把客观的景物描写，转向主观的心理感受，是景为情使，情因景生，抒情和写景在这里得到了和谐的统一。富丽堂皇的景物后面，蕴藏着深深的隐痛。接着词人把笔锋一转：“燕子归来依旧忙”，燕子是无情之物，它哪里知道楼殿依旧，而主人已换，仍然忙着衔泥，在旧梁上筑起新巢，俨然有“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之感。最后“忆君王，月破黄昏人断肠”点明题旨，怀念故君。结句真味无穷，辞意高绝，一个芳馨悱恻的艺术形象，生动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因为它是从题前着笔，题外摄神，只用了一个“破”字，便把从清晨忆到黄昏，又从黄昏忆到月上柳梢，都沉浸在如痴如呆的回忆中。昔日的宫柳凝绿，今朝的淡月黄昏；昔日的笙歌彻旦，今朝的楼殿无人，在在是强烈的对比，在在是伤心的回忆，不言相忆之久，而时间之长自见；不言相忆之深，而惓顾之意甚明。“月破黄昏”是写景；“人断肠”是抒情，把写景和抒情统一在一个完整的句子里，而景物在感情的丝缕中织得更加光彩夺目，感情在景物的烘托中更加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首词抒发深沉的感慨，不着一句实语，而是把山河破碎、君王被虏的残酷现实写进了宫柳依依、楼殿寂寂中．以物事人非的沧桑变换把往事堪哀的失国之痛表达得真切动人。

参考资料：

　　我思古人，伊郑之侨。以礼相国，人未安其教；游于乡之校，众口嚣嚣。或谓子产：“毁乡校则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岂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维善维否，我于此视。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聋，邦其倾矣。”既乡校不毁，而郑国以理。

　　在周之兴，养老乞言；及其已衰，谤者使监。成败之迹，昭哉可观。

　　维是子产，执政之式。维其不遇，化止一国。诚率此道，相天下君；交畅旁达，施及无垠，於虖！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众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众）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众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裳裳者华，其叶湑兮。我觏之子，我心写兮。我心写兮，是以有誉处兮。

裳裳者华，芸其黄矣。我觏之子，维其有章矣。维其有章矣，是以有庆矣。

裳裳者华，或黄或白。我觏之子，乘其四骆。乘其四骆，六辔沃若。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维其有之，是以似之。

　　全诗共四章，每章六句。诗前三章是结构相似的重调，每章的前两句写花起兴，从“其叶湑兮”到“芸其黄矣”再到“或黄或白”，将花繁叶茂的盛景充分地表露出来，也由此烘托出抒情主人公心中的无比欢娱。

　　在首章，诗人并没有详写“我”所遇的“之子”的具体模样，而只写了自己的主观心理感受“我心写兮”，“是以有誉处兮”，心中烦忧尽泻，充满欢乐。为了说明“之子”使得“我”如此欢悦的原因，此诗第二章给“之子”一个特写镜头，这个镜头没有对准他的面部，也没有对准他的眼睛，而是对准其服饰：“维其有章矣。”这样的叙述中渗透着赞美之情，因为服饰之美在先秦时期是身份和地位的外在表现。至此，诗人仍觉不足，又将目光转向全景，在第三章写“之子”的车马之盛，“乘其四骆，六辔沃若”，十足风光，十分气派。如此一层一层推进，在形象的跳跃式叙述中显示出欢快的激情。

　　诗若就此打住，便显得情感过于浅直，而且缺少了雅诗中应有的那份平和与理性，于是诗第四章从节奏和用韵两方面都变得舒缓起来，“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从左右两方面写君子无所不宜的品性和才能，有了这方面的歌唱，使得前面三章的赞美有了理性依据。“维其有之，是以似之”，两句总括全篇，赞美君子表里如一、德容兼美的风貌，以平和安详作结。

　　整首诗以花起兴，赞颂人物之美，节奏变化有致，结构收束得当，读来兴味盎然，且无阿谀之感，确是一首轻松欢快又不失稳当的雅诗。

参考资料：

　　李白诗名之盛，在中国古今堪称第一。这是因他情志高妙清逸，浑然天成，不假雕琢，平生又好作方外奇思，不是平常人呕心沥血可成。而这一首诗，看似平淡，但画面隽永，情境交融，了无点尘。

　　“东林送客处，月出白猿啼。”李白在庐山，以“谪仙人”的身分漫游，所到之处，无不盛情接待。这是他在庐山东林寺盘桓数日后，在“月出白猿啼”之时辞僧下山，可谓潇洒之极。

　　“笑别庐山远，何烦过虎溪。”东晋高僧慧远法师是庐山佛教道场的奠基人，在他之后，庐山佛教长盛不衰。慧远深通经论，兼习儒术，戒律精严，发誓一生脚迹不越庐山虎溪，以杜绝世间尘埃。慧远又是净土宗的始祖，在中国佛教中享有崇高的威望。李白这里把为他送行的僧人全都笑呼为“远上人”，在送行之时，可不要坏了规矩，越过“虎溪”这一条禁戒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