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夜洞庭圆月

　　这是五首中的第一首。组诗开首咏怀的是诗人庾信，这是因为作者对庾信的诗赋推崇备至，极为倾倒。他曾经说：“清新庾开府”，“庾信文章老更成“。另一方面，当时他即将有江陵之行，情况与庾信漂泊有相通之处。

　　首联是杜甫自安史之乱以来全部生活的概括。安史乱后，杜甫由长安逃难至鄜州，欲往灵武，又被俘至长安，复由长安窜归凤翔，至鄜州探视家小，长安克复后，贬官华州，旋弃官，客秦州，经同谷入蜀，故曰“支离东北风尘际”。当时战争激烈，故曰风尘际。入蜀后，先后居留成都约五年，流寓梓州阆州一年，严武死后，由成都至云安，今又由云安来夔州，故曰“漂泊西南天地间”。只叙事实，感慨自深。

　　颔联承上漂流西南，点明所在之地。这里风情殊异，房屋依山而建，层层高耸，似乎把日月都遮蔽了。山区百姓大多是古时五溪蛮的后裔，他们身穿带尾形的五色衣服同云彩和山峦一起共居同住。

　　颈联追究支离漂泊的起因。这两句是双管齐下，因为在咏怀之中兼含咏史之意，它既是自己咏怀，又是代古人——庾信——咏怀。本来，禄山之叛唐，即有似于侯景之叛梁，杜甫遭禄山之乱，而庾信亦值侯景之乱；杜甫支离漂泊，感时念乱，而庾信亦被留北朝，作《哀江南赋》，因身份颇相类，故不无“同病相怜”之感。正由于是双管齐下，所以这两句不只是承上文，同时也起下文。

　　尾联承接上联，说庾信长期羁留北朝，常有萧条凄凉之感，到了暮年一改诗风，由原来的绮靡变为沉郁苍劲，常发乡关之思，其忧愤之情感动“江关”，为人们所称赞。

　　全诗从安史之乱写起，写自己漂泊入蜀居无定处。接写流落三峡、五溪，与夷人共处。再写安禄山狡猾反复，正如梁朝的侯景；自己飘泊异地，欲归不得，恰似当年的庾信。最后写庾信晚年《哀江南赋》极为凄凉悲壮，暗寓自己的乡国之思。全诗写景写情，均属亲身体验，深切真挚，议论精当，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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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诗从开元乐写起，引出了唐王朝由胜转衰、安史之祸的缘由，从一个侧面揭露了战祸连年造成的悲惨现状。全诗以不见行踪的“悲愤”二字为宗，勾连各句，将跳跃幅度极大的四联诗融为一有机整体，表现出较为深厚的艺术功力。

　　首联“莫奏开元旧乐章，乐中歌曲断人肠。”的句意：不要再奏响那些霓裳羽衣舞和秦王破阵舞曲（虽然出现在李世民时代，但是开元时期仍在演绎），那是过去《忆昔》的回忆，想到这些，那辉煌的时代，对比此时兵荒马乱，“路有冻死骨”的惨景，真是悲从心起。

　　颔联“邠王玉笛三更咽，虢国金车十里香。”写两处场景的不同比较，王室后孙却遭遇软禁，生不如死，在三更尚不能眠，笛声哽咽，催人泪下，而那单单一个虢国夫人的车马，就是贴金镶钻，所谓宝马香车，暗示开元时候的物质生活糜烂，更飘逸出了夫人使用的熏香。两处对比烘托出唐朝政治失利者的悲哀和当朝者和宠臣们的逍遥。

　　颈联“一自犬戎生蓟北，便从征战老汾阳。”安禄山的胡人背景有《胡旋舞》为证，大概的词句为，“内有太真外禄山”。因此，说他们是蛮夷之乱也不为过。安禄山在蓟北筑城招兵买马，贮存武器钱粮，谋反叛变，汾阳王郭子仪长期征战，岁月销磨于疆场之中。

　　尾联“中原骏马搜求尽，沙苑年来草又芳。”最后一句，诗人发忧古之思，看到凄惨情景，不由叹声遽然，战事连连，中原的男儿被抓为壮丁当兵，连骏马都搜求一空；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岁月变迁，沙苑之战，以少胜多，取得胜利。但是这一切过去，意义也不过如此。老百姓死的死，亡的亡，只有这青草还在生长，其他的都转瞬即逝。

　　这首诗采用以小见大的写法，从开元后乐讲音乐这个题目，写出唐代兴衰的大感触来。这种以小见大，还有见微知著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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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籍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他以擅长乐府诗著称。但七律也有可称道者，这首作于宝历二年春天的《寄和州刘使君》就是其中的佳作。

　　“别离已久犹为郡，闲向春风倒酒瓶。”首联开头一句，既叙述与刘禹锡的离别之情，也惊叹于他的谪贬宦途。张籍时任主客郎中，而此时刘禹锡还在和州任刺史。一个“犹”字，既是惊叹，也有几分无奈。毕竟，自永贞革新失败以后，“二王八司马”被贬，刘禹锡就开始了谪贬生涯。元和九年虽奉诏回京，两年后，因《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一诗得罪执政，再度被贬为连州刺史。据《唐刺史考》记载，长庆元年（821年），刘禹锡调任夔州刺史。长庆四年（824年）任和州刺史。所以，第二句写出了正因为仕途蹭蹬，刘禹锡只能寄情于和州的山水，在这大好春光中，赋诗饮酒。

　　“送客特过沙口堰，看花多上水心亭。”颔联承上句展开，当然这是作者想象的情景。张籍会想到，刘禹锡会在沙口堰送别客人，在水心亭看花赏景。沙口堰与水心亭都在和州，和州又是张籍的故乡，所以，如此情景诗人便不难想象。看这前两联，我们不禁会问：刘禹锡身为刺史，为什么如此闲适？这只不过是他借以来排遣仕途坎坷、怀才不遇的寂寞与无奈。所以，清代唐诗评论家黄生说：“赋诗饮酒，送客看花，皆极写使君之闲。夫使君作郡，不宜闲者也，不宜闲而闲，则作郡非其所乐，意在言外矣。”（见《唐诗摘抄》）诗中用曲笔写出了刘禹锡谪贬后怀才不遇的无奈。饮酒赋诗，送客看花，虽然看似闲适，但这实是逃避残酷的现实，转而寄情于当地的山山水水。不过，这里的闲适是写刘禹锡，是作者赠答的对象，而非作者本人，这与以往的高考诗词有些许细微的差别。

　　“晓来江气连城白，雨后山光满郭青。”颈联两句，对仗工整，尤为精警。这一联，笔势陡转，以飞动之笔触写江湖风光。简淡含灿烂，正显出诗人炉火纯青之功力。与王维诗“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此联中的白和青二字，一个写出江城水气的氤氲，一个写出雨后山川的苍翠鲜艳。字里行间是以写景来安慰这位远在家乡的朋友，也流露出作者对故乡景色的赞美和喜爱之情。也难怪明代钟惺说：“张文昌妙情秀质，而别有温夷之气。”（《唐诗归》）中唐诗坛，有如此的好句，也是颇足称道的。

　　“到此诗情应更远，醉中高咏有谁听？” 尾联结句，诗情更远，醉中高咏，一方面是对刘禹锡诗歌艺术的高度赞赏，另一方面，“有谁听”三个字以问句收束全篇，给读者留下许多思考和想象的空间，醉中高咏究竟谁来听？深处和州偏远地区，纵有满腔抱负也难以施展，对刘禹锡的境况，作者不免有几番怀才不遇的同情和慨叹。另一方面，醉中高吟只有作者知道，所以，只有作者能够知晓对方的心声，可以说，作者与刘禹锡也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知音吧。所以，后来刘禹锡酬答张籍时说：“对此独吟还独酌，知音不见思怆然。”可见，他们心灵相通，惺惺相惜，互为知音。

　　纵观全篇，作者没有通过大篇幅的论述来安慰失落中的朋友，而是以想象中的活泼的写景来抒发对朋友的思念和安慰，表达对仕途坎坷的朋友的同情。构思新奇巧妙。字句清雅，意境悠远，尤其在写景方面别具一格，颇受后人称赏。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此诗前四句写春日长安凄惨破败的景象，饱含着兴衰感慨；后四句写诗人挂念亲人、心系国事的情怀，充溢着凄苦哀思。全诗格律严整，颔联分别以“感时花溅泪“应首联国破之叹，以“恨别鸟惊心”应颈联思家之忧，尾联则强调忧思之深导致发白而稀疏，对仗精巧，声情悲壮。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诗篇一开头便描写了春望所见：山河依旧，可是国都已经沦陷，城池也在战火中残破不堪了，乱草丛生，林木荒芜。诗人记忆中昔日长安的春天是何等的繁华，鸟语花香，飞絮弥漫，烟柳明媚，游人迤逦，可是那种景象今日已经荡然无存了。一个“破”字使人怵目惊心，继而一个“深”字又令人满目凄然。诗人写今日景物，实为抒发人去物非的历史感，将感情寄寓于物，借助景物反托情感，为全诗创造了一片荒凉凄惨的气氛。

　　“国破”和“城春”两个截然相反的意象，同时存在并形成强烈的反差。“城春”当指春天花草树木繁盛茂密，烟景明丽的季节，可是由于“国破”，国家衰败，国都沦陷而失去了春天的光彩，留下的只是断垣残壁，只是“草木深”。“草木深”三字意味深沉，表示长安城里已不再是市容整洁、井然有序了，而是荒芜破败，人烟稀少，草木杂生。这里，诗人睹物伤感，表现了强烈的黍离之悲。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花无情而有泪，鸟无恨而惊心，花鸟是因人而具有了怨恨之情。春天的花儿原本娇艳明媚，香气迷人；春天的鸟儿应该欢呼雀跃，唱着委婉悦耳的歌声，给人以愉悦。“感时”、“恨别”都浓聚着杜甫因时伤怀，苦闷沉痛的忧愁。这两句的含意可以这样理解：我感于战败的时局，看到花开而潸然泪下；我内心惆怅怨恨，听到鸟鸣而心惊胆战。人内心痛苦，遇到乐景，反而引发更多的痛苦，就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那样。杜甫继承了这种以乐景表现哀情的艺术手法，并赋予更深厚的情感，获得更为浓郁的艺术效果。诗人痛感国破家亡的苦恨，越是美好的景象，越会增添内心的伤痛。这联通过景物描写，借景生情，移情于物。表现了诗人忧伤国事，思念家人的深沉感情。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诗人想到：战火已经连续不断地进行了一个春天，仍然没有结束。唐玄宗都被迫逃亡蜀地，唐肃宗刚刚继位，但是官军暂时还没有获得有利形势，至今还未能收复西京，看来这场战争还不知道要持续多久。又想起自己流落被俘，扣留在敌军营，好久没有妻儿的音信，他们生死未卜，也不知道怎么样了。要能得到封家书该多好啊。“家书抵万金”，含有多少辛酸、多少期盼，反映了诗人在消息隔绝、久盼音讯不至时的迫切心情。战争是一封家书胜过“万金”的真正原因，这也是所有受战争追害的人民的共同心理，反映出广大人民反对战争，期望和平安的美好愿望，很自然地使人产生共鸣。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烽火连月，家书不至，国愁家忧齐上心头，内忧外患纠缠难解。眼前一片惨戚景象，内心焦虑至极，极无聊赖时刻，搔首徘徊，意志踌躇，青丝变成白发。自离家以来一直在战乱中奔波流浪，而又身陷于长安数月，头发更为稀疏，用手搔发，顿觉稀少短浅，简直连发簪也插不住了。诗人由国破家亡、战乱分离写到自己的衰老。 “白发”是愁出来的，“搔”欲解愁而愁更愁。头发白了、疏了，从头发的变化，使读者感到诗人内心的痛苦和愁怨，读者更加体会到诗人伤时忧国、思念家人的真切形象，这是一个感人至深、完整丰满的艺术形象。

　　这首诗全篇情景交融，感情深沉，而又含蓄凝练，言简意赅，充分体现了“沉郁顿挫”的艺术风格。且这首诗结构紧凑，围绕“望”字展开，前四句借景抒情，情景结合。诗人由登高望远到焦点式的透视，由远及近，感情由弱到强，就在这感情和景色的交叉转换中含蓄地传达出诗人的感叹忧愤。由开篇描绘国都萧索的景色，到眼观春花而泪流，耳闻鸟鸣而怨恨；再写战事持续了很久，以致于家里音信全无，最后写到自己的哀怨和衰老，环环相生、层层递进，创造了一个能够引发人们共鸣、深思的境界。表现了在典型的时代背景下所生成的典型感受，反映了同时代的人们热爱国家、期待和平的美好愿望，表达了大家一致的内在心声。也展示出诗人忧国忧民、感时伤怀的高尚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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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年月日，潮州刺史韩愈使军事衙推秦济，以羊一、猪一，投恶溪之潭水，以与鳄鱼食，而告之曰：

　　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泽，罔绳擉刃，以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驱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后王德薄，不能远有，则江汉之间，尚皆弃之以与蛮、夷、楚、越；况潮岭海之间，去京师万里哉！鳄鱼之涵淹卵育于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圣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内，皆抚而有之；况禹迹所揜，扬州之近地，刺史、县令之所治，出贡赋以供天地宗庙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

　　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鳄鱼睅然不安溪潭，据处食民畜、熊、豕、鹿、獐，以肥其身，以种其子孙；与刺史亢拒，争为长雄；刺史虽驽弱，亦安肯为鳄鱼低首下心，伈伈睍睍，为民吏羞，以偷活于此邪！且承天子命以来为吏，固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

　　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鲸、鹏之大，虾、蟹之细，无不归容，以生以食，鳄鱼朝发而夕至也。今与鳄鱼约：尽三日，其率丑类南徙于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终不肯徙也。是不有刺史、听从其言也；不然，则是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刺史则选材技吏民，操强弓毒矢，以与鳄鱼从事，必尽杀乃止。其无悔！

　　文章开头在点明韩愈以潮州刺史身分派遣下属致祭之后，第一段先回顾漫长的历史，拿先王和后王对比，以阐明鳄鱼得以长期肆虐的原因。古代的圣王统治天下，放火焚烧山野草泽，用绳网利刃来消除“虫蛇恶物为民害者”；但是后王德薄，不能统治远方，连江汉之间都放弃了，何况潮州处在五岭和南海之间，距离京师有万里之遥的地方。所以鳄鱼在这里潜伏、繁殖，自然也就是它活动的场所了。先王能为民除害，后王则不能。驱逐鳄鱼，追根穷源，先归咎于后王，这是很有胆识的。对安史之乱以来的唐王朝，韩愈虽不敢直斥，但寓意讽谏，确有空谷传音之妙。再从行文上来看，这是故意放宽一步，为下文蓄势，将合先开，欲擒故纵，这是古文家常用的笔法。

　　第二段陡然折笔回锋，展开堂堂之阵：以今非昔比晓喻之，以大唐天子、刺史、县令、天地、宗庙、百神震慑之。这就使鳄鱼完全丧失了得以肆虐的依据。“况禹迹所揖”以下，语意更进一步，字字跃动，蝉联如贯珠，显得雄辩有力。直到推出“鳄鱼其不可与刺史杂处此土也”，才揭出一篇之纲。譬如登泰山，攀“紧十八盘”，南天门始赫然在目，以前的“阶崇万级”，均为此铺垫。如果说在这以前是从天子的角度上昭告鳄鱼的话，那么在这以下就是从刺史的职责上阐发议论了：“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鳄鱼岂敢与刺史抗拒。刺史是受天子之命而来，抗拒刺史就是抗拒天子。对鳄鱼而言，抗拒刺史，将会带来什么严重后果，这是不言而喻的；就刺史而言，为民除害，是其职责。退一步说，即使刺史弩弱，也不肯屈服于鳄鱼，矫矫者岂能听之任之。故“其势不得不与鳄鱼辨”。反复晓喻，这就不是“不教而诛”了。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段文字里，韩愈顺便给那些在恶势力面前吓得魂不附体的人给予有力的讽刺，意在言外，耐人寻味。

　　在待之以礼、晓之以理之后，接踵而来的就是凌之以威、绳之以法了。第三段以“鳄鱼有知，其听刺史言”开头，正式堂而皇之地宣布了驱逐鳄鱼的命令。为鳄鱼指出去路，限定了时间，限期也是宽之又宽，做到仁至义尽。但是，如果七日内不能迁徙，文笔又陡起层叠而下：“夫傲天子之命吏，不听其言，不徙以避之，与冥顽不灵而为民物害者，皆可杀。”这段判决文字写得极为严正，十分果决、犀利。最后落到“杀”字上，使正义之力大大变强。更有甚者，不仅要杀，而且要斩尽杀绝。诛杀的方法，也写得明明白白，以示有绝对的把握。那些“为民物害者”，对此必会心惊胆战。结尾“其无悔”只有三字，戛然而止，尤见峭劲。韩愈有言“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从他这篇文章来看，确实表现了这一特点。

　　鳄鱼“冥顽不灵，刺史虽有言，不闻不知也”。这在韩愈的文章中是说得一清二楚的。既然鳄鱼无知，韩愈的写作目的有何，“好游戏”（清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五）的韩愈，无非是在借题发挥而已。在指责鳄鱼的背后，有比鳄鱼更为凶残的丑类在。安史之乱以来那些拥兵割据的藩镇大帅，鱼肉百姓的贪官污吏，更为祸国殃民。所以这篇貌似“游戏文字”的文章，显然寓有鲜明的主题，它因小见大；发人深思，有着严峻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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