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郡城送明卿之江西

　　“青枫飒飒雨凄凄”，首句从时节、送别地点及风声雨景，层层渲染一种愁情，烘托出一个特定的场景。秋天本来就是令人伤感的季节，离别的地点、环境也令人消魂。“青枫”除了暗示分别、在江边外，还透露出一股飘泊的愁情，而此时之秋风秋雨更是愁煞人也。首句实融进了古人不少意境，有丰富含蕴，委婉地映衬出一对好友离别时低徊悱恻、依依不舍的感情。

　　第二句“秋色遥看入楚迷”，循着上句意脉，将那悠悠愁思形象化地向纵深推进一层。“迷”字用得极妙，既是当时现场景色的真实描写，点染出凄凄秋雨中特有的迷蒙景色，又暗示离人前途的渺茫，自然界的风雨常使人联想到政治风雨，暗含了诗人对好友今后命运的担忧。表达了作者对友人前途不明的忧虑与牵挂。

　　“谁向孤舟怜逐客，白云相送大江西”，诗的后两句笔锋一转，意境豁然开朗，感情也由低沉转入昂扬，从正面表白心情，明代严嵩专政，采取高压政策，残酷地打击异已。吴国伦既因得罪严嵩而遭贬，李攀龙写此诗送别，许多话自然只能隐约示意了。这二句写唯有白云相送入江西，恐怕不仅在于以此显出别时情境的冷落凄凉，大约还有以此隐示吴国伦为人清正廉洁，正可与白云作伴之意，在艺术表现上更因此而收到了寂寞而又不孤独之妙，使感情不至一味地颓丧消沉。以此结篇，既对遭遇打击的友人传达了充分的同情，显示了双方的深情厚谊，更表达了对友人人格的充分信任，因而自能收到良好的宽慰友人的作用。“白云相送大江西”一句，表现了诗人的牵挂之情，和对朋友的赞赏和激励之意。既表明了自己思念关怀之情与白云同在，也用白云暗喻友人清高飘逸、潇洒独行的品格，字里行间饱含激励之情，只白云相送，何其寂寥；有白云相送，何其绝俗。堪称神来之笔。它是饱含着惜别之情的抒情笔法，又使人想象到当时诗人目送孤舟远去之景。笔意洒脱，与上句“孤舟逐客”联系起来，又传出一种凄凉之感。

　　这首诗在感情处理和意象安排上，采用了先抑后扬的手法，其感情由低沉转入激越，意境凄冷转入高远。首句描写秋风秋雨的凄凉惆怅，感情十分低沉，意境十分凄冷。第二句写遥望秋色，表达了诗人对友人前途的担忧牵挂，氛围虽仍低沉。但境界已较前句开阔。三、四句基调急转直上，虚拟一问一答，冲破了低沉的情调，意境高远，感情激越。全在感情的最强音上嘎然而止，但句断而意未尽，余言袅袅，余韵悠长，颇堪回味。感情蕴含相当复杂，结构安排错落有致，伤时、惜别、惆怅、牵挂、劝勉、期望交织重迭，如果安排不当就会落入“剪不断，理还乱”的境地，而本诗通过结构上的巧妙安排、剪贴，将这些复杂的感情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而且意象不显芜杂，语言也十分自然。

参考资料：

　　诗的开头描写所看到的景色：长江从万山丛中呼啸东下，锺山似蟠龙乘风西上。江山形胜，使诗人想起当初秦始皇曾在此地埋下金玉杂宝，以镇压金陵的“天子之气”，但徒劳无功，金陵依然“王气”旺盛，此时又成了新建立的朱明王朝的京城。 接着笔头一转，写诗人自己的心绪和感慨。诗人说自己本是为了排遣胸中的“郁塞”而在酒后登台眺江的。建国之初，气象更新，何来愁思？读完全诗，便不难明白，他是从历史的教训而生忧患。“荒烟落日”的远景使他引发“苍茫万古意”，石头城下的涛声使他想起了三国、六朝的旧事。当年南朝陈后主君臣曾以为“长江天堑，古来限隔，虏军岂能飞渡？” 后来却成为北军的阶下囚。三国吴主孙皓迷信“黄旗紫盖见于东南，终有天下者，荆、扬之君乎”的谣传，带了王室及后宫数千人要去洛阳称帝，结果途遇大雪，士卒怨怒，只好返回。过了九年，晋军伐吴，吴在长江险要之处设置铁链，横锁江面，可是依旧挡不住进攻，孙皓只好出城投降。此时自三国东吴建都以来的六朝宫殿，都已杂草丛生，残败破落，那些妄想凭藉长江天险割据一方的“英雄”，只能让血流如潮，给百姓带来灾难，而一无所得。

　　最后四句又回到现实，诗人庆幸躬逢盛世，歌颂“圣人”朱元璋平定天下，与民休息，从此可以四海一家，不再因长江分割南北而起干戈。联系全诗主旨，这与其说是诗人对现实的歌颂，毋宁说是诗人对国家的期望。居安思危，新建起来的明朝会不会重蹈历史的覆辙呢？所以这四句声调是欢快的，但欢快中带有一丝沉郁的感情；心境是爽朗的，但爽朗中蒙上了一层历史的阴影。既豪放伟岸，又沉郁顿挫。

　　全诗气势豪放，音韵铿锵，舒卷自如，纵横随意。

　　一、光有良好的愿望是不够的，必须要辅之以科学有效的措施。寓言中的庸医扬言他专治驼背，经他着手的病人，都能治好。但是他的治疗方法却是用两块木板夹住病人，用人在木板上面踩踏。这显然不是科学的治疗方法。我们每个单位在年初时都会提一些年度目标，向职工展示美好的前景。比如许多单位都会说要改善职工生活，提高职工福利待遇。这本是个很好的愿望，也是受职工欢迎的愿望。但如果在实现这一目标时，不是通过正规渠道，那就成“庸医”了。这种例子不是少数。如有的单位通过乱收费来增收，有的通过非法手段来增收。今天报上刊登的湖南省郴州市原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已判刑），就是要求每一个私营业主向纪委缴40万元买一块纪委颁发的保护牌，不买的话就通过种种手段刁难，甚至把业主“双规”。这样的人不是“庸医”是什么？这样不但没有为职工谋好利益，反而损害了职工的利益。

　　二、一定要分清轻重，不能本末倒置。寓言中的庸医把病人治死了，驼背的儿子找医生评理，他却说：“我只管把他的驼背弄直，哪管他的死活！”他的错误就在于顾此失彼，轻重不分，本末倒置。在回答治驼背与救性命这两者之间谁更重要的问题时，他选择了前者，即轻者。而对更重要的“性命”，他却忽视了，因而酿成了把活人治死的恶果。我们平时的工作中，也经常要治理一些不良现象，如职工上班不遵守纪律、工作积极性不高、违犯操作规程等等。在出台一项管理措施或有关政策时，必须要充分考虑到其实施的后果，避免因为治理了这些问题，又衍生出了其它更加严重的问题。在实施过程中，如果发现操作走样，或是因为政策、措施本身不完善，必须及时纠正，以免酿成恶果。假如寓言中的医生听到病人呼救时，能及时停下来，病人就不至于丧命了。

城外萧萧北风起，城上健儿吹落耳。
将军玉帐貂鼠衣，手持酒杯看雪飞。

　　这是一首起眼绝句，第一句诗中“萧萧”说明风很大，而“北风”即北方吹来的风，北方吹来的风都是非常寒冷的，所以风很大，而且很冷。在这种环境之下，在城上守卫的将士（健儿），自然会很冷，冷到什么程度呢？冷到连耳朵都快被萧萧寒风吹落。所以第二句紧接着就写了守城将士在此种恶劣环境下的状况。在颈联中作者再次突出天气之寒冷，将军在帐篷中都还要穿着貂鼠大衣才能御寒。在这时候，将军面对这样的天气和环境也能能持酒望着帐外飞雪而已。尾联即将军的反应。

　　全诗通过对这种恶劣天气和环境的描写，对将士们的反应刻画，表达出了将士们行军打仗的艰辛，也从侧面表达了作者对战争的批判和对将士们的怜爱之情。

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
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
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呜呼！君不见，
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

　　精卫衔木石以填东海的故事，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经常呤咏的内容。这则故事之所以成为一个熟典，就在于精卫鸟的形象代表了人间的一种可贵而又可悲的精神。将精卫和愚公作一个比较的话，二者事有相类之处，但它们所体现的精神特质却是迥然不同。精卫体小，所衔木微，而东海无涯，无有平期。然而“我心无终时”，填海的精神令人悲怆，令人崇敬。这种精神，对于作者这样在亡国之后永葆节操的民族志士来说，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此诗中诗人把自己比喻为精卫鸟，决心以精卫鸟填海的精神，实现自己抗清复明和编写巨著的大业。充分表达了他坚持气节，不向清王朝屈服的决心。同时，在此诗中诗人也渗透了区区一人的身单势孤，当然，也有对那些为了一己利益“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的不满和无奈。

　　此诗以问答的形式成篇，自然地形成了三个层次。“万事有不平，尔何空白苦？” “万事有不平”句的问话是代表了社会上许多人的心态。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慕于懦弱的一种自欺，明明承认万事不平，又觉得已回天无力，于是主张放弃反抗，停止斗争。这种人还往往自命通达，很容易发展为与世俯仰，随波逐流，丧失节操。作者则借精卫之口以明志：“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这是对精卫精神的讴歌，又是作者心灵的直接宣泄。在当时，明王朝大势早去，复国无望，这一点作者心里自然是清楚的，所以他白比精卫，誓死不向清朝统治者屈节，决心坚持“衔木”，直至终古胜利仪是奋斗者的愿望，虽然不爵叮能实现，但舍身的抗争却誓不停止，永远是战士的精神脊柱，那就是可歌可泣的正义之志。作者的宣誓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也正是作者内心的剖白。“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借对话者的口吻，道出了一个可耻的现实：原来的一些明朝士人，在亡国之后，初隐而后仕，自营巢窠，卖志求荣，丧失了民族的气节。他们不过是一群为作者所不齿的燕鹊之类的“众鸟”，在精卫的面前却显得非常的卑鄙无耻了。

　　此诗对精卫的形象作了富于独创性的再塑造、在诗的中间作荷让精卫自己反复鸣唱，使其光辉的精神特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而这种民族精神的瑰宝之所以光芒闪耀，异彩夺目，是作者将它置身于“燕雀”的衬托之上，所获得的神效。美与丑相激共振，精卫与燕雀同处于一个画面之中，各行其是，顿时黑白昭然，圣沽与龌龊的互相比较，所产生的褒贬效果分外强烈。

　　另外，此诗采用对话的形式行文运笔，使诗的语言简洁明快，质朴自然，尽弃雕饰。从而使通篇不枝不蔓，精工细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总之，无论是诗中所弘扬的正义之气，还是诗歌所达到的艺术造诣，都能够强烈地感染读者，具有不可磨灭的艺术价值。

参考资料：

　　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丁卯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毛一鹭，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头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褒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余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本文是为五位普通的平民百姓树碑立传的文字，探讨了生死价值这样重大的问题。全文以"义"为核心，成功地运用了记叙、议论、抒情三结合的表达方式。作者首先肯定五人之死是“激于义”，开篇抓住一个“义”字。五人是为义而生，为义而争，最后为义而献身。这就使读者联想起孟子的名言──“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可以说，本文是对孟子名言的生动诠释。

　　明代大奸臣、大宦官魏忠贤无恶不作，杀害了许多正直之士。东林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苏州市民旗帜鲜明地站在东林党人一边，用鲜血和生命捍卫正义。五人是苏州市民的优秀代表。作者用饱蘸感情的笔墨，叙述了五人的动人事迹，歌颂了平民英雄的高尚品质。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大义凛然，惊天地，泣鬼神!语言简练生动，铿锵有力。

　　作者为了突出五人的英雄行为，运用对比的手法加以表现。“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在阉党横行天下，炙手可热之时，多数人采取了苟且偷安的做法，甚至助纣为虐，为虎作伥。而五人面对阉党的淫威，无所畏惧，视死如归。应该说，一般的老百姓对阉党的倒行逆施可以不管，因为他们不在其位。但五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大境界投入到对阉党的斗争中去，并且慷慨赴死，义无反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高尚的精神。而那些身在政位，吃民膏、喝民血的“缙绅”，却在阉党的淫威下屈服了，变节了。作者问道：“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这一问，多少缙绅无地自容?“十年浩劫”期间，林彪、“四人帮”专横跋扈，“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志新，一个普通女干部，坚持真理，宁死不屈，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也有许多人投靠“四人帮”，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历史是如此惊人地相似。

　　张溥认为：“大阉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作者认识到了平民百姓的作用，这是非常可贵的。读此段，读者可能会联想到鲁迅先生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所写的句子：“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倘要寻求这一次死伤者对于将来的意义，意义就在此罢。”这样的文章都是用心，不，是用生命写成的。张溥若知三百年后有一鲁迅君执匕首般的笔尖写慷慨之情，不知作何感想？

　　第五段是本文最精彩的一段。本段夹叙夹议，反复对比，将文章的中心升华到一个理性的高度。作者将“高爵显位”的辱人贱行，与五人的嘉节懿行比照论述，从而提出“轻重固何如哉”的问题让读者思考。接着，作者把五人的英勇就义与假设五人寿终正寝作对比，从而揭示出“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这一富有进步性的观点。读者至此，是否联想到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那句名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五人之死，重于泰山，与日月同辉，与山河共存。

　　第六段也用对比手法，但以“由是观之”领头，表明它与第五段不是机械的并列关系，而是由此及彼、层层深入的关系。“是”是一个指代词，指代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从第五段所论述的事实看来，仗义而死与苟且偷生，其社会意义判若霄壤。作者以饱含讽刺的笔墨，揭露了“今之高爵显位”为了苟全性命而表现出来的种种“辱人贱行”，提出了一个问题：这种种“辱人贱行”，和“五人之死”相比，“轻重固何如哉”?苟且偷生，轻如鸿毛；仗义而死，重于泰山。这自然是作者希望得到的回答。

　　在作了如上对比之后，作者又从正反两方面论述了“五人”之死所产生的另一种社会效果。从正面说，由于“五人”“发愤一击”、“蹈死不顾”而挫败了浊乱天下的邪恶势力，因而“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有不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从反面说，“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应该指出：这不仅是就“五人”死后所得的光荣方面说的，而且是就“五人”之死在“四方之士”“豪杰之流”的精神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方面说的。“四方之士”“过而拜且泣”，“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不正表现了对“五人”同情、仰慕乃至向他们学习的崇高感情吗?而号召人们向“五人”学习，继续跟阉党余孽作斗争，正是作者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这篇文章题为《五人墓碑记》，歌颂“五人”当然是它的主要内容。但社会是复杂的，事物是互相联系的，要孤立地歌颂“五人”，就很难着笔。张溥在这篇文章中，与“五人”相对比，不仅指斥了阉党，还暴露批判了“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和“缙绅”“高爵显位”等等；与“五人”相映衬，不仅赞美了周顺昌，还肯定了“郡之贤士大夫”。正是由于有了这一系列的对比和映衬，才充实了歌颂“五人”的思想内容，加强了歌颂“五人”的艺术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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