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

　　这是一首公宴诗，诗人以雁自喻，反映了个人经历的艰难和仕途的坎坷，充满着对功业、名利禄位的向往和追求，渴望得到主人的提拔重用，洋溢着复杂的感情。其中有辛酸，有痛苦，有欢快，有希望，相互交织，相互渗透。这首诗设喻妥切，语言质朴无华，风格清新，托意寄情，含蕴颇深。

　　此诗上半篇（“朝雁鸣云中”至“伸眉路何阶”）以鸣雁自喻，暗示自己过去穷困忧愁的生活。开头两句，以清晨哀鸣于云中的飞雁比喻自己过去飘零无依的形象和悲凉痛苦的心情。《诗·小雅·鸿雁》：“鸿雁于飞，哀鸣嗷嗷。”此处用其意，但写成五言诗，更显得音节抑扬顿挫，使人回肠荡气。

　　接着二句设问：鸿雁打算飞向何方？为何双翼不展，在空中踌躇？形象地表现了诗人当时徬徨无依的神情。这里，诗人借用了《诗·小雅·鸳鸯》的“鸳鸯在梁，戢其羽翼”之句。但鸳鸯戢翼，只是为了休息；而此处鸿雁戢翼，却充满了迷茫之感。即此一端，亦可以见出诗人的善于翻旧出新。

　　下面是雁儿的回答。“言我塞门来，就将衡阳栖。往春翔北土，今冬客南淮。”每年秋天，鸿雁都要从寒冷的北方飞到南方温暖之地过冬，衡阳据说是大雁南飞的终点。为了躲避北方的寒冬，雁儿经历了漫长的旅程。这四句借鸿雁迁徙的规律，比喻自己往昔飘泊的生涯。汉末中原大乱，士人为逃避战祸，四处流窜，大多是寄身于战乱较少的南方。如王粲、繁钦等，都曾逃往荆州，应瑒看来也有过这样的经历。

　　但这种生活也并不安全。“远行蒙霜雪，毛羽日摧颓”，写鸿雁在长期远行中蒙受霜雪，羽毛日渐摧折脱落，比喻自己在飘泊生涯中久历磨难，已无力高翔。不仅如此，而且这样下去，找不到安全的归宿，只怕要面临更大的危险。所以接着两句说：“常恐伤肌骨，身陨沉黄泥”，即丧失生命。这四句正是雁儿“戢翼徘徊”的原因，也就是自己茫然不知何从的原因。以上都是表述诗人往日的遭遇，反映了当时文人在连年战祸中忧惧恐慌的心理。而全用比喻写出，更显得委曲深婉，凄切感人。

　　作者自然不能甘心于这样的遭遇。故自“简珠”以下，诗意转折，自述不甘沉沦、企望改变命运的心愿。“简珠随沙石”是喻中之喻，表面说鸿雁落于泥地，犹如大珠落于沙石，不能处于其中而自安。实际上，诗人在这里是自比大珠，以沙石喻环境，以说明诗人往昔的境遇，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因此，“欲因云雨会，濯羽陵高梯。”他希望能趁云雨会合的良机，濯洗羽毛而凌越高阶。可是，这种良机是不容易得到的，使自己扬眉吐气的道路又不知在哪里。这几句，不特用笔奇幻，而且诗人显示了自己的身分和抱负，并蕴含着祈求鉴察之意。可见，此六句虽然仍以鸿雁为喻，但蕴含的意义更为丰富和深曲。

　　下半篇从“公子敬爱客”至“以副饥渴怀”，始转入眼前公宴之事，从正面写来。“敬爱客”三字，包括了以下一连串内容：——一是“乐饮不知疲”，公子频频劝酒，好客而不倦；二是“乃肯顾细微”，自谦说像自己这样地位鄙微的人也受到主人顾怜；三是“赠诗见存慰”，主人在劝酒之余，还向自己赠诗表示安慰存问，使诗人感到愧不敢当。可见，“敬爱客”三字是此诗下半篇的诗眼，包含着一层深似一层的含义。

　　正因为主人“敬爱客”，使诗人大为感动，所以诗人表示要报答主人。报答的内容有二：一是“不醉其无归”，要极欢尽醉以助主人雅兴。此句出自《诗·小雅》中据说是“天子燕诸侯”的《湛露》：“厌厌夜饮，不醉无归。”其涵意不只是尽情作乐，还有宾主情好、和谐无间的意思。二是“凡百敬尔位，以副饥渴怀，”要求所有在座受到曹丕款待的君子，都应该珍惜自己的职位，尽心尽力，报答主人求贤若饥渴的心怀。《诗·小雅·雨无正》：“凡百君子，各敬尔身。”郑玄笺；“凡百君子，谓众在位者；各敬慎女（汝，你）之身，正君臣之礼。”这里用其意，但还更深地包含着不负主人求贤之意。诗写到这里收住。建安末曹氏门下客写有不少《公宴诗》，多庸俗的颂扬语，开后来应酬诗之陋习，即如王粲，亦有“愿我贤主人，与天享巍巍”之句。而应瑒此诗，虽也不免有讨好主人之语，但较有分寸，所以张玉谷说此诗“未坠古音”，窃以为良是。

　　此诗主题是希冀得到曹丕的恩遇，但这点只在前半篇借雁“濯羽陵高梯”中暗透出来，而后半篇正面叙述时却不著一字。这固然是因为应瑒此时与曹丕初交，不便明言；但更是因为他为人自重身份，不卑不亢，所以立言得体，艺术上也显得含蓄蕴藉。

　　全诗音节响亮，风格清丽，前半用比兴，引而不发；后半用赋体，仍是引而不发，在含蓄委婉中透露主旨。陈祚明称其“吞吐低徊，宛转深至，意将宣而复顿，情欲尽而终含。务使听者会其无已之衷，达于不言之表，此申诉怀来之妙术也”。曹丕果然不久就把他调到身边做“文学”了，说明作品产生了预期的效应。它比一般公宴应酬诗，到底要算棋高一着。

参考资料：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
出郭门直视，但见丘与坟。
古墓犁为田，松柏摧为薪。
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
思还故里闾，欲归道无因。

　　这是《古诗十九首》的第十四首。从题材范围、艺术境界以至语言风格看来，有些近似第十三首《古诗十九首·驱车上东门》，是出于游子所作。由于路出城郊，看到墟墓，有感于世路艰难、人生如寄，在死生大限的问题上，愤激地抒发了世乱怀归而不可得的怆痛之感。

　　《古诗十九首》虽说不是出于一个作者之手，但这些诗篇却都植根于东汉末年大动乱的历史土壤，而具有共同的忧患意识。因为人生理想的幻灭而跌入颓废感伤的深谷的作者们，为了排遣苦闷，需要讽刺和抨击黑暗，这一个惨雾迷漫的外宇宙；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还需要对自己的内宇宙进行反思：既然人生如寄，那么人生的价值观该是如何？既然是荣枯变幻、世态无常、危机重重、祸福旦夕，那么人生的最后归宿又将是如何？

　　虽说《十九首》作者未必是富于思辨的哲学家，然而极尽人间的忧患，促使他们耽于沉思，而道家的辽阔想象空间和先秦以来“名理”观念的长期孕育，多方引导他们考虑生死存亡问题，终于把对人生奥区的探索和对世路艰难的悲歌二者相拌和。这是《去者日以疏》一诗的思想特点，也是当时中下层知识分子精神状态的写照。

　　当然，同是探索，同是悲歌，手法也还有不同。由于《十九首》作者的每一篇作品的思维定势不同，因而表现这一种自我反思的核心观念的建构也各有不同：有的是着意含情，有绵邈取胜；有的是一气贯注，而不以曲折见长；有的运用一层深似一层的布局而环环套紧；有的是发为挥洒的笔势，历落颠倒，表面看来，好像各自游离，而却又分明是在深层次中蕴藏着内在脉络。而《去者日以疏》这一首，就思维定势说来，则更有其异守崛起之势。请看，开头的“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起笔之人生高度概括，就已经笼罩全诗，和另外十八首迥然不同。另外十八首，大都是用比兴手法，由自然景物形象之表层的揭示，逐步转为景物的社会内涵的纵深掘发。这种审美心态与其艺术处理，蔚为中国诗歌的优秀传统，因而古人说，诗有了“兴”，则“诗这神理全具”（李重华《贞一斋诗话》）。确有至理。但话又说回来了，诗的得力之处并不能局限于比兴。哪怕开门见山，只要处理得好，也未尝不可成为佳作。开门见山，可以用叙事手法，如“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由“涉长道”而转入四顾茫茫，展开人生如寄的怅触；也还可以用足以笼罩全文、富于形象的哲理性警句作为序幕，那就是接下来要谈的《去者日以疏》的开头两句了。

　　“去者日以疏，来者日以亲。”互为错综的这两句，既是由因而果，也是相辅相成。天地，犹如万物的逆旅；人生，犹如百代的过客，本来就短促万分，更何况又是处于那一个“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曹操《蒿里行》）的灾难重重的时代。死去的人岁月长了，印象不免由模糊而转为空虚、幻灭。新生下来的一辈，原来自己不熟悉他们，可经过一次次接触，就会印象加深。去的去了，来的来了。今日之“去”，曾有过往昔之“来”；而今日之“来”，当然也会有来日之“去”。这不仅和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所说的“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相似，此外也更说明一点：东汉末年以至魏晋文人，他们的心理空间的确宽广。他们喜爱对人生进行探索，对命运进行思考。按照这首诗的时间的逻辑顺序看来，作者应该是先写走出郭门，看到遍野古墓，油然怆恻，萌起了生死存亡之痛、人天廖廓之想，然后再推开一笔，发挥世事代谢、岁月无常的哲理。可是作者偏不这样写，而是猛挥其雷霆万钧之笔，乍一开头，就写下了这样苍苍莽莽、跨越古今、隐含着人世间无限悲欢离合之情的两句。从技巧上说是以虚带实，以虚涵实；从作者的思维定势说，则是在诗篇开头，已经凭宏观纵目，指向了人事代谢的流动性，从而针对这一“来”一“去”进行洞察性的观照和内窥性的反思。

　　足见开头意象的如此崛起，决非偶然。说明作者在目累累邱坟时被激直的对人生的悟发有其焦灼性。作者确是为眼前图景百触目惊心。也正因为这种悟发和焦灼来自眼前的严峻生活图景以及由此而联到的、长期埋葬在诗人记忆仓库中的决象，所以这开头的涵盖性就异常广阔，气势异常充沛，思维触角轩翥不群。这正是唐代诗僧皎然说的：“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诗式》）作者出了郭门以后，其所见所想，几乎无一而不与一“去”一“来”、一生一死有关。埋葬死人的“古墓”是人生的最后归宿了，然而死人也还是难保。他们的墓被平成耕地了，墓边的松柏也被摧毁而化为禾薪。人生，连同他们的坟墓，与时日而俱逝，而新的田野，却又随岁月而俱增。面对着这样的凄凉现象，面对着那一个“时”，却又偏偏是“世积乱离”（《文心雕龙·明诗》）、大地兵戈、生民涂炭之时，诗人对眼前一“去”一“来”的鱼龙变幻，不由引起更深的体会，而愁惨也就愈甚了。既然“来者”的大难一步逼近一步，他不能不为古今代谢而沉思；既然看到和听到白扬为劲风所吹，他不能不深感白扬之“悲”从而自伤身世。历来形容悲风，都是突出其“萧萧”声。为此，诗人不由沉浸到一种悲剧美的审美心态积淀之中而深有感发，终于百感苍茫地发出惊呼：白扬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墓前墓后的东西很多，而只归结到“白扬”；但写白扬，也只是突出了“萧萧”。荆轲有“风萧萧兮易水寒”之句。借用到这里来，却既成为悲风之声，又成为象征“地下陈死人”的像白扬树的哭泣之声。死人离开世界，是“亲者日以疏”了，然而他们的悲吟分明在耳，这就是“来者日以亲”。一“疏”一“亲”，表现在古墓代谢这一典型景象对比之中，更集中的化作为白扬的萧萧声。这结果，给予诗人的感召如何，这就不用说了。清人朱筠有云：“说至此，已可搁笔”；但他却又紧接着说：“末二句一掉，生出无限曲折来。”（《古诗十九首》）确有至理。

　　所谓末二句，是这样的平平淡淡，但它却饱含着无限酸辛：思归故里闾，欲归道无因。表现看来，这两句好像游离开前文，确乎是朱筠说的“一掉”；介这一个大大的转折，却显示了诗歌的跳跃性，并非游离之笔，它和上文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既然人生如寄，代谢不居，一“去”一“来”中岁月消逝得如此迅速，那么长期作客的游子，则不能不为之触目惊心。唯一的希望只有是及早返回故乡，以期享受乱离中的骨肉团圆之乐。这时，老人该尚未因尽死而疏，而过去未曾见过的新生后辈，又复得以亲近，这将是无比美好的。不过，引人怆痛的是欲归不得，故障重重。这些故障尽管没有细说，而只是一笔带过，化为饱含着无限酸辛的二字：“无因”！但，这位凝神地谛视着满眼丘坟，冥索人生的反思自我的诗人，他的前途茫茫是可以想见的。

　　他只有让幻想委于空虚，把归心抛却在缥缈难凭的宇宙大荒之中。而与此同时，他也只有让长期生活无限延续下去，让还乡梦日日向枕边萦绕，让客中新岁月，一天天向自己逼来。

　　在古今代谢这一个莽莽苍苍和流动不居的世界中，诗人的遭际是渺小的，然而诗人的心理时空却又非常辽阔。他把长期的游子生涯放在一“去”一“来”的时间顺流中，把异乡的“郭门”和故乡的“里闾”放在两个空间的对流中；而更重要的，则是宇宙的代谢引起他主观和悟解，而诗人的焦灼又加深了景物的愁惨气氛中，耸立着一位耽于沉思的、净化了和升华了的悲剧性格的佚名诗人。就这一点说，又可以看做心灵与现实的交流。

　　顺流，对流，交注，一切都表明这首古诗作者，他有着炯炯双眸。他不止是“直视”丘坟，他面向的是茫茫宇宙中的奥区。他怀着愤激和焦灼的心情，进行观照和冥索。

参考资料：

　　司马错与张仪争论于秦惠王前，司马错欲伐蜀，张仪曰：“不如伐韩。”王曰：“请闻其说。”

　　对曰：“亲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辕、缑氏之口，当屯留之道，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秦攻新城宜阳，以临二周之郊，诛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宝器必出。据九鼎，按图籍，挟天子以令天下，天下莫敢不听，此王业也。今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敝兵劳众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为利。臣闻：‘争名者于朝，争利者于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争焉，顾争于戎狄，去王业远矣。”

　　司马错曰：“不然。臣闻之：‘欲富国者，务广其地；欲强兵者，务富其民；欲王者，务博其德。三资者备，而王随之矣。’今王之地小民贫，故臣愿从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国也，而戎狄之长也，而有桀纣之乱。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群羊也。取其地足以广国也，得其财足以富民，缮兵不伤众，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国，而天下不以为暴；利尽西海，诸侯不以为贪。是我一举而名实两附，而又有禁暴止乱之名。今攻韩劫天子，劫天子，恶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义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请谒其故：周，天下之宗室也；韩，周之与国也。周自知失九鼎，韩自知亡三川，则必将二国并力合谋，以因于齐、赵而求解乎楚、魏。以鼎与楚，以地与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谓危，不如伐蜀之完也。”

　　惠王曰：“善！寡人听子。”卒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蜀，蜀主更号为侯，而使陈庄相蜀。蜀既属，秦益强富厚，轻诸侯。

　　这是记叙战国时秦国关于外交军事的一交论争，是秦惠王进行军事扩张，推进王业的军事论辩。秦相张仪主张伐韩，秦将司马错主张伐蜀，二人针锋相对，各陈己见。

　　文章先列张仪的观点。首先，张仪认为伐韩可分三步：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其次，张仪驳司马错伐蜀之论。认为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不然”二字进行反驳，然后也分三步论证伐蜀的理由。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故伐蜀是为上策。

　　两人观点迥异，但从论辩中可看出：张仪的主张多主观唯心的空想，诸如魏，韩是否同秦国友善，是否愿出兵牵制韩军；尤其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诸侯国是否臣服，均是不可知因素。司马错是从实际出发，知己知彼，提出积极稳妥的办法，既能发展壮大自己，又能在舆论上站住脚。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
四顾何茫茫，东风摇道草。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

　　这是一首通过对客观景物荣枯更替的描写，来抒发因人生短暂，所以人应“立身”宜早，应以“荣名”为宝的说理诗；同时也是一首抒写仕宦虽有建树但又并不十分得意的士子对人生的感悟和自励自警的诗。全诗共十二句，可分作两层。前六句为笫一层，写诗人由叙事写景引发出对人生的联想和感慨；后六句为第二层，写诗人继续抒发自己对人生的议论和感慨。此诗情文并茂，富含哲理，其艺术风格质朴自然，行文如行云流水，但又不浅露，而是余味曲包，耐人寻味。

　　“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这两句是说，调转车头我驾着车子开始远行，路途遥远不知何时才能到达。

　　“四顾何茫茫，东风摇道草。”这两句是说，抬头四顾，但见原野茫茫，春风吹拂摇动着原野上无边的青草。

　　“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这两句是说，一路上我所见的不再是我认识的旧物，不能不使人感到岁月催人老。

　　首起两句叙事，写诗人要驾车远行。是出门离家游宦，还是衣锦还乡省亲，诗人并没有言说。不过结合全诗来说，诗中的主人公应是游宦京都多年，在功名事业上略有建树，虽不是一帆风顺，但也并非完全失意潦倒。从首起“回车”二字来看，他应该是准备动身离开京师返回自己的故乡。从诗人笔下的描绘来看，此时应该是一年中景致最为美好的春天。但现在眼下美好的春光，并没有个诗人带来美好的心情。诗句中一个“何”字，一个“摇”字就隐隐地带有沧桑感。紧接着诗人由眼前景物引发出对人生的联想和感慨，一路上，昔日来时的景物都不见了，当然这里的故物，不仅仅局限于物，也应指人，如亲朋古旧。正如曹植诗言：“不睹旧耆老，但见新少年。”“所遇无故物，焉得不速老 ”这两句诗是全诗的纽带，既是对前四句叙事写景发出来的联想和感慨，又是开启后六句议论感慨的由头所在。

　　“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这两句是说，人生和草木的兴盛和衰败都有各自的时限，苦恼的是自己没有很早地建立起自己的功名。

　　“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这两句是说，人没有像金石那样坚固，怎么能长寿无尽期？

　　这两句用来比喻人的生命短暂和短促。

　　“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古今注本于荣名有二解。一说荣名即美名；有一说荣名则谓荣禄和声名。许多人把这两种说法对立起来，认为前者认为人生易尽，还是珍惜声名为要追求的是永恒的东西；后者认为人生短暂，不如早取荣禄声名，及时行乐显身。这两种境界有高下之别。事实上，在封建社会，儒家正统知识分子都以搏取功名，建树事业作为人生的最高目标。所以不能说追求荣禄和声名，就是庸俗的，就只是为了行乐。“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儒家正统知识分子追求的目标。因此诗人把“荣禄和声名”作为人生之宝，是无可非议的事。从全诗来看，诗人还是认真地对生命进行了思考，立足于追求永恒的美名，是希望自己有所作为的，对人生的态度还是积极进取的，并以此自警自励。

　　显然，这是一首哲理性的杂诗，但读来却非但不觉枯索，反感到富于情韵。这一方面固然因为他的思索切近生活，自然可亲，与后来玄言诗之过度抽象异趣，由四个层次的思索中，能感到诗人由抑而扬，由扬又以抑，再抑而再扬的感情节奏变化。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位诗人已开始自觉不自觉地接触到了诗歌之境主于美的道理，在景物的营构，情景的交融上，达到了前人所未有的新境地。诗的前四句，历来为人们称道，不妨以之与《诗经》中相近的写法作一比较。

　　“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这首《王风·黍离》是《诗经》的名篇。如果不囿于先儒附会的周大夫宗国之思的教化说，不难看出亦为行人所作。以此诗与之相比，虽然由景物起兴而抒内心忧苦的机杼略近，但构景状情的笔法则有异。《王风·黍离》三用叠词“离离”、“靡靡”、“摇摇”，以自然的音声来传达情思，加强气氛，是《诗经》作为上古诗歌的典型的朴素而有效的手法。而此诗则显得较多匠心的营造。“回车驾言迈，悠悠涉长道。四顾何茫茫，东风摇道草。”“迈”、“悠悠”、“茫茫”、“摇”，叠词与单字交叠使用，同样渲染了苍茫凄清的气氛，然而不但音声历落，且由一点——“车”，衍为一线——“长道”，更衍为整个的面——“四顾”旷野。然后再由苍茫旷远之景中落到一物“草”上，一个“摇”字，不仅生动地状现了风动道草之形，且传达了风中春草之神，而细味之，更蕴含了诗人那思神摇曳的心态。比起《黍离》之“中心摇摇”来，此诗之“摇”字已颇具锻炼之功，无怪乎前人评论这个摇字为“初见峥嵘”。这种构景与炼字的进展与前折“所遇”二句的布局上的枢纽作用，已微逗文人诗的特征。唐皎然《诗式·十九首》云：“《十九首》辞精义炳，婉而成章，始见作用之功。”（作用即艺术构思），可称慧眼别具；而此诗，对于读者理解皎然这一诗史论析，正是一个好例。

　　皎然所说“初见作用之功”很有意思，这又指出了《古诗十九首》之艺术构思尚属于草创阶段。此诗前四句的景象营构与锻炼，其实仍与《黍离》较近，而与后来六朝唐代诗人比较起来，是要简单得多，也自然得多。如陆云《答张博士然》：“行迈越长川，飘摇冒风尘。通波激枉渚，悲风薄丘榛。”机杼亦近，但刻炼更甚，而流畅不若。如果说《十首诗》是“秀才说家常话”（谢榛《四溟诗话》），那末陆云则显为秀才本色了。由《黍离》到此诗，再到陆云上诗，可以明显看出中国古典诗歌的演进足迹，而此诗适为中介。所以陆时雍《古诗镜·总论》说“《十九首》谓之《风》馀，谓之诗母”。

　　对于人生目的意义之初步的朦胧的哲理思考，对于诗歌之文学本质的初步的朦胧的觉醒。这两个“初步”，也许就是此诗乃至《古诗十九首》整组诗歌，那永久的艺术魅力之所在。

参考资料：

　　子犹瓶矣。观瓶之居，居井之眉。处高临深，动而近危。酒醪不入口，臧水满怀。不得左右，牵于纆徽。一旦叀礙，为瓽所轠。身提黄泉，骨肉为泥。自用如此，不如鸱夷。

　　鸱夷滑稽，腹大如壶。尽日盛酒，人复借酤。常为国器，讬于属车。出入两宫，经营公家。由是言之，酒何过乎？

　　《酒箴》短小精悍，是典型的状物小赋，而寄寓深远。在后世的小赋中起了示范的作用。全篇只在开头“子犹瓶矣”一句，点明作者的意图是在借器喻人，其余全部描叙两种盛器的命运遭逢，语近旨远，十分隽永。

　　全文分两个部分：前面写打水陶罐，后面写盛酒皮囊，看似调侃之作，实在借物抒怀：那朴实无华的水瓶，常遭危害，那浑浑噩噩的酒袋，却自得其乐。作者通过对这两种器具的迥异遭遇，抨击了当时社会的不合理现象。幽默、讽刺、愤世嫉俗都在这一篇极富有幽默情趣的文章中表现出来了。读来既饶有兴味，又让人颇有心得，反讽的语言表达的是一种人世间的某种真谛。

　　水是自然的、无色的、透明的，装水的瓶子也朴实无华，可是，装水的瓶子却容易碎，用它放到井里去盛水，一不小心就会碰在井壁的砖石上，变得粉身碎骨。然而酒就完全不一样，酒是有色的、浑浊的、不透明的，装酒的器具也与水瓶完全不一样，表面上看来有点滑稽可笑，可是它肚大腹如壶，尽管整天整天地往里边装东西，却总是装不满，那就是装酒的皮袋，然而这种东西却深受人们的喜欢，成为国家的重要器具，经常随从皇帝的车马出游，出入于皇帝和皇后的宫门，在官府进而穿行无阻。

　　水瓶在文章中喻指心地纯明，不会吹牛拍马，不会阿谀奉承的人。朴实无华、心地善良的人也是这样，他装不下浑浊的东西，他也经不起碰撞，在复杂的社会权力网中，也容易碰得粉身碎骨。而酒囊则喻指社会上那些善于投机钻营、逢迎拍马、不顾廉耻、黑心肠厚脸皮的人们。越是浑浊的地方，他们越能生存，越是充满权力争斗的地方，他们越能升官发财。这是对社会上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的逼真刻画和辛辣讽刺。

　　这篇文章把人世间的两种人物写惟妙惟肖，借物以喻人，寓嘲讽和讥笑于形象之中，寓深刻的社会哲理于幽默诙谐之中，文笔犀利，思考冷峻，哲理隽水，充分体现了杨雄既才学满腹又仕途坎坷的人生体味，也蕴涵着杨雄不满当时的社会政治又不愿同流合污的思想意向。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