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陵别儿童入京

　　李白素有远大的抱负，他立志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但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得到实现的机会。后他得到唐玄宗召他入京的诏书，异常兴奋。满以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的时机到了，立刻回到南陵，（今属安徽）家中，与儿女告别，并写下了这首激情洋溢的七言古诗。

　　“白酒新熟山中归，黄鸡啄黍秋正肥。”开头两句是说，白酒刚刚酿熟时我从山中归来，黄鸡在啄着谷粒秋天长得正肥。

　　诗的一开始就描绘出一派丰收的景象。不仅点明了归家的时间是秋熟季节，而且白酒新熟，黄鸡啄黍，显示一种欢快的气氛，衬托出诗人兴高采烈的情绪，为下面的描写作了铺垫。

　　“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这两句是说，喊着童仆给我炖黄鸡斟上白酒，孩子们嬉笑吵闹牵扯我的衣服。

　　“高歌取醉欲自慰，起舞落日争光辉。”这两句是说，放情高歌求醉想以此自我安慰，醉而起舞与秋日夕阳争夺光辉。

　　诗人接着摄取了几个似乎是特写的“镜头”，进一步渲染欢愉之情。李白素爱饮酒，这时更是酒兴勃然，为了欢庆奉诏，一进家门就“呼童烹鸡酌白酒”，神情飞扬。显然，诗人的情绪也感染了家人，“儿女嬉笑牵人衣”，此情此态真切动人。饮酒似乎还不足以表现兴奋之情，所以一边痛饮，一边高歌，表达快慰之情。酒酣兴浓，起身舞剑，剑光闪闪与落日争辉。这样通过儿女嬉笑，开怀痛饮，高歌起舞几个典型场景，把诗人喜悦的心情表现得活灵活现。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描写自己的内心世界。

　　“游说万乘苦不早，著鞭跨马涉远道。”这两句是说，游说万乘之君已苦于时间不早，快马加鞭奋起直追开始奔远道。这里诗人用了跌宕的表现手法，用“苦不早”反衬诗人欢乐的心情，同时在喜悦之时，又有“苦不早”之感，正是诗人曲折复杂的心情的真实反映。正因为恨不在更早的时候见到皇帝，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所以跨马扬鞭巴不得一下跑完遥远的路程。

　　“会稽愚妇轻买臣，余亦辞家西入秦。”会稽愚妇看不起贫穷的朱买臣，如今我也辞家去长安而西入秦。诗人又很自然的联想到晚年得志的朱买臣。据《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会稽人，早年家贫，以卖柴为生，常常担柴走路时还念书。他的妻子嫌他贫贱，离开了他。后来朱买臣得到汉武帝的赏识，做了会稽太守。诗中的“会稽愚妇”就是指朱买臣的妻子。李白把那些目光短浅轻视自己的世俗小人比作“会稽愚妇”，而自比朱买臣，以为像朱买臣一样，西去长安就可以青云直上了。真是得意之态溢于言表！

　　“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末二句是说，仰面朝天纵声大笑着走出门去，我怎么会是长期身处草野之人？诗情经过一层层的推演，至此感情的波澜涌向高潮。“仰天大笑”，多么得意的神态；“岂是蓬蒿人”，何等自负的心理，诗人踌躇满志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

　　这首诗因为描写了李白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对了解李白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具有特殊的意义。正因为诗人自负甚高，其后的失望也就越大。此诗在艺术表现上也有其特点，诗善于在叙事中抒情。诗人描写从归家到离家，有头有尾，全篇用的是直陈其事的赋体，又兼采比兴有正面描写，又有烘托。通过匠心独运一层层把感情推向顶点，最后喷发而出，全诗跌宕多姿，把感情表现得真挚而鲜明。

参考资料：

　　这是一首富有理趣的好诗。它以极通俗的语言说出了一个道理：对人、对事要得到全面的认识，都要经过时间的考验，从整个历史去衡量、去判断，而不能只根据一时一事的现象下结论，否则就会把周公当成篡权者，把王莽当成谦恭的君子了。诗人表示像他自己以及友人元稹这样受诬陷的人，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因而应当多加保重，等待“试玉”、“辨材”期满，自然会澄清事实，辨明事伪。这是用诗的形式对他自身遭遇进行的总结。

　　在表现手法上，虽以议论为主，但行文却极为曲折，富有情味。“赠君一法决狐疑”，诗一开头就说要告诉人一个决狐疑的方法，而且很郑重，用了一个“赠”字，强调这个方法的宝贵，说明是经验之谈。这就紧紧抓住了读者。因在生活中不能做出判断的事是很多的，大家当然希望知道是怎样的一种方法。“不用钻龟与祝蓍”。先说不用什么，而该用什么，却不径直说出。这就使诗歌有曲折、有波澜，对读者也更有吸引力。诗的第二、三句才把这个方法委婉地介绍出来：“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很简单，要知道事物的真伪优劣只有让时间去考验。经过一定时间的观察比较，事物的本来面目终会呈现出来的。

　　以上是从正面说明这个方法的正确性，然后掉转笔锋，再从反面说明：“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如果不用这种方法去识别事物，就往往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对周公和王莽的评价，就是例子。周公在铺佐成王的时期，某些人曾经怀疑他有篡权的野心，但历史证明他对成王一片赤诚，他忠心耿耿是真，说他篡权则是假。王莽在未取代汉朝政权时，假装谦恭，曾经迷惑了一些人；《汉书》说他“爵位愈尊，节操愈谦”。但历史证明他的“谦恭”是伪，代汉自立才是他的真面目。“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是全篇的关键句。“决狐疑”的目的是分辨真伪。真伪分清了，狐疑自然就没有了。如果过早地下结论，不用时间来考验，就容易为一时表面现象所蒙蔽，不辨真伪，冤屈好人。

　　诗的意思极为明确，出语却曲折委婉。从正面、反面叙说“决狐疑”之“法”，都没有径直点破。前者举出“试玉”、“辨材”两个例子，后者举出周公、王莽两个例子，让读者思而得之。这些例子，既是论点，又是论据。寓哲理于形象之中，以具体事物表现普遍规律，小中见大，耐人寻思。其以七言律诗的形式，表达一种深刻的哲理，令读者思之有理，读之有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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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夜，愈与吴郡张籍阅家中旧书，得李翰所为《张巡传》。翰以文章自名，为此传颇详密。然尚恨有阙者：不为许远立传，又不载雷万春事首尾。

　　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两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为巡死而远就虏，疑畏死而辞服于贼。远诚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爱之肉，以与贼抗而不降乎？当其围守时，外无蚍蜉蚁子之援，所欲忠者，国与主耳，而贼语以国亡主灭。远见救援不至，而贼来益众，必以其言为信；外无待而犹死守，人相食且尽，虽愚人亦能数日而知死所矣。远之不畏死亦明矣！乌有城坏其徒俱死，独蒙愧耻求活？虽至愚者不忍为，呜呼！而谓远之贤而为之邪？

　　说者又谓远与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远所分始。以此诟远，此又与儿童之见无异。人之将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绳而绝之，其绝必有处。观者见其然，从而尤之，其亦不达于理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远之所成就，如此卓卓，犹不得免，其他则又何说！

　　当二公之初守也，宁能知人之卒不救，弃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虽避之他处何益？及其无救而且穷也，将其创残饿羸之余，虽欲去，必不达。二公之贤，其讲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尽之卒，战百万日滋之师，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当是时，弃城而图存者，不可一二数；擅强兵坐而观者，相环也。不追议此，而责二公以死守，亦见其自比于逆乱，设淫辞而助之攻也。

　　愈尝从事于汴徐二府，屡道于两府间，亲祭于其所谓双庙者。其老人往往说巡、远时事云：南霁云之乞救于贺兰也，贺兰嫉巡、远之声威功绩出己上，不肯出师救；爱霁云之勇且壮，不听其语，强留之，具食与乐，延霁云坐。霁云慷慨语曰：“云来时，睢阳之人，不食月余日矣！云虽欲独食，义不忍；虽食，且不下咽！”因拔所佩刀，断一指，血淋漓，以示贺兰。一座大惊，皆感激为云泣下。云知贺兰终无为云出师意，即驰去；将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图，矢着其上砖半箭，曰：“吾归破贼，必灭贺兰！此矢所以志也。”愈贞元中过泗州，船上人犹指以相语。城陷，贼以刃胁降巡，巡不屈，即牵去，将斩之；又降霁云，云未应。巡呼云曰：“南八，男儿死耳，不可为不义屈！”云笑曰：“欲将以有为也；公有言，云敢不死！”即不屈。

　　张籍曰：“有于嵩者，少依于巡；及巡起事，嵩常在围中。籍大历中于和州乌江县见嵩，嵩时年六十余矣。以巡初尝得临涣县尉，好学无所不读。籍时尚小，粗问巡、远事，不能细也。云：巡长七尺余，须髯若神。尝见嵩读《汉书》，谓嵩曰：“何为久读此？“嵩曰：“未熟也。“巡曰：“吾于书读不过三遍，终身不忘也。“因诵嵩所读书，尽卷不错一字。嵩惊，以为巡偶熟此卷，因乱抽他帙以试，无不尽然。嵩又取架上诸书试以问巡，巡应口诵无疑。嵩从巡久，亦不见巡常读书也。为文章，操纸笔立书，未尝起草。初守睢阳时，士卒仅万人，城中居人户，亦且数万，巡因一见问姓名，其后无不识者。巡怒，须髯辄张。及城陷，贼缚巡等数十人坐，且将戮。巡起旋，其众见巡起，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众泣不能仰视。巡就戮时，颜色不乱，阳阳如平常。远宽厚长者，貌如其心；与巡同年生，月日后于巡，呼巡为兄，死时年四十九。”嵩贞元初死于亳宋间。或传嵩有田在亳宋间，武人夺而有之，嵩将诣州讼理，为所杀。嵩无子。张籍云。

　　《张中丞传后叙》是韩愈的一篇议论与叙事相结合的散文。文中表彰张巡、许远抗击安史叛军的功绩，驳斥对张、许的诬蔑、中伤，以此来歌颂抗击藩镇作乱的英雄人物。元和元年（806年）宪宗开始制裁藩镇。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之下，韩愈重新阐扬张、许功绩，无疑是有意义的。

　　笫一段是引子，借评论李翰的《张巡传》，作一些必要的交代。真正的议论是从第二段开始。张、许二人中，许远受诬更重，第二段便主要为许远辩诬。“远虽材若不及巡者，开门纳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处其下，无所疑忌，竟与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是对许远的总评。抓住最关键性的几件事，充分说明许远忠于国家，以大局为重的政治品质，同时又紧扣与张巡的关系，让人感到坚守危城，大义殉国，张巡、许远是完全一致的，任何想把张、许二人分开，从许远身上打开缺口的企图都是徒劳的。在这样的总评之后，再逐一辩诬，就有高屋建瓴之势。辩诬的第一层是驳畏死论。作者从两家子弟不能通晓父辈心志落笔，庸劣子弟之所以会如此，无非是受流言蜚语的惑乱。当年张、许二人同生死共患难，而子弟互生是非，从这样令人痛心的事实，人们自然会想到恶语中伤者之可恨。辩诬的第二层，是驳所谓“城之陷自远所分始”。小人的这一攻击，好像抓到一点事实，较畏死论更为恶毒。回击时必须透过现象，揭示本质。文章以人死和绳断作比喻，用归谬法，指出其不达于理。随后发出感愤，斥责“小人之好议论，不乐成人之美”，指向一种带有普遍性的社会现象，不仅增强了文章的气势，而且非常能引起人的共鸣。

　　在驳倒小人对许远的攻击后，第三段接着为整个睢阳保卫战辩护。先驳死守论，由申述不能弃城逆遁的原因，转入从正面论证拒守睢阳的重大意义。“守一城，捍天下……蔽遮江淮，沮遏其势，天下之不亡，其谁之功也！”把保卫睢阳，提高到关系国家存亡的战略高度来认识，死守论以及其他种种否定睢阳战役的谬论就统统破产了。作者那种反诘的语气，即是面对群小加以痛斥的口吻。在这样大义凛然地斥倒群小之后，便更掌握了主动。于是进一步抓住无可抵赖的事实，给对方以致命的一击。在睢阳将士艰难奋战时，周围弃城逃跑者，擅强兵坐视不救者，比比皆是。那些好议论者竟然放过这类人不提，反而责备张、许死守，完全是居心不良。作者尖锐地指出，这是站在叛乱者一边，有意制造谰言，帮助他们攻击爱国志士。这样一下子便揭穿了小人的阴险面目，使他们再也无法冒充正人君子。

　　文章第四、五两段展开对英雄人物轶事的描写。第四段写南霁云乞师和就义。乞师一节，把南霁云放在贺兰进明嫉妒张巡、许远的功绩，而又企图强留南霁云的尖锐矛盾环境中，展示人物的性格。南霁云由不忍独食到断指、射塔，其言语行为被矛盾一步步推向前进，而他忠义、慷慨、愤激的表现也越来越震撼人心。围绕南霁云，除让贺兰进明从反面加以陪衬外，后面还有作者贞元年间（785—805）过泗州的补笔，不仅把传说坐实，而且在紧张激烈的气氛中，突然宕开一笔，更显得顿挫生姿，摇曳不尽。就义一节，将南霁云和张巡放在一起互相映衬，显示了两位英雄精神的契合。而张巡的忠义严肃，南霁云的临危不惧、慷慨爽朗，又各具个性。第五段补叙张巡的读书、就义，许远的性格、外貌、出生年月，以及于嵩的有关轶事。材料不像第四段那样集中完整，但作者娓娓道来，挥洒自如，不拘谨，不局促。人物的风神笑貌及其遭遇，便很自然地从笔端呈现出来，同样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张中丞传后序》融议论、叙事、抒情、描写于一炉，体现了韩愈文章多变的特色。从前半议论到后半叙事，是一大变。就议论部分看，开头一段，寥寥数语，类似于日记或读书札记的写法。第二段辩许远之诬，多用推论。由于许远所受的诬蔑太重，在阐明一层层事理之后，又有悲慨深长的抒情插笔。第三段虽然也是议论，但由于睢阳保卫战功勋卓著，有目共睹，所以话语蹈厉奋发，咄出逼人。像“守一城捍天下”一节，读之有“轩昂突起，如崇山峻岭，矗立天半”（吴闽生语）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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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联“幸自同开俱阴隐，何须相倚斗轻盈。”写牡丹“同开俱阴隐”，不必“相倚斗轻盈”，这是指牡丹花之间同开俱隐约，还是以牡丹与别的花相比较，并未言明。从诗意看，似指牡丹花之间可能性为大。“幸”字流露了作者担心、紧张情绪。“何须”则是劝告语气，正应“戏题”二字。这联写了牡丹同开俱隐约，又写了它们之“斗轻盈”。“阴隐”“轻盈”写牡丹的神态，但这并不轻松。这一联里显然凝聚着韩愈内心探处的难言之隐。清黄叔灿《唐诗笺说》认为“有比意”。究竟是比官场中人事纠葛，还是仕途升腾降落，难以探究。总之，韩愈似乎是将自己感慨寓于其中了，因而就格外有韵致。

　　第二联“凌晨并作新妆面，对客偏含不语情。”就牡丹的神态作进一层描绘。“并作”仍强调同样的特征，同上联“同”、“俱”呼应，更说明斗轻盈的不必要。是上联旨意的形象论证。晚唐罗隐《杜丹花》诗写道：“若教解语应倾国，任是无情亦动人。”确实可以看是受韩诗的影响，不过相比之下，韩的“对客偏含不语情”更含蓄别致，有回味的余地。再加上或许含有某种隐情于其中，就更引人入胜了。

　　“双燕无机还拂掠，游蜂多思正经营”一联描绘了牡丹花开之后燕舞蜂忙的嬉闹场面。实际也是渲染了牡丹花所处的环境。就牡丹自身而言，“斗轻盈”就已经具有人格意识，“新妆面，不语情”就更强化了这种意识，这都是从牡丹本体出发，自然显现，而双燕、游蜂作为牡丹的身外之物也频频关照、时时拂掠、苦苦经营，而作为牡丹自身却又有念想。诗人似乎无意涉及，也就不必探究其中是不是藏有微言大义。单就艺术描写角度看，写出了牡丹花的艳丽姿态，及其繁华场面，有很强吸引力，显示了作者深厚语言工力非同寻常。而最后“长年是事皆抛弃，今日栏边眼暂明”就很清楚表露了作者见牡丹而心喜，忘却多年尘俗之事的愉悦之情。清汪佑南《泾草堂诗话》就认为晚唐诸家咏牡丹“尽态极妍，总不如昌黎一首”，似乎有些过份，因诸家所咏自有其特点自有其角度，不能一概而论，但就艺术上的“轻清流丽，无意求工”这一点说，却道出了韩愈这首咏牡丹诗的特色。而这一特色，恰恰是韩愈将自己心理感受注于诗中所致。清张鸿《批韩诗》认为这首诗有韩愈“不著色”的体格，确是一语中的。较之那些浓彩重饰只求形似的咏牡丹之作，韩愈这首《戏题牡丹》还是充满神韵的。它不仅显示作者驾驭语言的工力，描绘了牡丹的丰采，而且，在“戏”的背后，似乎也含有严肃的命题。这才是韩愈这首诗被评诗家称道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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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句“嵩云秦树久离居”中，嵩、秦指自己所在的洛阳和令狐所在的长安。“嵩云秦树”化用杜甫《春日忆李白》的名句：“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云、树是分居两地的朋友即目所见之景，也是彼此思念之情的寄托。“嵩云秦树”更能够同时唤起对他们相互思念情景的想象，呈现出一副两位朋友遥望云树、神驰天外的画面。

　　次句“双鲤迢迢一纸书”是说令狐从远方寄书问候自己。双鲤，语出古乐府《饮马长城窟行》：“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童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这里用作书信的代称。久别远隔，两地思念，正当自己闲居多病、秋雨寂寥之际，忽得故交寄书殷勤问候自己，格外感到友谊的温暖。“迢迢”、“一纸”显出对方情意的深长和自己接读来书时油然而生的亲切感念之情。

　　三、四两句“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加。”转写自己目前的境况，对来书作答。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曾为梁孝王宾客。梁园是梁孝王的宫苑，此喻指楚幕。作者从公元829年（大和三年）到837年（开成二年），曾三居绹父令狐楚幕，得到令狐楚的知遇；公元837年（开成二年）应进士试时又曾得到令狐绹的推荐而登第，此处以“梁园旧宾客”自比。司马相如晚年“尝称病闲居，.既病免，家居茂陵”，作者公元842年（会昌二年）因丁母忧而离秘书省正字之职，几年来一直闲居。这段期间，他用世心切，常感闲居生活的寂寞无聊，心情悒郁，身弱多病，此以闲居病免的司马相如自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