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刘柴桑

　　这是一首和诗，诗人闲话家常，回答友人刘遗民的提问，并对其表示安慰和劝勉之意。

　　在陶渊明的众多诗文中，《和刘柴桑》向来被人们认为是讨论陶渊明与佛教关系的重要作品，而有人认为历来将其与陶渊明“雅不欲予莲社”相联系得出陶渊明反佛之说实为误读。清代吴瞻泰《陶诗汇注》谓“此诗为庐山无酒而发”，张玉榖看作是“别刘归家和刘之作”（《古诗赏析》），方东树《昭昧詹言》却说是“和刘即自咏”。见仁见智的理解中，却折射出这首诗歌的潜在容量与张力。题材上，这是首田园交游诗，融田园诗、交游诗于一体，首四句、末八句畅叙交游，中间八句共话田园。

　　诗歌前四句组成一个独立整体。“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为刘柴桑的问语，“直为亲旧故，未踌言索居”是陶渊明的答语，二者浑然地融于一体。援引他人的问语入诗，一问一答，是陶诗的新创。陶诗《饮酒二十首》（其九）“褴褛茅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愿君汩其泥”直接镶田父语入诗；《九日闲居》“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直接援引旁人的规劝语入诗，而不是陶渊明的自述语。前两句“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相问，后两句“尘爵耻虚罍，寒华徒自荣”作答。陶渊明以“爵”、“虚罍”自比，表示不愿受尘垢的沾染；“寒华”比喻入仕的营苟之人，“徒自荣”表明陶渊明不愿效仿他们，人各有各的操行。从这四句一问一答的方式看，可能在此之前曾有人劝仕过陶渊明（如《归去来兮辞》序云：“亲故多劝余为长吏”），陶渊明作了这首诗表明长期归隐的心迹，算作回答。这种问答体的写作范式，对后来杜甫 “三吏三别”的创作影响很大。

　　“山泽久见招，胡事乃踌躇”是兴来之笔，半空劈面而至；“直为亲旧故，未踌言索居”陡然作答，前句淡然，后句紧促，奠定了全诗的内容基调。下句“良辰”、“奇怀”紧承“未踌言索居”而来，是“未踌”的落脚点；“挈杖”、“西庐”展现的是隐居之人、之境的惬意、悠然。整体构筑而出的是一幅人、物交相而织的静穆画面。这种静谧随着一“入”一“还”，顿时洋溢着的仿佛满是动感，微微起伏着，荡漾着。这一“入”一“还”，带着鲜明的方向感，仿佛由画面的一个小角边缘向中央延展。“入”动作轻快敏捷，“还”行动缓慢蹒跚，在同一组动态的画面中构成鲜明的比照。一急一缓，朝着同一方向进发，目标的指向上传递而出的是同一种浓郁的归宿感，一种自然、温馨、心灵的归宿。“良辰”给人的是扑面而来的自然春光，下句“新畴”、“谷风”、“春醪”的田园风光，就围绕着“良辰”而展开。“良辰”成了中间八句田园写景的“诗眼”。“奇怀”情意深长，耐人寻味。陶渊明嗜奇，爱读奇书，好采“奇”字入诗。“奇翼”、“奇文”、“奇歌”、“奇光”、“奇姿”、“奇绝”、“奇踪”等意象，在其笔端层出不穷，铸造奇幻纷纭的精彩世界。

　　如果说“良辰入奇怀，挈杖还西庐”展示更多的是幽雅、闲适，那么“荒途无归人，时时见废墟”就顿然衰败不堪了。“荒途”、“无归人”、“时时”、“废墟”，字字用力，着墨狠重。显然前后两组镜头有着天壤之别，但却又都是真实的描绘，是诗人“挈杖还西庐”途中所见的真实写照。诗人所处的江州为东晋军事重镇，屡经桓玄、卢循叛军的蹂躏掳掠。诗人也不止一次地描绘过这种衰败：“试携子侄辈，披榛步荒墟。徘徊丘垅间，依依昔人居。井灶有遗处，桑竹残朽株。借问采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没无复馀”（《归园田居》其四）、“阡陌不移旧，邑屋或时非。履历周故居，邻老罕复遗”（《还旧居》）。回看这些诗，语气外似平淡，但一个个狠重、密集的衰败意象攒集，其力透纸背的力量也绝不逊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平淡之中，却足以穿透时空，传响于古今。这种“诗而史”的写法，表明诗人在欣赏着“良辰入奇怀”的惬意与飘然时，并未忘怀现实。他依然还在回答着“未踌言索居”中“未踌”的理由，亲旧固然是一方面，“良辰”也是一方面，但他最“未踌”忘却的恐怕要算是触目惊心的废墟了。留下来整饬这些时时可见的“荒途”与“废墟”，就成了他不“见招”于“山泽”的最大原由。“茅茨已就治，新畴复应畲”，清晰地展示着诗人整饬一新的景象；“谷风转凄薄，春醪解饥劬”，一种整饬后的劳累与欢愉溢于言表，跃然纸上。四句既是自然田园风光的描绘，也是一种社会风光的象征性写照。陶渊明并非真的忘却世事，在百事凋敝、儒业失传的年代里，他牢记“先师”遗训：忧道不忧贫，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做着本分的事。弃官归隐后，他从事讲习之业（《感士不遇赋》序），传授门生。所以诗中“茅茨”、“新畴”，就不是简单的自然物象，而是如屈原《离骚》中“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蘅与芳芷”一样，兰、蕙、留夷、揭车、杜衡、芳芷，不仅仅是香草之名，而且成了诗人培养下人才的代名词。所以这四句写景之中，又暗蕴着比兴之体。

　　“栖栖”以下六句，作者又从大处上进行劝勉，回想尘世中的事，忙忙碌碌，而现在岁月已使人们彼此越来越远。耕田织布，只要自己够用，也没有过高要求。百年之后，身体与名声是都会被淹没的啊！这种人生苦短的思想自然有消极的成分，但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浮云富贵，敝屣功名的观点也好似一副清凉剂，对那些热衷于刀口上舔血的如蝇小人也是一篇极好的醒世之文。

　　全诗语言朴素，平白如话，娓娓道来，亲切感人，给人一种情真意切，平易随和之感。

参考资料：

　　阮籍五言《咏怀》诗八十二首。这是第一首。阮籍《咏怀》诗（包括四言《咏怀》诗十三首），是他一生诗歌创作的总汇。《晋书·阮籍传》说：“作《咏怀》诗八十余篇，为世所重。”这是指他的五言《咏怀》诗，可见他的五言《咏怀》诗无散失。这八十二首诗是诗人随感随写，最后加以辑录的，皆有感而作，而非一时之作。虽然如此，第一首仍有序诗的作用，所以清人方东树说：“此是八十一首发端，不过总言所以咏怀不能已于言之故。”（《昭昧詹言》卷三）这是有道理的。

　　阮籍生活在魏、晋之际，他有雄心壮志。《晋书·阮籍传》说：“籍本有济世志，属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与世事，遂酣饮为常。”由于当时政治黑暗，壮志难酬，所以陶醉酒中。其实酒并不能浇愁，他的忧愁和苦闷，终于发而为《咏怀》诗。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这两句出自王粲《七哀三首》（其二）：“独夜不能寐，摄衣起抚琴。”王粲夜不能寐，起而弹琴，是为了抒发自己的忧思。阮籍也是夜不能寐，起而弹琴，也是为了抒发忧思，而他的忧思比王粲深刻得多。王粲的忧思不过是怀乡引起的，阮籍的忧思却是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产生的。南朝宋颜延之说：“阮籍在晋文代，常虑祸患，故发此咏耳。”（《文选》李善注引）李善说：“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这是说，阮籍生活在魏晋之际这样一个黑暗时代，忧谗畏祸，所以发出这种“忧生之嗟”。清人何焯认为：“籍之忧思所谓有甚于生者，注家何足以知之。”（《义门读书记》卷四十六）何氏以为阮籍的“忧思”比“忧生之嗟”更为深刻，注家并不了解这一点。一般读者当然更是无法弄清究竟是何种“忧思”。不过，《晋书·阮籍传》说：“（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尝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由此或可得其仿佛。史载诗人“善弹琴”，他正是以琴声来排泄心中的苦闷。这里以“不能寐”、“起坐”、“弹鸣琴”着意写诗人的苦闷和忧思。

　　诗人没有直接点明诗中所抒发的“忧思”，却写道：“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写清澈如水的月光照在薄薄的帐幔上，写带有几分凉意的清风吹拂在诗人的衣襟上，造成一种凄清的气氛。这似乎是在写自然景色，但是，景中有人。因为在月光下徘徊的是诗人，清风吹拂的是诗人的衣襟。所以，可以说写景正是为了写人。这样写，比直接写人，更富有艺术效果，使人感到含蓄不尽，意味无穷。

　　“孤鸿号野外，翔鸟鸣北林。”是继续写景。是写孤鸿在野外哀号，而盘旋的飞鸟在北林上悲鸣。如果说，上两句是写诗人的所见，这两句就是写诗人的所闻。所见者清风、明月，所闻者鸿号、鸟鸣，皆以动写静，写出寂静凄清的环境，以映衬诗人孤独苦闷的心情。景中有情，情景交融。但是，《文选六臣注》中，吕延济说：“夜中，喻昏乱。”吕向说：“孤鸿，喻贤臣孤独在外。翔鸟，鸷鸟，以比权臣在近，谓晋文王。”好像诗中景物皆有所指，如此刻意深求，不免有些牵强附会。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在月光下，清风徐来，诗人在徘徊，孤鸿、翔鸟也在空中徘徊，月光朦胧，夜色苍茫，他（它）们见到什么：一片茫茫的黑夜。所以“忧思独伤心”。这表现了诗人的孤独、失望、愁闷和痛苦的心情，也为五言《咏怀八十二首》定下了基调。

　　阮籍五言《咏怀八十二首》，是千古杰作，对中国古代五言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但是刘勰说：“阮旨遥深。”（《文心雕龙·明诗》）钟嵘说：“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诗品》上）李善说：“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文选》卷二十三）都说明阮籍诗隐晦难解。阮诗隐晦难解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多用比兴手法。而这是特定的时代和险恶的政治环境及诗人独特的遭遇造成的。

　　陶渊明全家回到上京里后，感到物迁人非，非常恻怆，他凭吊了从弟敬德的旧宅，寡奶遗孑，虚坐生尘，更触动悲怀。

　　尽管陶渊明深知自然规律不可抗拒，人死不能复活，仍为从弟功业未成一篑而悲叹，为从弟在“上有老下有小”最需要他的时候辞世而感伤。从弟的旧宅如今已物是人非，只剩下他和妻子落满灰尘的灵位和庭园荒草以及园林馀情了，陶渊明不禁步履沉重迟缓，眼泪沾满衣襟。

　　礼服制度决定人与人的亲疏关系，金钱财富决定人与人的感情距离。陶渊明对失去从弟会如此悲痛，反映了他不受礼法制度和世俗偏见的约束，将情感置于礼法和世俗之上，从容于礼法和世俗之外。全诗体现了陶渊明情感至上和逍遥自佚的性格特征。

　　这首诗写得较长，分五层委婉道来，有的句子似不甚精思，如“悲泪应心零”、“何意尔先倾”，殊不知悲之至而不择语，随口道来，更能体现其任真。陶渊明虽然淡泊，然对于亲友，正是一位十分重感情的人。

参考资料：

　　这首五言诗是陶渊明为周续之、祖企和谢景夷三人，在马队旁边那样极差的环境讲解和校勘《礼记》所作。萧统《陶渊明传》说：“刺史檀韶苦请续之出州，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三人共在城北讲《礼》，加以雠校。所住公廨，近于马队。是故渊明示其诗云：‘周生述孔业，祖谢响然臻。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从诗中“意中人”等语中可以看出，陶渊明与周续之等三人亦为知交好友。

　　诗从作者自己说起，诗人说自己养病在破败住宅的屋檐下，整日里没有一件高兴的事。除服用药剂和砭石之外还有不少空闲时间，于是想念起那些好朋友。但志趣已相去甚远不再是寻常事，路途遥远也不是什么真的原因。周续之先生正在著述孔子的学业，又有祖企、谢景夷二个在积极响应并将臻于完成。儒家的大道理已失传上千年了，此时又重新听到这些。马队并非是个讲习的场所，校勘书籍也确实够勤奋了。诗人表示应有自己的爱好，只是想与周续之等三人成为邻居。但愿能教导好自己的几个儿子，让他们跟随他到颍水之滨洗干净耳朵。诗中说，“道丧向千载，今朝复斯闻”，这本是令人高兴的事，但请几个饱学之士在马队旁边校书讲《礼》，而马队是武事的畜力所在，这就十分不协调了。诗人希望周续之、祖企、谢景夷能与自己成为邻居，听他们讲习《周礼》，以摒弃名缰利索，甘心与自己一起洗耳于颍水滨，即甘愿终生隐居林泉。

　　颖水滨，是巢父、许由隐居之地。这里还有一个饶有趣味的典故：许由因恶闻尧帝召其做九州长而洗耳于颍水滨。巢父牵着小牛来此饮水，说许由故意这样做给世人看，是想得到好的声誉，因此怕污染了小牛的口而牵着小牛到颖水的上游饮水去了。陶渊明诗中的“愿言诲诸子，从我颍水滨。”便是巧用这个典故，并言“马队非讲肆，校书亦已勤”，就是说，买卖马匹牲畜的市场不是讲经的场所，勤勉校书也是徒然，以此善意劝导周、祖、谢诸子放弃一切尘念，一心一意做个真正的隐者。

　　陶渊明认为周续之、祖企和谢景夷三人校书讲《礼》，十分勤苦，这是对孔子之业的发扬光大，值得赞扬；但他们的所居之处近于马队，与所从事的事业极不相称，未免滑稽可笑。所以诗中有称扬，也有调侃，最终以归隐相招，表明了诗人的意趣与志向。诗中扬抑交替，最后善意相招，显示了陶渊明继承了传统的婉讽特色。

参考资料：

时运，游暮春也。春服既成，景物斯和，偶景既游，欣慨交心。

迈迈时运，穆穆良朝。
袭我春服，薄言东郊。
山涤余霭，宇暧微霄。
有风自南，翼彼新苗。

洋洋平泽，乃漱乃濯。
邈邈遐景，载欣载瞩。
称心而言，人亦易足。
挥兹一觞，陶然自乐。

延目中流，悠想清沂。
童冠齐业，闲咏以归。
我爱其静，寤寐交挥。
但恨殊世，邈不可追。

斯晨斯夕，言息其庐。
花药分列，林竹翳如。
清琴横床，浊酒半壶。
黄唐莫逮，慨既在余。

　　这首诗模仿《诗经》的格式，用四言体，诗题取首句中二字，诗前有小序，点明全篇的宗旨。本来，汉魏以后，四言诗已渐趋消歇。因为较之新兴的五言诗来，其节奏显得单调，而且为了凑足音节，常需添加无实义的语词，也就不够简练。但陶渊明为了追求平和闲静、古朴淡远的情调，常有意选用节奏简单而平稳的四言诗体。因为是有意的选择，其效果比《诗经》本身更为明显。

　　全诗牵涉到这样一个典故：据《论语》记载，一次孔子和一群门徒围坐在一起，他让各人说出自己的志向。最后一个是曾点，他说：“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意思是：在暮春时节，天气暖和得已经穿得住春装了，和五六个成年朋友一起，带上六七个少年人，到曲阜南面的沂水里入浴，再登上求雨的土坛，迎着春风的吹拂，然后一路唱着歌回家。这想像中和平安宁的景象，悠闲潇洒的仪态，把向来严毅深沉的老夫子也感动得喟然长叹，说：“吾与点也。”（我的心与曾点一样）后代修禊（三月三日在水边洗濯以消除不祥）的风俗渐盛，因为时间也是暮春，又同是在水边嬉游，所以关于修禊的诗文，常引用到《论语》中这个典故。诗前小序的大意是：暮春时节，景物融和，既自出游，唯有身影相伴，欣喜感慨，交杂于心。全诗四章，恰是前二章说欣喜之情，后二章叙感伤之意。

　　先说一二两章。第一章前四句中，“时运”谓四时运转；“袭”谓取用、穿上；“薄言”是仿《诗经》中常用的语词，无实义。这四句意思很简单，用五言诗写两句也够了：时运值良朝，春服出东郊。但诗歌语言并非唯有简练才好，而必须服从特定的抒情要求。下笔缓缓四句，正写出诗人悠然自得、随心适意的情怀。开头“迈迈”、“穆穆”两个叠词，声调悠长，也有助于造成平缓的节奏。而且“迈迈”形容时间一步一步地推进，“穆穆”形容春色温和宁静，都排除了激荡、强烈的因素，似乎整个时空和诗人的意绪有着同样的韵律。后四句写郊外所见景色：山峰涤除了最后一点云雾，露出清朗秀丽的面貌；天宇轻笼着一层若有若无的淡淡云气，显得格外高远缥缈；南风吹来，把踪迹留在一大片正在抽发的绿苗上，那些禾苗欢欣鼓舞，像鸟儿掀动着翅膀。这些写景的句子从简朴中显出精巧，似漫不在意，却恰到好处。同时这开远的画面，又是诗人精神世界的象征。它广大、明朗、平和、欢欣。

　　第二章转笔来写自己在水边的游赏，这情趣和《论语》中说的“浴乎沂，风乎舞雩”相似。“洋洋平泽”，是说水势浩大而湖面平坦，诗人就在这湖边洗濯着（这里“漱”也是洗涤之意）；“邈邈远景”，是说远处的景色辽阔而迷濛，它引人瞩目，令人欣喜。这四句中写动作的两句很简单，其实就是四个动词。“乃”和“载”都没有实义，主要起凑足音节、调和声调的作用。写景的两句也很虚，不能使读者切实地把握它。但实际的效果如何呢？那洋洋的水面和邈邈的远景融为一气，展示着大自然浩渺无涯、包容一切的宽广。

　　诗人在湖中洗濯，在水边远望，精神随着目光延展、弥漫，他似乎和自然化成了一个整体。这四句原是要传布一种完整而不可言状的感受、气氛，倘若某一处出现鲜明的线条和色块，就把一切都破坏了。后四句是由此而生的感想：凡事只求符合自己的本愿，不为世间的荣利所驱使，人生原是容易满足的。举起酒杯一饮而尽，在朦胧醉意之中，我就自得其乐。

　　以上是说暮春之游在自然中得到的欣喜。陶渊明热爱自然，这是人所皆知的。他病重时写给几个儿子的遗书中，还言及自己“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不过，陶渊明之热爱自然，内中还深含着一层人生哲理。在他看来，多数人由于违背了人的自然本性，追逐无止境的欲望，于是虚伪矫饰，倾轧竞争，得则喜，失则忧，人生就在这里产生了缺损和痛苦。

　　而大自然却是无意识地循着自身的规律运转变化，没有欲望，没有目的，因而自然是充实自由的，无缺损的。人倘能使自己化同于自然，就能克服痛苦，使人生得到最高的实现。

　　至于陶渊明“欣慨交心”，并有一种感伤的缘由是他终究不能完全脱离社会而完全面对着自然生活——即使是做了隐士。当时动荡不宁、恶浊昏暗的社会现实，与陶渊明笔下温和平静的自然，恰成为反面的对照。它不能不在诗人的心中投下浓重的阴影。三四两章伤今怀古的感叹，正是以此为背景的。

　　第三章前四句，写自己目光投注在湖中的水波上，遥想起《论语》中曾点所描叙的那一幅图景：少长相杂的一群人，习完了各自的课业，无所忧虑、兴味十足地游于沂水之滨，然后悠闲地唱着歌回家。需补充说明的是，这里面包含着双重意义：一方面是个人的平静悠闲，一方面是社会的和平安宁。这本是曾点（包括孔子）所向往的理想境界，但陶渊明把它当作实有之事，以寄托自己的感慨。他的周围，是一个喧嚣激荡的流血世界；他自己，进不能实现济世之志，退又不能真所谓超然物外。而且他是孤既的，小序中说“偶影既游”，正与曾点所说“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相对照。他不能不感伤。下面说：“我爱其静，寤寐交挥。”用一个“静”字总括曾点所叙，并表示对此时刻向往，不能自已（“交挥”犹言“迭起”），因为那种社会的安宁与人心的平和，是他所处的世界中最为缺乏的；那种朋友们相融无间、淡然神会的交往，又是他最为渴望的。最后两句说：遗憾的是那个时代与自己遥相悬隔，无法追及。这实际是说，他所向往的一切不可能在现实中出现。

　　第四章所叙，是游春后回到居所的情景。开头两句，写经过自晨至夕的流连，又回到家中。接着四句描摹庭园景色和室内陈设。这里表面上没有写主人的活动，但诗篇取景的镜头，映照出分列小径两旁的花卉药草，交相掩蔽的绿树青竹，床头一张古琴、半壶浊酒，清楚地表现出一种清静的气氛和主人清高孤傲的情怀。第二章出现过的、使诗人“陶然自乐”的酒，在这里重又出现了，不过它现在似乎更带有忧伤的色彩。酒中的陶渊明到底是快乐的还是忧伤的呢？恐怕他自己也说不清。

　　后面“黄唐”指传说中的黄帝、唐尧，据说他们统治的远古时代，社会太平、人心淳朴。但是“黄唐莫逮”，这个时代自己已经无法追赶了，“慨既在余”，我只能一个人既自感叹伤怀。最后这两句的意思和第三章结尾两句差不多，不过是换了一个寄托感慨的对象，把伤今怀古的情绪回复加强了一番。

　　但怀古并非陶渊明真正的目的。他只是借对古人的追慕表达对现实的厌恶，对一种空想的完美境界的向往，这和《桃花源记》实质上是共通的。

　　这首诗表现的情绪、蕴含的内容是复杂而深厚的。诗人从寄情自然中获得欣慰，但仍不能忘怀世情，摆脱现实的压迫；他幻想一个太平社会，一个灵魂没有负荷的世界，却又明知道不可能得到。所以说到底他还是痛苦的。但无论是欢欣还是痛苦，诗中表现得都很平淡，语言也毫无着意雕饰之处。陶渊明追求的人格，是真诚冲和，不喜不惧；所追求的社会，是各得其所，怡然自乐，因而在他的诗歌中，就形成了一种冲淡自然、平和闲远的既特风格。任何过于夸张，过于强烈的表现，都会破坏这种纯和的美，这是陶渊明所不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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