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裴侍中承恩拜扫旋辔途中有怀…官僚乡国亲故（后缺）

　　柳宗元初贬永州，住龙兴寺，曾与和尚交往，探讨佛理。龙兴寺旧址在潇水东岸，永州芝山城南太平门内。当年寺里虚和尚重巽，即巽公，是湛然的再传弟子，与柳交往颇深。故柳虚《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并作《永州龙兴寺西轩记》赠巽上人。组诗《巽公院五咏》作于公元806年（元和元年），写的是龙兴寺里虚关事物和景色。这首《禅堂》是组诗的第三首。

　　《禅堂》与《净土堂》、《曲讲堂》的内容密切相关，写的是三堂之一的“禅堂”。而在写作上稍虚变化，先是描写：“发地结青茆，团团抱虚白。山花落幽户，中虚忘机客。”像是一特写镜头，刻画出“禅堂”的特点：青茅盖成的禅堂，青山团团围住虚白的建筑。然后，由外及内，由物及人，山花飘落在幽静的门前，禅堂中坐着忘机的禅客，突出了禅客。禅客也自然包括诗人。中间一层，用禅语叙说对佛学的理解：涉及了虚并非虚意去取得，观照于全也不用去解析。天地万籁都虚缘而生，喧闹当中虚深深的寂静。对佛理的理解比较深透，是禅客（诗人）进入禅堂的收获。最后二句：“心境本同如，鸟飞无遗迹。”表现了空虚双亡、心境如一的境界，使诗意得到升华。

　　此诗先写作者与李白的深厚交情，再叙与李白一同寻访范十隐居，后写在范居处即席朗诵屈原的《橘颂》，席上三个人因此在各自的心里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表达了朋友之间心神相连的感情。全诗有对真挚友情的珍惜，有心志共鸣的融洽，有生命志向茫茫无归的惆怅，格调高古，兴致飘逸，情境清妙。

　　全诗可分三部分。

　　开头六句为第一部分，叙写作者对待李白的交情。两人共被同行，亲如弟兄。“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可见作者是应约来此欢聚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见来此已是秋天，更见二人情谊之深。

　　中间六句为第二段，叙述两人同寻范十隐居。“更想幽期处，还寻北郭生”两句，叙途中之事。“入门高兴发，侍立小童清”两句，写造访范居。“落景闻寒杵，屯云对古城”两句，写他们留连至晚。

　　最后四句为第三段，写吟《橘颂》，对隐居而思物外之游。

　　虽然诗中有对李白的赞叹，但更多的是描出了友情的几幅简约入微的素描。“秋共被”“日同行”“寻北郭”“入门高兴发”“屯云对古城”“悠悠沧海情”，夜晚，白天，出城，入归，望天，问海，这种感情里，兄弟之情，心神相连，生生都是不会轻易断绝的。

　　刘辰翁以为“入门高兴发，侍立小重清”两句不可解，金陵生撰文认为此即曹洞宗所谓“不犯正位”，言小童清，则主人之清雅脱俗固不难想见。“向来吟橘颂，谁与讨莼羹”两句，朱彝尊谓“‘谁’字疑当作‘惟’字谓得”。金陵生据诗意认为当以“谁”为长。此联是正反两面言之，上句谓范十隐居自是为全其志节，如《橘颂》所咏之“苏世独立，横而不流”者；下句反诘，谁欲贪恋故乡风物之美呢？若作“惟”则与结联“不愿论簪笏，悠悠沧海情”表意重复。

　　这首诗写寻范居士仅数句，格调高古，兴致飘逸，情境清妙，确乎难能可贵。若论叙事的真实、细节的生动、形象的传神、语言的幽默，却不及李白同时的作品《寻鲁城北范居士失道落苍耳中见范置酒摘苍耳作》。

参考资料：

　　《江楼曲》是一篇思夫之作。从作品描写的情况看，女主人公的丈夫，可能是在江陵的从商者，经年不归，因而使得妻子百般思念和难堪。

　　首四句虽无肖像描写，却典型地突现了一位思妇的形象：“楼前流水江陵道，鲤鱼风起芙蓉老。晓钗催鬓语南风，抽帆归来一日功。”这显然是写她登楼所望，心有所想。这里虽没直说女主人公的幽怨，但幽怨之情已分明可见。既然“楼前流水”直通江陵，那么“江陵”自然也是直通“楼前”，这样便利的水上交通，而竟然丈夫未归，这不能不使她生怨。“鲤鱼风起”，这也正是古人所谓“见秋风起”而思归的时刻，就连晋代在外为官的张季鹰，都因此季候自动罢官归里，而丈夫却不见回来，这又是一层怨情。一个夫君在外的青春女子，见荷花在秋风中变老，不能不生出“荷犹此变，人何以堪”的悲叹。一个“老”字，写出了她心中的无限幽怨之情。后两句更进一步写她的动作细节和心理；也许是她晚上做了一个好梦，梦见丈夫今日归来，因而一大早便起来梳洗打扮。“晓钗催鬓”是写她见曙色而早起急忙梳妆的情景，一个“催”字，写出了她急理云鬓、忙插花黄、又生怕误了迎夫婿的动作和心态；“语南风”三字，又写出她盼夫情切到见夫未归时的自言自语之状。而“抽帆归来一日功”简直变成了对丈夫遥遥的责问。这里表现出她不可扼制地责怨。由此不难看出，首四句字面温和，似乎未见怨言，但细分析却内含着几层的幽怨和责问，这责怨又深深地蕴含着她对丈夫的深情厚爱。

　　好的诗歌总是波澜起伏。中四句掉回头来，回想丈夫出外贸易的苦辛，以及她对丈夫的体贴之情。“鼍吟浦口飞梅雨，竿头酒旗换青苎。萧骚浪白云差池，黄粉油衫寄郎主。”从这四句之中，起码看到了两层意思：第一，她江楼盼夫归，非只一日，亦非只一月；至少是由春至夏，又由夏至秋，思夫的痛苦，折磨了她多么长久的时光。第二，她时时思念着丈夫，也时时疼爱着丈夫，无时无刻不惦念着他的生活、起居；梅雨中遥寄黄粉油衣，这分明寄去了一片爱情的赤诚之心。将首四句和次四句联系起来看，就将“相思”和“厚爱”联结成了一体，这就不仅增加了作品的深度和厚度，同时也是为了末段的描写张本。

　　末四句将女主人公的思夫之苦表现得更为深致曲折：“新槽酒声苦无力，南湖一顷菱花白。眼前便有千里愁，小玉开屏见山色。”这几句颇具画家和摄影师的表现技巧，语言简括而情致遥深。“新槽”句，显然是写女主人公在极端苦闷之中，想借酒遣愁；但她喝了槽床新沥的美酒佳酿，愁绪却并未因此而稍减，因而发出“新槽酒声苦无力”之慨叹，这就用形象的举措表现了她“借酒浇愁愁更愁”的绪怀，显示了她的愁情难遣。“南湖”句，是写她想观南湖佳景以散愁。回想当年，夫妻双双游湖，见到的是湖水澄彻，少女采莲，鸳鸯戏水，真是心旷神怡，令人陶醉。而今想借观南湖散心，不仅是只身孑影，而且眼中所见，冷风飕飕，荻花瑟瑟，残荷败叶，令人目不忍睹。她离开这“鲤鱼风起芙蓉老”的惨景，想开“菱花”镜以自慰，但一照明镜，便想起昔日丈夫在家之时，镜中的映像是郎才女貌相伴，鸳鸯一对相偎，因而又引起她“眼前便有千里愁”的慨叹。这“千里愁”三字，双关了两层含义：一是思念丈夫远在千里之外，不得相见；一是写自己愁绪万千，犹如千里愁云蒙心，无法解脱。因为千愁万绪，郁结心头，于是她命侍女推开屏风，以观远景而驱散结闷，但“小玉开屏见山色”，看到的遥山叠叠，无边无际，这就更增加了她朦茫的千里愁绪。为了解脱这思夫的离愁别绪，在她生活的范围之内，能想到的办法她都想到了，能试用的方法她都用过了；她想借酒消愁，结果是“借酒浇愁愁更愁”；她想观南湖而散心，结果却是“残荷败叶”更生愁；她想照“菱花”以自赏，结果却“眼前便有千里思”；她想推开屏风以观远释怀，结果却山峦重叠而更增加胸中块垒。她再也难以想出其他办法以遣愁怀了。

　　此诗的第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完全忽略去了肖像描写，而采取了略貌取神之笔。诗人从她的举止中揭示其心态，从她的动作细节中揭示其情思，以某些似露非露的心态和情思，让读者去管窥其痛苦的心情和难堪的处境，这样便使作品具备了既简括灵妙，又深致婉转、含而不露的艺术特点。

　　在诗的结构上，诗人从女主人公的目前神貌着笔，着重揭示其盼夫早归的心态和处境；第二段由目前转折到她回思其痛苦的相思之历程；第三段又回到描写其痛苦相思的画面上来。这样的构思，不仅增加了作品的深厚度，而且也显得自然而巧妙，波澜起伏而无雕琢的痕迹。

　　从诗歌的造语设色上看，也很有特色。在《诗辩坻》中记：“大历以来，解乐府遗法者，唯李贺一人，设色秾妙，而词旨多寓篇外，刻意撰语，浑于用意。”以此评语套用在这首诗的设色命意上来，简直是恰当之极，妙合无间，像“晓钗催鬓语南风，抽帆归来一日功”，像“萧骚浪白云差池，黄粉油衫寄郎主”，不仅是一笔钩锁于两地，情与景贯通于双方，而且把闺中怀远的热情痴态，细腻而透彻地表达尽致。诗的最末四句，命意用语更加深婉曲折，细致灵妙，使人读来余味无穷。

参考资料：

　　邯郸为战国时赵国都城，即今河北邯郸市。《少年行》为乐府旧题，属杂曲歌辞。

　　以上六句渲染“游侠子”豪放的生活，其势如铜丸走板，风驰电掣。“未知肝胆向谁是，令人却忆平原君”二句，气势陡转，诗笔转入对“邯郸少年”内心的揭示。他们对于纵性任侠的生活远远感到不满足，而希望凭自己的侠肝义胆为国建功立业，施展自己的宏图抱负。不料，这美好的愿望却得不到现实社会的理解，反而遭到排斥和压制。使之不由得神游千古，怀念“倾以待士”，使之能纵横捭阖，为国排难的平原君。这两句，充盈着诗人知音难觅的怅惆，功业难成的愤懑以及对现实的强烈针砭和对历史的深沉反思！同时，感情的激流也由前面的飞逸转入沉实，增强了诗歌的顿挫之力。

　　前半部分诗人借“游侠子”的遭遇来抒发自己沉沦不遇的感慨，后半部分则以直抒胸臆的议论，将抑郁不平之情进一步表达出来。一开始以“君不见”当头唱起，提示人们注意：现在世人只按“黄金”的多少来决定双方“交态”的厚薄。没有“黄金”，关系就自然“疏索”（即疏散之意）了。诗人的感情又由前面的沉实转入激愤，正因他“感叹”之深，对世态炎凉体会之切，因此对于“旧游”和“时事”厌恶之极，这样就有力地逼出最后两句：“且与少年饮美酒，往来射猎西山头！”这样的结尾看似旷达，与世“无求”，实则正话反说，充满慷慨之情，愤懑之气，“宕出远神”。它不仅以“痛饮美酒”，“射猎西山”（西山即邯郸西北的马服山）的豪举，刻画出“游侠子”的英武雄迈之态。而且以一虚字“且”冠在句首，更表现出他睥睨尘世、待时而动的高旷情怀和耿介刚强的性格特征。这样的曲终高奏，宛若奇峰突起，意蕴深远，令人回味无穷。因此赵熙批曰：“大力收束，何其健举！”（《唐百家诗选手批本》）

　　高适在诗中以“邯郸少年”（即诗中之“游侠子”）自况，借描写他们放荡不羁的生活，和世态炎凉的际遇，抒发了自己壮志难酬的激愤之情。诗歌写得豪宕激昂，“气骨”铮铮，充分体现了高适“以气取篇”的特点。《新唐书·高适传》评其诗“以气质自高”。所谓“气质”，即作者的感情极为慷慨激越。此诗借“邯郸少年”抒发自己强烈的感情，既有豪气干云的雄壮之歌，又有直抒胸臆的激越之声；既有深沉低徊的慨叹，又有故作旷达的曲终高奏。这种雄壮与低徊，炽热与深沉的错综交织，有力地突出了“邯郸少年”心灵深处的追求和失望、欢乐与痛苦的复杂感情，从而深刻揭示出“世态”的“浮薄”。一般说来，七言与五言相比，更难写得雄赡遒劲，但高适的七言却写得“兀敖奇横”，这正是“气质自高”使然。

　　与这种抑扬起伏的感情抒发相适应，此诗在句式上整散相间，以散为主，用韵上平仄交替，富于变化。如开始两句散，接着两句整，后面又回到散。开始四句用低韵仄声，中间四句用文韵平声，“君不见”两句句句用韵，为药韵仄声，末尾两句再回到尤韵平声。这样，随着整散的变化和韵脚的转换，不仅与感情的抑扬起伏相适应，而且形式上也有整齐对称之美，纵横飞动之妙，节奏鲜明，音调优美。文情声情，丝丝入扣。这些特点，直接影响了后来长篇七古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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