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居分宁去故乡千里不归者二年思念松楸成长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庐陵欧阳修序。

　　欧阳修这篇序文之所以历来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吴楚材等在《古文观止》中说：“‘穷而后工’四字，是欧公独创之言，实为千古不易之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而作”说和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一脉相承，共同发挥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本原论。

　　“发愤而作”之语，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子兵法》、《吕览》、《诗经》等，“大抵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这是对《屈原·抽思》中“发愤以抒情”的继承和发展。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对这一思想阐发得较简明：“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蒲松龄也称自己的作品《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由此可见，“发愤而作”是中国文论的一个传统思想。

　　“不平则鸣”之说，语出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韩愈的这一“不得其平则鸣”，是对司马迁“发愤之所为作”的进一步发挥，对后世影响颇大。贺贻孙在《水田居遗书》文集卷三《诗余自序》中说：“风雅诸什，自今诵之以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讽诫何由生，而兴、观、群、怨何由起哉？”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见，“不平则鸣”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

　　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第一段，主要从三个层面阐发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一是认为“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这里的“穷”，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诗人，困厄出诗人，从概率上看确实如此。二是强调“内有优思感愤之郁积”方能发而为诗。因为“穷”，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这是文学创作必备的动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穷则愈工”。工者，好也，美也。这让人想起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将以上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看，那就是“穷”则“郁积”深厚、“优愤”强烈，故发而多能成为“愈工”的好诗。这是符合认识论、实践论、创作论的基本原理的。

　　从侧重点上看，“发愤而作”说强调创作需有一种强烈的激情，“不平则鸣”说强调这激情来之于心中的不平之气，而“穷而后工”说则强调这激情、这不平是源之于人生的穷困郁积。其实这三说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发挥，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文学创作本源论的系统学说。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这三说都是聚焦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积累和情感。胸中有，笔下才能有，这是必然。但这三者也没有排斥客观现实的本源意义：“愤”何以生？“不平”从何而来？特别是欧阳修强调“穷”，就把“愤”、“不平”与社会人生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说，以“发愤而作”、“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三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本源论，是一个既抓住要领、又相当全面的学说，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发扬。

　　近人陈衍说：“九日登高，不作感慨语，似只有此诗。”（《宋诗精华录》）评价得很好。

　　诗的首联破题。起句点明节令，音调高扬。绚丽的物华，宜人的秋色，令诗人为之神驰。一个“重”字流露出诗人流连光景之意，领起全诗。同样写秋晨，则“云物凄清拂曙流，汉家宫阙动高秋”（赵嘏《长安秋望》），有送目伤秋之愁；“白雁南飞天欲霜，萧萧风雨又重阳”（鲁渊《重九》），则有去国怀乡之思。而宋祁此句，不作愁语，气局一新。这也是诗人境遇气质使然。

　　次句由“重”字引出。“高台复帐驻鸣茄”，气派十足。又是“高台”，又是“复帐”，又是“鸣茄”，其场面之阔绰，气氛之热烈，历历如绘。这决非庶民之登高，而是富贵人赏秋的情景。诗人少年得志，一生显达，历任知制诰、工部尚书、翰林学士承旨，晚年知成都府，该诗中有“白首太守”之句，应是晚年在成都所作。

　　颔联承上，写佳日兴会，形象鲜明。出句与对句分写登高与饮酒两个场面。“遨欢”、“促饮”二语，道出了高朋满座、觥筹交错的盛况。“任落风前帽”一句活用典故。《晋书·孟嘉传》：“孟嘉为桓温参军，九日游龙山，风至，吹嘉帽，温命孙盛为文嘲之。”古人把此事作为风流美事，杜甫曾反其意而用之：“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九日蓝田崔氏庄》）甚为宋人所激赏。宋祁又反杜诗之意。一用“羞”，一用“住”；一沉郁，一洒脱。显示心境不同，诗境亦不同。“争吹酒上花”，意谓争饮菊花酒。重阳节登山饮菊花酒是自古以来的传统雅事。“任落”、“争吹”两词相反相成。诗人兴会淋漓之状毕现。

　　颈联一转，以景语出之，写登山所见。诗人把酒临风，游目骋怀，只见上下天光，一片清明。“溪态澄明初雨毕，日痕清淡不成霞”，经过一番秋雨刷洗之后，天宇澄净，秋容清淡。二句境界开阔，气象恢宏。“明”字与“清”字道出了秋晨的特色。其意境与韩琦“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着黄花晚节香”（《九日水阁》）约略有相似处。宋祁修唐书十余年，晚年“弥为进境”（《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语）。他“博学能文章，天资蕴藉，好游宴，以矜持自喜，晚年知成都府，带《唐书》于本任刊修……远近观者，皆知尚书修唐书矣，望之如神仙焉。”（《东轩笔录》）此诗的境界与他积极处世的态度有关。

　　尾联笔力所聚，精彩益显，以欣喜的心情、活脱的形象作结。“白头太守真愚甚”一句，幽默诙谐，乃诗人自画像，形神俱出。“愚甚”两字，表面自嘲，实却矜持。“白头太守”，不仅刻画诗人与众不同的外貌，更表明了诗人的太守身份。意谓“九日置酒”非一般登高，而是太守在宴游。一股富贵气从中透出，照应首联。结句“满插”为“愚甚”作了注脚。古人有重九登高插茱萸以压邪的习俗。《续齐谐记》：“费长房令桓景九月九日囊茱英，登高以避祸。”诗人故用“满插茱萸”的夸张笔法，描绘自己放浪形骸，豁达开朗。杜牧有“菊花须插满头归”（《九日齐山登高》）之句，乃故作旷达语，强颜欢笑；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一诗，亦以茱萸作结，“醉把茱萸仔细看”，乃辛酸语，寄寓了身世飘零之慨。而宋祁此句与之异趣，原因在于身世际遇不同。

　　此诗俊逸流畅，属对工巧，尤其是末联，给全篇平添喜剧气氛，生活情趣极浓。良辰美景，赏心乐事，诗人适逢其会，发为词章，写成了这首充满兴致的作品。

　　这首词通篇写景，又抒发了词人对尘世生活的眷恋之情。十里青山，数声鸟啼，残月白露，清风晓霞，有声有色地表现了江南的夏季景色。词中上、下片的结句，委婉含蓄地提到人，而且引起对往事的回忆。全词清新雅洁，优美柔和，饶有意味。

　　仲殊，名挥，姓张。安州人，曾举进士。据说他年轻时风流倜傥，放荡不羁，因此妻子对他甚为不满，曾在食物里下了毒，他得救不死。从此，他心灰意冷，弃家为僧，居苏州承天寺、杭州吴山宝月寺。然仲殊虽出家为僧，却不甚遵守佛门清规，虽不吃肉，却嗜蜜、酒如命，每食必饮酒食蜜。这首词便是他出家为僧后所作，从这首词作中读者仍能看出一个早年放荡不羁而半路出家的和尚的自我写照。

　　上片着重从空间方面着笔，首二句便直接铺叙景物，展示出一幅“青山隐隐水迢迢”的画境。

　　“十里青山远”是远望所得之景。“十里青山”本已含“远”，而这里更著一个“远”字，不仅点出“行人更在春山外”的意境，而且透露出词人不知归期的惆怅寂冷心态。“潮平带路沙”是近看所得之景。词人的视线由“十里青山”的远景观赏收回到眼前之景，由赋山转向摹水，点出行人的具体环境。第三句由写所见过渡到所闻。远处一带青山，偶尔可以听见“数声啼鸟”，这对欢乐人来说，便是青山绿水、美景如画；莺歌燕舞，良辰美景的赏心乐事，但对感触特多，凡心未尽的词人来说，却似乎觉得啼鸟在怨年光的易逝，青春易老了。这便是词人的心理情感移入到鸟啼声所引起的移情联想。由鸟的啼怨，词人不期而然地涌起又是“凄凉时候”，又是“远在天涯”的感叹了。这是词人长期的漂泊以及对这种生活的厌倦情绪的反映。

　　下片主要从时间方面落笔。

　　“白露”既指秋凉的夜露，又表明了节候。“清风”句紧承前句强调白昼的结束。这两句紧承“啼鸟怨年华”的命意，形象生动地展示出时间推移的进程。“绿杨”句承前写景。杨柳堤岸，浓荫密处，微风过后，荷香飘拂，那荷花又大又丽，正撩人情思。

　　站在荷塘边，词人突然想起来了，原来有一年，也是这个时候，他到过此地，在附近的酒家买酒喝，并乘着酒意还来观赏过荷花。他禁不住又是感叹又是喜悦，于是向着塘里的荷花问道：“荷花啊，你还记得那年买酒喝的那个醉汉么？”这一问颇含韵致，荷花在佛教徒的心目中，本是最圣洁的东西，所以释迦佛像都是坐在莲花上的。而如今词人虽为和尚，看到莲花想起的却是它那世俗的美艳，并将荷花与自己醉中赏花的事紧紧联系起来，这就表明了词人虽名为和尚的真实心态。这里词人由眼前景而追忆往昔事，仍是从时间方面来写，照应上片“又是凄凉时候、在天涯”。

　　全词从时空两方面构思，写景抒情，情寓于景，意象清悠，意境清晰。词作设色明艳，对比和谐，色彩艳丽，美感很强。

参考资料：

　　这首《子夜歌》是思妇的子夜的悲歌。上阕紧扣题目描写子夜深闺的寂寞凄凉，下阕抒发思妇的愁苦之情。词虽是写的传统题材，但写景与写人的结合，刻画人物的矛盾心理，却独具特色。

　　开头即直写三更之月，对应词题。然三更，午夜也，正是人们熟睡之时，三更之月，古时只有为某种痛苦熬煎而深夜未眠的人才能见到。这两句形象地刻画留下了一幅静逸美景：皎洁的月光，恰恰映照在那庭院中盛开着的如银似雪的梨花上，辉映出了一片银白的世界，这种银白的世界，对于一个深夜未眠的人看来，给予的刺激真是太强烈了。故下三句，不啻是自然而然脱口而出：“梨花雪，不胜凄断，杜鹃啼血”。因为午夜总给人一种凄凉的感受，而如白似雪的梨花，又总会唤起人们一种悲哀痛苦的情绪，更不用说是在长久不寐的思妇眼中看到的。所以月光辉映下如雪似银的梨花，所给予人的悲凄之感，简直会使主人公哀哀欲绝，痛断愁肠。此词由所见月下梨花产生的悲哀之情，联想到死后魂化杜鹃尚凄声不断的杜鹃鸟，由其啼血悲鸣，染血杜鹃之花，联想到其声“不如归去”，点出了月下人深夜不寐之因：原来是一个闺中少妇，切盼情郎归来。她是那样真挚深情，以至夜不能寐，眼望皎洁月光、如雪梨花而悲伤欲绝。

　　“王孙何许音尘绝，柔桑陌上吞声别”。如果说上片中女主人公对情人的思念及由此而产生的悲哀痛苦之情，作者是借助于十分委婉隐曲的手法，以写景的方式暗示的话，下片中女主人公的思想心理已采用直接剖析的手法。按王孙，深闺少妇所思念之人也。他音讯断绝，无处寻觅，时间已经很长了。可怜的少妇，只能一夜一夜地在月下徘徊，往日别时情景，幕幕跃入眼帘：分别之时，也是一个春天，柔嫩的桑叶刚刚吐出，枝叶稀疏掩映着的田间小路上，一对难舍难分的情人，强忍着悲痛，吞声而别。“何许”状写闺中少妇对情人那种深刻而长久的忆念之情。“吞声”两字，更将一对情人分离之时欲哭不愿，以免引起对方更大悲痛的那种互相体贴顾惜神情的描摹得颇为真切动人。

　　“吞声别，陇头流水，替人呜咽”。田陇边的流水，似乎也为他们别时痛苦所感动，不断地发出哀鸣之声，好像也在为他们抽泣。作者巧妙地运用融情入景之法，使无情之物带上了一种有情的心理活动，对离别之情进一步渲染，结构上与上片结句相呼应，情调上则进一步加深全词的感伤哀怨气氛。

　　这首词前片重在写景，情由景出，后片重在写情，化情入景。结构上景、情、景依次为用，显得颇浑融完整。又句短韵密，韵脚以短促有力的入声字为主，声迫气促，易于表现一种深浓强烈之情，与全词所抒发的极度悲怆之情十分相合，不失为一篇声情摇曳的上乘之作。

　　李笠翁谓：“作词之料，不过情号二字，非对眼前写景，即据心上说情，说得情出，写得景明，即是好词。”（《窥词管见》）此阕字句虽少，音节虽短，却能情景相生，风神宛然，是一首韵味深长的好词。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