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文

青霞先生文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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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霞沈君,由锦衣经历上书诋宰执,宰执历疾之。方力构其罪,赖明天子仁圣,特薄其谴,徙之塞上。当是时,君之直谏之名满天下。已而,君纍然携妻子,出家塞上。会北敌数内犯,而帅府以下,束手闭垒,以恣敌之出没,不及飞一镞以相抗。甚且及敌之退,则割中土之战没者与野行者之馘以为功。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无所控吁。君既上愤疆埸之日弛,而又下痛诸将士之日菅刈我人民以蒙国家也,数呜咽欷歔;,而以其所忧郁发之于诗歌文章,以泄其怀,即集中所载诸什是也。

  君故以直谏为重于时,而其所著为诗歌文章,又多所讥刺,稍稍传播,上下震恐。始出死力相煽构,而君之祸作矣。君既没,而中朝之士虽不敢讼其事,而一时阃寄所相与谗君者,寻且坐罪罢去。又未几,故宰执之仇君者亦报罢。而君之故人俞君,于是裒辑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传之。而其子襄,来请予序之首简。

  茅子受读而题之曰: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孔子删《诗》,自《小弁》之怨亲,《巷伯》之刺谗而下,其间忠臣、寡妇、幽人、怼士之什,并列之为“风”,疏之为“雅”,不可胜数。岂皆古之中声也哉?然孔子不遽遗之者,特悯其人,矜其志。犹曰“发乎情,止乎礼义”,“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焉耳。予尝按次春秋以来,屈原之《骚》疑于怨,伍胥之谏疑于胁,贾谊之《疏》疑于激,叔夜之诗疑于愤,刘蕡之对疑于亢。然推孔子删《诗》之旨而裒次之,当亦未必无录之者。君既没,而海内之荐绅大夫,至今言及君,无不酸鼻而流涕。呜呼!集中所载《鸣剑》、《筹边》诸什,试令后之人读之,其足以寒贼臣之胆,而跃塞垣战士之马,而作之忾也,固矣!他日国家采风者之使出而览观焉,其能遗之也乎?予谨识之。

  至于文词之工不工,及当古作者之旨与否,非所以论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嘉靖癸亥孟春望日归安茅坤拜手序。

  青霞沈君,由锦衣经历上书诋宰执,宰执深疾之。方力构其罪,赖明天子仁圣,特薄其谴,徙之塞上。当是时,君之直谏之名满天下。已而,君纍然携妻子,出家塞上。会北敌数内犯,而帅府以下,束手闭垒,以恣敌之出没,不及飞一镞以相抗。甚且及敌之退,则割中土之战没者与野行者之馘以为功。而父之哭其子,妻之哭其夫,兄之哭其弟者,往往而是,无所控吁。君既上愤疆埸之日弛,而又下痛诸将士之日菅刈我人民以蒙国家也,数呜咽欷歔;,而以其所忧郁发之于诗歌文章,以泄其怀,即集中所载诸什是也。
  沈君青霞,以锦衣卫经历的身份,上书抨击宰相,宰相因此非常痛恨他。正在竭力罗织他罪名的时候,幸亏皇帝仁慈圣明,特别减轻他的罪责,把他流放到边塞去。在那段时期,沈君敢于直谏的美名已传遍天下。不久,沈君就拖累着妻子儿女,离家来到塞上。正巧遇到北方敌人屡次来寇边,而帅府以下的各级将领,都束手无策,紧闭城垒,任凭敌寇出入侵扰,连射一支箭抗击敌人的事都没有做到。甚至等到敌人退却,就割下自己队伍中阵亡者和在郊野行走百姓的左耳,来邀功请赏。于是父亲哭儿子,妻子哭丈夫,哥哥哭弟弟的惨状,到处都是,百姓们连控诉呼吁的地方都没有。沈君对上既愤慨边疆防务的日益废弛,对下又痛恨众将士任意残杀人民,蒙骗朝廷,多次哭泣感叹,便把他的忧郁表现在诗歌文章之中,以抒发情怀,就成为文集中的这些篇章。

  君故以直谏为重于时,而其所著为诗歌文章,又多所讥刺,稍稍传播,上下震恐。始出死力相煽构,而君之祸作矣。君既没,而中朝之士虽不敢讼其事,而一时阃寄所相与谗君者,寻且坐罪罢去。又未几,故宰执之仇君者亦报罢。而君之故人俞君,于是裒辑其生平所著若干卷,刻而传之。而其子襄,来请予序之首简。
  沈君原来就以敢于直谏,受到时人的敬重,而他所写的诗歌文章,又对时政多所讽刺,逐渐传播出去,朝廷上下都感到震惊恐慌。于是他们开始竭力进行造谣陷害,这样沈君的大祸就发生了。沈君被害死以后,虽然朝中的官员不敢为他辨冤,但当年身居军事要职、一起陷害沈君的人,不久便因罪撤职。又过了不久,原来仇视沈君的宰相也被罢官。沈君的老朋友俞君,于是收集编辑了他一生的著述若干卷,刊刻流传。沈君的儿子沈襄,来请我写篇序言放在文集前面。

  茅子受读而题之曰: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孔子删《诗》,自《小弁》之怨亲,《巷伯》之刺谗而下,其间忠臣、寡妇、幽人、怼士之什,并列之为“风”,疏之为“雅”,不可胜数。岂皆古之中声也哉?然孔子不遽遗之者,特悯其人,矜其志。犹曰“发乎情,止乎礼义”,“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为戒”焉耳。予尝按次春秋以来,屈原之《骚》疑于怨,伍胥之谏疑于胁,贾谊之《疏》疑于激,叔夜之诗疑于愤,刘蕡之对疑于亢。然推孔子删《诗》之旨而裒次之,当亦未必无录之者。君既没,而海内之荐绅大夫,至今言及君,无不酸鼻而流涕。呜呼!集中所载《鸣剑》、《筹边》诸什,试令后之人读之,其足以寒贼臣之胆,而跃塞垣战士之马,而作之忾也,固矣!他日国家采风者之使出而览观焉,其能遗之也乎?予谨识之。
  我恭读了文集后写道:像沈君这样的人,不就是古代有高尚节操的那一类志士吗?孔子删定《诗经》,从《小弁》篇的怨恨亲人,《巷伯》篇的讥刺谗人以下,其中忠臣、寡妇、隐士和愤世嫉俗之人的作品,一起被列入“国风”、分入“小雅”的,数不胜数。它们难道都符合古诗的音律吗?然而孔子所以并不轻易删掉它们,只是因为怜悯这些人的遭遇,推重他们的志向。还说“这些诗歌都是发自内心的感情,又以合乎礼义为归宿”,“说的人没有罪,听的人完全应该引为鉴戒”。我曾经按次序考察从春秋以来的作品,屈原的《离骚》,似乎有发泄怨恨之嫌;伍子胥的进谏,似乎有进行威胁之嫌;贾谊的《陈政事疏》,似乎有过于偏激之嫌;嵇康的诗歌,似乎有过分激愤之嫌;刘蕡的对策,似乎有亢奋偏执之嫌。然而运用孔子删定《诗经》的宗旨,来收集编次它们,恐怕也未必不被录取。沈君虽已去世,但海内的士大夫至今一提到他,没有一个不鼻酸流泪的。啊!文集中所收载的《鸣剑》、《筹边》等篇,如果让后代人读了,它们足以使奸臣胆寒,使边防战士跃马杀敌,而激发起同仇敌忾的义愤,那是肯定的!日后假如朝廷的采风使者出使各地而看到这些诗篇,难道会把它们遗漏掉吗?我恭敬地记在这里。

  至于文词之工不工,及当古作者之旨与否,非所以论君之大者也,予故不著。嘉靖癸亥孟春望日归安茅坤拜手序。
  至于说到文采辞藻的精美不精美,以及与古代作家为文的宗旨是否符合,那不是评论沈君大节的东西,所以我就不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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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江陵薛侯入觐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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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薛侯之初令也,珰而虎者,张甚。郡邑之良,泣而就逮。侯少年甫任事,人皆为侯危。侯笑曰:“不然。此蒙庄氏所谓养虎者也。猝饥则噬人,而猝饱必且负嵎。吾饥之使不至怒;而饱之使不至骄,政在我矣。”已而果就约。至他郡邑,暴横甚,荆则招之亦不至。

  而是时适有播酋之变。部使者檄下如雨,计亩而诛,计丁而夫。耕者哭于田,驿者哭于邮。而荆之去川也迩。沮水之余,被江而下,惴惴若不能一日处。侯谕父老曰:“是釜中鱼,何能为?”戒一切勿嚣。且曰,“奈何以一小逆疲吾赤子!”诸征调皆缓其议,未几果平。

  余时方使还,闻之叹曰:“今天下为大小吏者皆若此,无忧太平矣。”小民无识,见一二官吏与珰相持而击,则群然誉。故激之名张,而调之功隐。吾务其张而不顾其害,此犹借锋以割耳。自古国家之祸,造于小人,而成于贪功幸名之君子者,十常八九。故自楚、蜀造祸以来,识者之忧,有深于珰与夷者。辟如病人,冀病之速去也,而纯用攻伐之剂,其人不死于病而死于攻。今观侯之治荆,激之耶,抑调之耶?吏侯一日而秉政,其不以贪功幸名之药毒天下也审矣。

  侯为人丰颐广额,一见知其巨材。今年秋以试事分校省闱,首取余友元善,次余弟宗郢。元善才识卓绝,其为文骨胜其肌,根极幽彻,非具眼如侯,未有能赏识其俊者。余弟质直温文,其文如其人,能不为师门之辱者。以此二士度一房,奚啻得五?侯可谓神于相士者也。侯之徽政,不可枚举。略述其大者如此。汉庭第治行,讵有能出侯上者?侯行矣。  

  呜呼。使逆珰时不为激而为调,宁至决裂乎?谁谓文人无奇识,不能烛几于先也。

  当薛侯之初令也,珰而虎者,张甚。郡邑之良,泣而就逮。侯少年甫任事,人皆为侯危。侯笑曰:“不然。此蒙庄氏所谓养虎者也。猝饥则噬人,而猝饱必且负嵎。吾饥之使不至怒;而饱之使不至骄,政在我矣。”已而果就约。至他郡邑,暴横甚,荆则招之亦不至。
  在薛侯刚开始做县令的时候,宦官抓捕百姓,十分嚣张。荆州城里的良善平民,哭泣着让他们抓走。薛侯年纪不大,又刚刚上任,大家都替他感到危急。薛侯笑着说:“不是这样的。这就是庄子所说的养虎的道理,突然间很饿,它就会去吃人;可如果突然喂得很饱,它将会背靠山角反抗主人。我饿它,又不让它生气;我喂饱它,又不让它狂妄,政策就全在于我把握了。”过了不久,宦官果然接受了约束。等到其他郡城暴动气焰很盛,而荆州就算让那些人动乱也发动不起来。
  

  而是时适有播酋之变。部使者檄下如雨,计亩而诛,计丁而夫。耕者哭于田,驿者哭于邮。而荆之去川也迩。沮水之余,被江而下,惴惴若不能一日处。侯谕父老曰:“是釜中鱼,何能为?”戒一切勿嚣。且曰,“奈何以一小逆疲吾赤子!”诸征调皆缓其议,未几果平。
  而在当时,正赶上播州的少数民族叛乱。六部的使者的檄文就像下雨一样纷纷而来,计算家有一亩地的就要受罚,计算家有一个男丁的当壮丁服役。农民在田里哭泣;邮差在路上哭泣。而且荆州离叛乱之地四川很近,沿着沮河的支流顺流而下,百姓都惴惴不安,觉得朝不保夕。薛侯告示父老乡亲说:“大家反正是热锅里的鱼,担心又有什么用呢?”戒除一切纷扰,不得喧嚣。又说,“为什么因为一个小小的叛乱,就要使我们忠诚的子民疲惫不堪啊!”几个征调都压着慢慢讨论,过了不多久,叛乱果然平定了。

  余时方使还,闻之叹曰:“今天下为大小吏者皆若此,无忧太平矣。”小民无识,见一二官吏与珰相持而击,则群然誉。故激之名张,而调之功隐。吾务其张而不顾其害,此犹借锋以割耳。自古国家之祸,造于小人,而成于贪功幸名之君子者,十常八九。故自楚、蜀造祸以来,识者之忧,有深于珰与夷者。辟如病人,冀病之速去也,而纯用攻伐之剂,其人不死于病而死于攻。今观侯之治荆,激之耶,抑调之耶?吏侯一日而秉政,其不以贪功幸名之药毒天下也审矣。
  我当时正完成使命准备回去,听说他的事情,感慨地说:“现在如果全天下的大小官员都像薛侯这样,就不用为天下太平而担心了。”市井小民没什么见识,看到一两个官吏和宦官相持不下而出手打人,就群起叫好。所以,激发吏民争斗,名声就很传得很开;而协调吏民矛盾,功绩却得不到彰显。我为了追求扩张名声,而没有顾及这样做的危害,这就好比是借着刀锋来宰割东西啊。从古至今,国家的祸害从小人开始制造、而在那些贪图功名的君子那里酿成的情形,十有八九是这样。所以从荆楚、四川制造祸端以来,有识之士的忧虑,有比宦官和少数民族更为深切的。譬如病人希望疾病快一点离开,就专门服用攻克病症的猛药,那个人不是被疾病折磨死的,却是被用药害死的了。现在看看薛侯治理荆州,是激怒矛盾呢,还是调解纠纷呢?即便是薛侯只一天执掌政务,他也不会用贪图功名的药剂去荼毒天下的百姓啊。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了。

  侯为人丰颐广额,一见知其巨材。今年秋以试事分校省闱,首取余友元善,次余弟宗郢。元善才识卓绝,其为文骨胜其肌,根极幽彻,非具眼如侯,未有能赏识其俊者。余弟质直温文,其文如其人,能不为师门之辱者。以此二士度一房,奚啻得五?侯可谓神于相士者也。侯之徽政,不可枚举。略述其大者如此。汉庭第治行,讵有能出侯上者?侯行矣。  
  薛侯这个人,面颊丰满,额头宽广,一看就知道他是伟大的人材。今年秋天,因为管理考务的事情选拔校录全省考生,第一名录取了我的好友李元善;第二名录用了我的弟弟宗郢(袁宗道)。李元善才能见识卓越超绝,他写的文章内容风骨胜过文理辞采,思想的根源非常的幽深透辟,要不是像薛侯一样独具慧眼,是没有人能赏识他的才俊的。我的弟弟文质朴直,温文尔雅,他的文章就像他本人一样,也能够不辱师门。任用这两个士子,共同辅佐一人掌政,到哪里比不上得到五个人才的使用啊?薛侯可谓是对录用士人很神明的了。薛侯的政治业绩,不胜枚举。在这里只大略描述其中重大的几个。大明王朝各方面治理政事的,难道有能够超出薛侯之上的吗?薛侯你就安心上路吧。

  呜呼。使逆珰时不为激而为调,宁至决裂乎?谁谓文人无奇识,不能烛几于先也。
  唉!倘使阉党在当时不采取激化矛盾的方式,而是采用协调之法,怎么会弄到决裂的地步呢?谁说文人没有不寻常的见识、不能够在事先洞察事情的苗头呢?

  当薛侯之初令也,珰而虎者,张甚。郡邑之良,泣而就逮。侯少年甫任事,人皆为侯危。侯笑曰:“不然。此蒙庄氏所谓养虎者也。猝饥则噬人,而猝饱必且负嵎。吾饥之使不至怒;而饱之使不至骄,政在我矣。”已而果就约。至他郡邑,暴横甚,荆则招之亦不至。
    入觐:指地方官员入朝进见帝王。珰:汉代宦官帽子上的装饰物,借指宦官。汉代宦官充武职者,其冠用珰和貂尾为饰,故后来用其称宦官。如:珰竖(对宦官的蔑称);珰子(对太监或太监义子的贬称)。

  而是时适有播酋之变。部使者檄下如雨,计亩而诛,计丁而夫。耕者哭于田,驿者哭于邮。而荆之去川也迩。沮水之余,被江而下,惴惴若不能一日处。侯谕父老曰:“是釜中鱼,何能为?”戒一切勿嚣。且曰,“奈何以一小逆疲吾赤子!”诸征调皆缓其议,未几果平。
  

  余时方使还,闻之叹曰:“今天下为大小吏者皆若此,无忧太平矣。”小民无识,见一二官吏与珰相持而击,则群然誉。故激之名张,而调之功隐。吾务其张而不顾其害,此犹借锋以割耳。自古国家之祸,造于小人,而成于贪功幸名之君子者,十常八九。故自楚、蜀造祸以来,识者之忧,有深于珰与夷者。辟如病人,冀病之速去也,而纯用攻伐之剂,其人不死于病而死于攻。今观侯之治荆,激之耶,抑调之耶?吏侯一日而秉政,其不以贪功幸名之药毒天下也审矣。
  

  侯为人丰颐广额,一见知其巨材。今年秋以试事分校省闱,首取余友元善,次余弟宗郢。元善才识卓绝,其为文骨胜其肌,根极幽彻,非具眼如侯,未有能赏识其俊者。余弟质直温文,其文如其人,能不为师门之辱者。以此二士度一房,奚啻得五?侯可谓神于相士者也。侯之徽政,不可枚举。略述其大者如此。汉庭第治行,讵有能出侯上者?侯行矣。  
  

  呜呼。使逆珰时不为激而为调,宁至决裂乎?谁谓文人无奇识,不能烛几于先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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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史伶官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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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唉!盛衰的道理,虽说是天命决定的,难道说不是人事造成的吗?推究庄宗所以取得天下,与他所以失去天下的原因,就可以明白了。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世人传说晋王临死时,把三枝箭赐给庄宗,并告诉他说:“梁国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推立的,契丹与我约为兄弟,可是后来都背叛我去投靠了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恨。交给你三枝箭,你不要忘记你父亲报仇的志向。”庄宗受箭收藏在祖庙。以后庄宗出兵打仗,便派手下的随从官员,用猪羊去祭告祖先,从宗庙里恭敬地取出箭来,装在漂亮的丝织口袋里,使人背着在军前开路,等打了胜仗回来,仍旧把箭收进宗庙。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当他用绳子绑住燕王父子,用小木匣装着梁国君臣的头,走进祖庙,把箭交还到晋王的灵座前,告诉他生前报仇的志向已经完成,他那神情气概,是多么威风!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安定,一人在夜里发难,作乱的人四面响应,他慌慌张张出兵东进,还没见到乱贼,部下的兵士就纷纷逃散,君臣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道哪里去好;到了割下头发来对天发誓,抱头痛哭,眼泪沾湿衣襟的可怜地步,怎么那样的衰败差劲呢!难道说是因为取得天下难,而失去天下容易才像这样的吗?还是认真推究他成功失败的原因,都是由于人事呢?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尚书》上说:“自满会招来损害,谦虚能得到益处。”忧劳可以使国家兴盛,安乐可以使自身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因此,当他兴盛时,普天下的豪杰,没有谁能和他相争;到他衰败时,数十个乐官就把他困住,最后身死国灭,被天下人耻笑。祸患常常是由一点一滴极小的错误积累而酿成的,纵使是聪明有才能和英勇果敢的人,也多半沉溺于某种爱好之中,受其迷惑而结果陷于困穷,难道只有乐工(是所溺的成分)吗?于是作《伶官传》。

参考资料:

1、 傅德岷 赖云琪.古文观止鉴赏.武汉:崇文书局,2005:4202、 关永礼.《古文观止·续古文观止鉴赏辞典》: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伶(líng)官:宫廷中的乐官和授有官职的演戏艺人。原:推究,考查。庄宗:即后唐庄宗李存勖,李克用长子,继父为晋王,又于后梁龙德三年(923)称帝,国号唐。同年灭后梁。同光四年(926),在兵变中被杀,在位仅三年。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shǐ)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qì)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qiǎn)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晋王:西域突厥族沙陀部酋长李克用。因受唐王朝之召镇压黄巢起义有功,后封晋王。矢:箭。梁:后梁太祖朱温,原是黄巢部将,叛变归唐,后封为梁王。燕王:指卢龙节度使刘仁恭。其子刘守光,后被朱温封为燕王。此处称刘仁恭为燕王,是笼统说法契丹:宋时北方的一个部族。与:赐给。其:语气副词,表示命令或祈求。乃:你的。庙:指宗庙,古代帝王祭祀祖先之所。此处专指李克用的祠,同下文的“太庙”。从事:原指州郡长官的僚属,这里泛指一般幕僚随从。少牢:用一猪一羊祭祀。纳之:把箭放好。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chóu)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yú)?《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yì)(yù)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系:捆绑。组:绳索。函:木匣。此处用作动词,盛以木匣。先王:指晋王李克用。仇雠:仇敌。一夫:指唐庄宗同光四年(926)发动贝州兵变的军士皇甫晖。誓天断发:截发置地,向天发誓。岂:难道。欤:表疑问的语气助词。抑:表转折的连词,相当于“或者”、“还是”。本:考究。迹:事迹,道理。《书》:《尚书》。逸豫:安逸舒适。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nì),岂独伶人也哉?
  举:全、所有。忽微:形容细小之事。忽是寸的十万分之一,微是寸的百万分之一。溺:溺爱,对人或事物爱好过分。也哉:语气词连用,表示反诘语气。

参考资料:

1、 傅德岷 赖云琪.古文观止鉴赏.武汉:崇文书局,2005:4202、 关永礼.《古文观止·续古文观止鉴赏辞典》: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

参考资料:

1、 关永礼.《古文观止·续古文观止鉴赏辞典》: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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伶官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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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唉!国家兴盛与衰亡的命运,虽然说是天命,难道不是由于人事吗?推究庄宗得天下和他失天下的原因,就可以知道了。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世人说晋王将死的时候,拿三支箭赐给庄宗,告诉他说:“梁国,是我的仇敌;燕王,是我扶持建立起来的;契丹与我订立盟约,结为兄弟,他们却都背叛晋而归顺梁。这三件事,是我的遗憾;给你三支箭,你一定不要忘记你父亲的愿望。”庄宗接了箭,把它收藏在祖庙里。此后出兵,就派随从官员用猪、羊各一头祭告祖庙,请下那三支箭,用锦囊盛着,背着它走在前面,等到凯旋时再把箭藏入祖庙。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 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当庄宗用绳子捆绑着燕王父子,用木匣装着梁君臣的首级,进入太庙,把箭还给先王,向先王禀告成功的时候,他意气骄盛,多么雄壮啊。等到仇敌已经消灭,天下已经平定,一个人在夜间呼喊,作乱的人便四方响应,他仓皇向东出逃,还没有看到叛军,士卒就离散了,君臣相对而视,不知回到哪里去。以至于对天发誓,割下头发,大家的泪水沾湿了衣襟,又是多么衰颓啊。难道是得天下艰难而失天下容易吗?或者说推究他成功与失败的事迹,都是由于人事呢?《尚书》上说:“自满招来损害,谦虚得到好处。”忧虑辛劳可以使国家兴盛,安闲享乐可以使自身灭亡,这是自然的道理。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因此,当庄宗强盛的时候,普天下的豪杰,都不能跟他抗争;等到他衰败的时候,几十个伶人围困他,就自己丧命,国家灭亡,被天下人讥笑。人生中的祸患常常是从细微的事情中积淀下来的,人的智慧和勇气常常被自己所溺爱的事物所困,难道只有宠爱伶人才会这样吗?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伶官:伶,戏子,或唱戏杂技演员,现代的娱乐人员。伶官:宫庭里供统治者娱乐表演的人物。可见封建朝代不思于民生,不思于进取,奢华淫乐而痛失天下!伶官尚能使天下易主,可见不居安思危之害!理:道理。岂:难道。人事:指政治上的得失。原:推究,推其根本,形容词用作动词。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shǐ)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qì)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qiǎn)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náng),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世言:世人说。以:把。立:即位。其:语气副词,表示期望、命令的语气,一定。乃:你的。庙:太庙,帝王祭祀祖先的宗庙。从事:这里指负责具体事物的官员。少牢:祭品,用一猪一羊。牢,祭祀用的牲畜。锦囊:丝织的袋子。负:背负。前:在前。及:等到。凯:凯歌,打胜仗时所奏的曲子。旋:归,回。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hán)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chóu)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jīn),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 而皆自于人欤(yú)?《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方:正在。系:捆绑。组:丝编的绳索,这里泛指绳索。函:匣子,名词用作动词,指用匣子装。仇雠:“雠”与“仇”同义,仇敌。一夫:一个人。仓皇:急急忙忙的样子。及:等到。断发:把发髻割下扔在地上,表示甘愿掉脑袋。抑:还是。本:探求,考察。迹:迹象。书:《尚书》,儒家经典著作。兴:使……兴旺。逸豫:安闲快乐。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举:全,所有的。莫:没有人。忽微:极细小的东西。所溺:沉溺迷恋的人或事物。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

  北宋初期,薛居正编写《五代史》(《旧五代史》),认为王朝的更迭是由于天命所致,欧阳修对此不以为然。他自己动手撰写成了七十四卷的《五代史记》(《新五代史》),以史为鉴,以期引起宋朝统治者的警惕。《新五代史》问世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薛史不再被世人重视。欧阳修发议论喜欢用“呜呼”。《东皋杂志》的作者说:“神宗问荆公(王安石)‘曾看五代史否?’公对曰‘臣不曾仔细看,但见每篇首必曰呜呼,则事事皆可叹也。’余为公真不曾仔细看;若仔细看,必以呜呼为是。”这正说明了欧阳修编写这部史书的用意。

  这篇序文与其说是写伶官,不如说是写庄宗。李存勖是一位英武果断之人,打仗时勇谋兼备。作者写他由盛转衰,教训十分深刻,十分惨烈。作者先从王朝更迭的原因写起,落笔有力,足警世人。这正是陆机在《文赋》中讲的“立片言以居要”。应该说,欧阳修的历史观比薛居正深刻,他认识到了“人事”的重要性。然后,作者回顾历史,概述了庄宗临危受命的情景。这段描述,言简意赅。随后,作者用对比的手法描述了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这是文章的重点。“方其……可谓壮哉!”极言庄宗志得意满,又为下文张本。“及仇雠已灭……何其衰也”,犹如从万丈高空跌落下来,与先前形成强烈反差。这样的对比给读者的印象极为深刻。作者的目的并不在于描述景象,而是总结历史教训。开头的“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虽然否定了天命之说,但还没有建立起自己的观点。当描述完庄宗由盛转衰的过程后,作者开始总结历史教训了。他先引用古书上的话,意在告诉读者,这个道理古人已经知道,庄宗没有记住前贤的话。然后作者道出自己的体会:“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读者至此,会很自然地想起另一位先哲的名言:“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看来,贤明之人都有些相同的见解。

  从庄宗的盛衰史中,我们还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敌人往往是自己生存的必要条件。有敌人是坏事,但也是好事,因为他能使你警钟长鸣。庄宗之所以“壮哉”,就是因为敌人存在,激励他发愤努力,完成先王未竟的事业,告慰先王在天之灵。当敌人被消灭后,天下平定,庄宗就失去了警戒之心,认为可以高枕无忧了,从此便沉溺于声色之中,在“逸豫”中葬送了自己,也葬送了国家。像庄宗这样的人,他的敌人被消灭,也就预示着他自己开始走下坡路。

  欧阳修在文章最后写道:“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庄宗不是一朝而蹈死地的,他也有一个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他最后死在自己宠幸的伶人手里。这个现象启示我们,打倒自己的,往往是自己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或者就是自己。这些因素由小积大,由少积多,最后来个总爆发。这就启示我们,要防微杜渐,发现不良的苗头,立即改正,如此才能保证国家长治久安。欧阳修的这句话,其实是写给北宋最高统治者看的。北宋王朝是一个积贫积弱的政权,正是因为不能自强,所以最后也落得个“身死国灭”。历史就是这样无情,也是这样惊人地相似。

  沈德潜评论本文:“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此言达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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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史宦官传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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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

  盖其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虽有忠臣、硕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为去己疏远,不若起居饮食、前后左右之亲可恃也。故前后左右者日益亲,而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日益孤。势孤,则惧祸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祸患伏于帷闼,则向之所谓可恃者,乃所以为患也。患已深而觉之,欲与疏远之臣图左右之亲近,缓之则养祸而益深,急之则挟人主以为质。虽有圣智,不能与谋。谋之而不可为,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则俱伤而两败。故其大者亡国,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为资而起,至抉其种类,尽杀以快天下之心而后已。此前史所载宦者之祸常如此者,非一世也。

  夫为人主者,非欲养祸于内而疏忠臣、硕士于外,盖其渐积而势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而祸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为祸,虽欲悔悟,而势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于女祸者”,谓此也。可不戒哉?

  自古宦者乱人之国,其源深于女祸。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
  自古以来,宦官扰乱国家,这来源比妇女的祸患还要深。妇人女子,不过使君王好色罢了。但是宦官的危害,并非在某一处或某一件事情。

  盖其用事也近而习,其为心也专而忍。能以小善中人之意,小信固人之心,使人主必信而亲之。待其已信,然后惧以祸福而把持之。虽有忠臣、硕士列于朝廷,而人主以为去己疏远,不若起居饮食、前后左右之亲可恃也。故前后左右者日益亲,而忠臣、硕士日益疏,而人主之势日益孤。势孤,则惧祸之心日益切,而把持者日益牢。安危出其喜怒,祸患伏于帷闼,则向之所谓可恃者,乃所以为患也。患已深而觉之,欲与疏远之臣图左右之亲近,缓之则养祸而益深,急之则挟人主以为质。虽有圣智,不能与谋。谋之而不可为,为之而不可成,至其甚,则俱伤而两败。故其大者亡国,其次亡身,而使奸豪得借以为资而起,至抉其种类,尽杀以快天下之心而后已。此前史所载宦者之祸常如此者,非一世也。
  因为宦官做事情,经常在君王左右,亲近服侍。他们的心思专一,善于忍耐。能讨好以迎合君王的心意,能在小处表现诚实以稳固君王的心,使得君王必定相信而亲近他们。等到取得君王的信任,然后拿福祸来恐吓君王把持朝政。这时虽然有忠臣贤士罗列在朝廷,而君王以为离自己疏远。宦官却服侍起居饮食,不离自己前后左右,显得更为亲近可靠,所以在君王前后左右的宦官日益亲近,忠臣贤士日益疏远,君王的势力日益孤立。势力越孤立,则恐惧祸乱的心情一天天更厉害,而把持君王的宦官,地位日益牢固。国家的安危出于他们的喜怒,祸患隐伏于宫门帷幄之中。这样昔日所谓可以依赖信任的人,就是现在起祸为患的。待君王觉得祸患已深,想与被疏远的忠臣贤士策划,除掉左右亲近的宦官,但事情和缓则培养祸乱越深;事情急促,则宦官挟持君王为人质,这时虽然有圣贤的智慧,也不能与之谋划。即使谋划了也不能实行,实行了也不能成功。如果事情发展走了极端,则两败俱伤,所以大的祸患导致国家灭亡,小的祸患导致君王身死,而使奸雄借机起事,围捕宦官一党,将他们斩尽杀绝来快愉天下人之心才罢休。以前史书上所记载的关于宦官的祸患,常常就是这样,并不是一朝一代如此。

  夫为人主者,非欲养祸于内而疏忠臣、硕士于外,盖其渐积而势使之然也。夫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而祸斯及矣。使其一悟,捽而去之可也。宦者之为祸,虽欲悔悟,而势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已。故曰“深于女祸者”,谓此也。可不戒哉?
  为君王的人,也不想养祸患在宫内,而疏远忠臣贤士于宫外,只是渐渐积累而时势使他那样。女色的媚惑人,如果不幸而不觉悟,那么祸患就会来临。假使他一旦觉悟,揪起头发,将她驱逐就可以了。宦官为祸患,虽然想悔悟,但时势使君王不能将他们赶走,唐昭宗的事就是这样。所以说“宦官的祸患深于女色的祸患”,即指如此。怎么能不引以为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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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杨寘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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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不知其疾之在体也。夫疾,生乎忧者也。药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声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则疾之忘也宜哉。

  夫琴之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为宫,细者为羽,操弦骤作,忽然变之,急者凄然以促,缓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风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妇之叹息,雌雄雍雍之相鸣也。其忧深思远,则舜与文王、孔子之遗音也;悲愁感愤,则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叹也。喜怒哀乐,动人必深。而纯古淡泊,与夫尧舜三代之言语、孔子之文章、《易》之忧患、《诗》之怨刺无以异。其能听之以耳,应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郁,写其幽思,则感人之际,亦有至者焉。

  予友杨君,好学有文,累以进士举,不得志。及从荫调,为尉于剑浦,区区在东南数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医药。风俗饮食异宜。以多疾之体,有不平之心,居异宜之俗,其能郁郁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养其疾,于琴亦将有得焉。故予作《琴说》以赠其行,且邀道滋酌酒,进琴以为别。

  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不知其疾之在体也。夫疾,生乎忧者也。药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声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则疾之忘也宜哉。
  我曾经得了忧劳的病症,退下来闲居,没有医治好。后来在朋友孙道滋那里学习弹琴。学习了五声和几支乐曲,时间一长觉得很快乐,不知道那疾病还在自己身上呢。

  夫琴之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为宫,细者为羽,操弦骤作,忽然变之,急者凄然以促,缓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风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妇之叹息,雌雄雍雍之相鸣也。其忧深思远,则舜与文王、孔子之遗音也;悲愁感愤,则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叹也。喜怒哀乐,动人必深。而纯古淡泊,与夫尧舜三代之言语、孔子之文章、《易》之忧患、《诗》之怨刺无以异。其能听之以耳,应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郁,写其幽思,则感人之际,亦有至者焉。
  弹琴作为一种技艺,是很小的了。等这技艺到了极点,大的是最低的声音,小的是最高的声音,按着琴弦迅急弹奏,声调便随着情感的变化而变化;声音急促的,显得很凄惨;声音和缓的,显得很舒畅。有时好像山崩石裂,泉水从高山上涌出来,又好像夜晚发生了大风大雨;有时像旷夫、寡妇的叹息声,又好像和睦的雌鸟、雄鸟互相唱和。它的深沉的忧虑稻悠远的思绪,就是虞舜、周文王和孔子的遗音;它的悲惨、愁闷、感慨、愤激,就是孤儿伯奇、忠臣屈原所发出的叹息。喜、怒、哀、乐的情绪,一定深深地打动人家的心弦;纯厚、古雅、淡泊的音色,却跟尧舜三代的语言、孔子的文章、《易经》所表现的忧患、《诗经》所包含的怨恨讽刺,没有什么区别。它能够凭耳朵听出来,能够随手弹出来。如果选取那和谐的音调,排遣忧郁,散发幽思,那么,往往感动人心,极为深切。

  予友杨君,好学有文,累以进士举,不得志。及从荫调,为尉于剑浦,区区在东南数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医药。风俗饮食异宜。以多疾之体,有不平之心,居异宜之俗,其能郁郁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养其疾,于琴亦将有得焉。故予作《琴说》以赠其行,且邀道滋酌酒,进琴以为别。
  我的朋友杨君,喜欢研究学问,很会写文章,屡次参加进士考试,都不得意。等到依靠祖上的官勋,才调到剑浦去做了县尉。小小的剑浦在东南面几千里路以外,在这种情况下,他心里确实有不平的地方。并且从小又多疾病,可是南方缺少名医良药,风俗饮食与中原两样。以他多病的身体,抱着不平的心思,却生活在风俗不同的地方,哪里能够长久地沉闷下去呢?然而要平静他的心思,疗养他的疾病,那么弹琴也能够收到一点好处吧!因此我写了这篇谈琴的文章来给他送行,并且邀请孙道滋参加,喝一杯酒,弹一回琴,当做临别的纪念。

  予尝有幽忧之疾,退而闲居,不能治也。既而学琴于友人孙道滋,受宫声数引,久而乐之,不知其疾之在体也。夫疾,生乎忧者也。药之毒者,能攻其疾之聚,不若声之至者,能和其心之所不平。心而平,不和者和,则疾之忘也宜哉。
  幽忧:过度的忧伤和劳累。语出《庄子·让王》:“我适有幽忧之病。”孙道滋:作者的朋友。宫:五声音阶的第一音级,依次是商、角、徵zhǐ、羽。引:乐曲体裁之一。本句意即学习宫、商的声音和几支曲子。

  夫琴之为技小矣,及其至也,大者为宫,细者为羽,操弦骤作,忽然变之,急者凄然以促,缓者舒然以和,如崩崖裂石、高山出泉,而风雨夜至也。如怨夫寡妇之叹息,雌雄雍雍之相鸣也。其忧深思远,则舜与文王、孔子之遗音也;悲愁感愤,则伯奇孤子、屈原忠臣之所叹也。喜怒哀乐,动人必深。而纯古淡泊,与夫尧舜三代之言语、孔子之文章、《易》之忧患、《诗》之怨刺无以异。其能听之以耳,应之以手,取其和者,道其湮郁,写其幽思,则感人之际,亦有至者焉。
  技:技艺。凄然:悲伤的样子;舒然:舒畅的样子。怨夫:即旷夫,也就是没有妻室的男子。雍雍:和谐,和睦。遗音:《礼记·乐记》:“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圣证论》引《尸子》及《孔子家语》说南风辞为:“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琴操》:“拘幽操,文王于羑yǒu里而作也.”《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学鼓琴于师襄。”一些古书记他作过《临河操》、《将归操》、《猗兰操》、《龟山操》等琴曲。伯奇:《琴操》记周宣王时,大臣尹吉甫有个儿子,名伯奇,本来很孝顺,由于后娘谗害,被尹吉甫驱逐出去。伯奇很伤心,弹琴作《履霜操》,曲终,投河而死文章:《论语·公冶长》:“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刘宝楠正义:文章,谓诗、书、礼、乐、《易》之忧患。忧患:《易·系辞下》:“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怨刺:《诗谱序》:“众国纷然,刺怨相寻。”正义:“怨亦刺之类,故连言之”。意谓讽刺政治道:同“导”,开导。湮:读音yīn,湮郁:阻塞。写:通“泻”。

  予友杨君,好学有文,累以进士举,不得志。及从荫调,为尉于剑浦,区区在东南数千里外.是其心固有不平者。且少又多疾,而南方少医药。风俗饮食异宜。以多疾之体,有不平之心,居异宜之俗,其能郁郁以久乎?然欲平其心以养其疾,于琴亦将有得焉。故予作《琴说》以赠其行,且邀道滋酌酒,进琴以为别。
  荫调:凭借上代官爵而得官。尉:官名。剑浦:县名,今福建南平县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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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圣俞诗集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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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庐陵欧阳修序。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我听到世人常说:诗人仕途畅达的少,困厄的多。难道真是这样吗?大概是由于世上所流传的诗歌,多出于古代困厄之士的笔下吧。大凡胸藏才智而又不能充分施展于世的士人,大都喜爱到山头水边去放浪形骸,看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等事物,往往探究它们的奇特怪异之处,内心有着忧愁感慨愤激的郁积,这些情感化为诗兴,即寄托在怨恨讽刺之中,道出了逐臣寡妇的慨叹,而写出了人所难于言传的感受来。大概越困厄就越能写得工巧。如此说来,并非写诗使人穷困潦倒,大概是穷困潦倒后才能写出好诗来。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我的朋友梅圣俞,年轻时由于荫袭补为下级官吏,屡次考进士,总是遭到主考部门的压制,在地方上困厄了十多年。年已五十了,还要靠别人下聘书,去当人家的办事员。郁积着自己的才能智慧,不能在事业上充分地表现出来。他家乡在宛陵,幼年时就学习诗歌,从他还是个孩童时起,写出诗句来就已使得父老长辈惊异了。等到长大,学习了六经仁义的学问,他写出的文章简古纯正,不希求苟且取悦于世人,因此世人只知道他会写诗罢了。然而当时人不论贤愚,谈论诗歌必然会向圣俞请教。圣俞也把自己不得志的地方,喜欢通过诗歌来发泄,因此他平时所写的东西,其中诗歌就特别多。社会上已经知道他了,却没有人向朝廷推荐他。从前王文康公曾看到他的诗作,慨叹地说:“二百年没有这样的作品了!”虽然对他了解很深,可还是没有加以推荐。假使他有幸得到朝廷的任用,写出如《诗经》中雅、颂那样的作品,来歌颂大宋的功业恩德,献给宗庙,使他类似于商颂、周颂、鲁颂等作者,难道不是很壮伟的吗?可惜他到老也不得志,只能写困厄者的诗歌,白白地在虫鱼之类上抒发穷苦愁闷的感叹。社会上只喜爱他诗歌的工巧,却不知道他困厄已久将要老死了,这难道不值得叹息吗?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圣俞的诗很多,自己却不收拾整理。他的内侄谢景初担心它太多容易散失,选取他从洛阳到吴兴这段时间的作品,编为十卷。我曾经酷爱圣俞的诗作,担心不能全部得到它,十分高兴谢氏能为它分类编排,就为之作序并保存起来。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从那以后过了十五年,圣俞因病在京师去世,我已痛哭着为他写好了墓志铭,便向他家索求,得到他的遗稿一千多篇,连同先前所保存的,选取其中特别好的共六百七十七篇,分为十五卷。啊,我对圣俞的诗歌已经评论得很多了,所以不再重复。

  庐陵欧阳修序。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庐陵欧阳修序。

  欧阳修这篇序文之所以历来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吴楚材等在《古文观止》中说:“‘穷而后工’四字,是欧公独创之言,实为千古不易之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而作”说和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一脉相承,共同发挥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本原论。

  “发愤而作”之语,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子兵法》、《吕览》、《诗经》等,“大抵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这是对《屈原·抽思》中“发愤以抒情”的继承和发展。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对这一思想阐发得较简明:“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蒲松龄也称自己的作品《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由此可见,“发愤而作”是中国文论的一个传统思想。

  “不平则鸣”之说,语出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韩愈的这一“不得其平则鸣”,是对司马迁“发愤之所为作”的进一步发挥,对后世影响颇大。贺贻孙在《水田居遗书》文集卷三《诗余自序》中说:“风雅诸什,自今诵之以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讽诫何由生,而兴、观、群、怨何由起哉?”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见,“不平则鸣”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

  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第一段,主要从三个层面阐发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一是认为“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这里的“穷”,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诗人,困厄出诗人,从概率上看确实如此。二是强调“内有优思感愤之郁积”方能发而为诗。因为“穷”,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这是文学创作必备的动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穷则愈工”。工者,好也,美也。这让人想起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将以上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看,那就是“穷”则“郁积”深厚、“优愤”强烈,故发而多能成为“愈工”的好诗。这是符合认识论、实践论、创作论的基本原理的。

  从侧重点上看,“发愤而作”说强调创作需有一种强烈的激情,“不平则鸣”说强调这激情来之于心中的不平之气,而“穷而后工”说则强调这激情、这不平是源之于人生的穷困郁积。其实这三说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发挥,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文学创作本源论的系统学说。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这三说都是聚焦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积累和情感。胸中有,笔下才能有,这是必然。但这三者也没有排斥客观现实的本源意义:“愤”何以生?“不平”从何而来?特别是欧阳修强调“穷”,就把“愤”、“不平”与社会人生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说,以“发愤而作”、“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三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本源论,是一个既抓住要领、又相当全面的学说,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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