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女篇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
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
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
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
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
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
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
善事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
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
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
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
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
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
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

　　本诗用乐府旧题，以秦代统治者驱使百姓修筑长城的史实为背景，通过筑城役卒夫妻对话，揭露了无休止的徭役，给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诗中用书信往返的对话形式，揭示了男女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和他们彼此间地深深牵挂，赞美了筑城役卒夫妻生死不渝的高尚情操。语言简洁生动，真挚感人。

　　第一层（1—8句），写筑城役卒与长城吏的对话：

　　“饮马长城窟，水寒伤马骨。”让马饮水，只得到那长城下山石间的泉眼，那里的水是那么的冰冷，以致都伤及到了马的骨头里。

　　“往谓长城吏，慎莫稽留太原卒！”一位筑城役卒跑去对监修长城的官吏恳求说：你们千万不要长时间的滞留我们这些来自太原的役卒啊！

　　“官作自有程，举筑谐汝声！”监修长城的官吏说：官府的工程自有一定的期限，哪能由你们说了算！赶紧拿起工具，大家一齐唱打夯的号子，尽力干活去吧！

　　“男儿宁当格斗死，何能怫郁筑长城。”筑城役卒心里想：男子汉大丈夫，宁愿上战场在与敌人的厮杀中为国捐躯，怎么能够满怀郁闷地一天天地修筑长城呢？

　　第二层（9—12句），过渡段，承上启下：

　　“长城何连连，连连三千里。”长城啊长城，是那么的蜿蜒曲折，它一直连绵了三千里远。

　　“边城多健少，内舍多寡妇。”边城多的是健壮的年轻男人，家中大多只剩下独居的女人了。

　　第三层（13—28句）写筑城役卒与妻子的书信对话：

　　“作书与内舍，便嫁莫留住。”这位筑城役卒写信给在家的妻子说：你赶紧趁年轻改嫁吧，不必留在家里等了。

　　“善待新姑嫜，时时念我故夫子！”你要好好服侍新的公公婆婆，也要时时想念着原来的丈夫啊！

　　“报书往边地，君今出语一何鄙？”妻子在送往边地的信中说：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你这时候还说出这么浅薄的话来？

　　“身在祸难中，何为稽留他家子？”筑城役卒回信说：我自己处在祸难当中，也许今生我们再也没有团圆的可能了，为什么要去拖累别人家的女儿呢？

　　“生男慎莫举，生女哺用脯。”将来如果你生了男孩，千万不要去养育他；如果生下女孩，就用干肉精心地抚养她吧！

　　“君独不见长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你难道没看见长城的下面，死人尸骨累累，重重叠叠地相互支撑着，堆积在一块吗？

　　“结发行事君，慊慊心意关。”妻子回信说：我自从结婚嫁给你，就一直伺候着你，对你身在边地，心里虽然充满了哀怨，可时时牵挂着你啊。

　　“明知边地苦，贱妾何能久自全？”现在我明明知道在边地筑城是那么地艰苦，我又怎么能够自私地图谋长久地保全自己呢？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
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
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
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
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
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
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旁。
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
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
一朝出门去，归来夜未央。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嶣峣。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陶诗一大特点，便是他怎么想就怎么说，基本上是直陈其事的“赋”笔，运用比兴手法的地方是不多的。故造语虽浅而涵义实深，虽出之平淡而实有至理，看似不讲求写作技巧而更得自然之趣。这就是苏轼所说的“似枯而实腴”。魏晋人侈尚清谈，多言生死。但贤如王羲之，尚不免有“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之叹；而真正能勘破生死关者，在当时恐怕只有陶渊明一人而已。如他在《形影神·神释》诗的结尾处说：“纵浪大化中，不忧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意思说人生居天地之间如纵身大浪，沉浮无主，而自己却应以“不忧亦不惧”处之。这已是非常难得了。而对于生与死，他竟持一种极坦率的态度，认为“到了该死的时候就任其死去好了，何必再多所顾虑！”这同陶在早些时候所写的《归去来辞》结尾处所说的“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实际是一个意思。

　　这种勘破生死关的达观思想，虽说难得，但在一个人身体健康、并能用理智来思辨问题时这样说，还是比较容易的。等到大病临身，自知必不久于人世，仍能明智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如说“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写成自挽诗，这就远非一般人所能企及了。陶渊明一生究竟只活了五十几岁（梁启超、古直两家之说）还是活到六十三岁（《宋书·本传》及颜延之《陶徵士诔》），至今尚有争议；因之这一组自挽诗是否临终前绝笔也就有了分歧意见。近人逯钦立先生在《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中就持非临终绝笔说，认为陶活了六十三岁，而在五十一岁时大病几乎死去，《拟挽歌辞》就是这时写的。对于这三首自挽诗，吴小如先生断定他是在大病之中，至少认为自己即将死去时写的。而诗中所体现的面对生死关头的达观思想与镇静态度，毕竟是太难得了。至于写作时间，由于《自祭文》明言“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即公元427年（宋文帝元嘉四年）九月，而自挽诗的第三首开头四句说：“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竟与《自祭文》时令全同，倘自挽诗写作在前，就太巧合了。因此把这三首诗隶属于作者临终前绝笔更为适宜。

　　第一首开宗明义，说明人有生必有死，即使死得早也不算短命。这是贯穿此三诗的主旨，也是作者对生死观的中心思想。然后接下去具体写从生到死，只要一停止呼吸，便已名登鬼录。从诗的具体描写看，作者是懂得人死气绝就再无知觉的道理的，是知道没有什么所谓灵魂之类的，所以他说：“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只剩下一具尸体纳入空棺而已。以下“娇儿”、“良友”二句，乃是根据生前的生活经验，设想自己死后孩子和好友仍有割不断的感情。“得失”四句乃是作者大彻大悟之言，只要人一断气，一切了无所知，身后荣辱，当然也大可不必计较了。最后二句虽近诙谐，却见出渊明本性。他平生俯仰无愧怍，毕生遗憾只在于家里太穷，嗜酒不能常得。此是纪实，未必用典。不过陶既以酒与身后得失荣辱相提并论，似仍有所本。盖西晋时张翰有云：“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见《晋书·文苑》本传）与此诗命意正复相近似。

　　此三诗前后衔接，用的是不明显的顶针续麻手法。第一首以“饮酒不得足”为结语，第二首即从“在昔无酒饮”写起。而诗意却由入殓写到受奠，过渡得极自然，毫无针线痕迹。“湛”训没，训深，训厚，训多（有的注本训澄，训清，似未确），这里的“湛空觞”指觞中盛满了酒。“今但湛空觞”者，意思说生前酒觞常空，现在灵前虽然觞中盛满了酒，却只能任其摆在那里了。“春醪”，指春天新酿熟的酒。一般新酒，大抵于秋收后开始酝酿，第二年春天便可饮用。“浮蚁”，酒的表面泛起一层泡沫，如蚁浮于上，语出张衡《南都赋》。这里说春酒虽好，已是来年的事，自己再也尝不到了。“肴案”四句，正面写死者受奠。“昔在”四句，预言葬后情状，但这时还未到殡葬之期。因“一朝出门去”是指不久的将来，言一旦棺柩出门就再也回不来了，可见这第二首还没有写到出殡送葬。末句是说这次出门之后，再想回家，只怕要等到无穷无尽之日了。一本作“归来夜未央”，意指自己想再回家，而地下长夜无穷，永无见天日的机会了。亦通。

　　从三诗的艺术成就看，第三首写得最好，故萧统《文选》只选了这一首。此首通篇写送殡下葬过程，而突出写了送葬者。“荒草”二句既承前篇，又写出基地背景，为下文烘托出凄惨气氛。“严霜”句点明季节，“送我”句直写送葬情状。“四面”二句写墓地实况，说明自己也只能与鬼为邻了。然后一句写“马”，一句写“风”，把送葬沿途景物都描绘出来，虽仅点到而止，却历历如画。然后以“幽室”二句作一小结，说明圹坑一闭，人鬼殊途，正与第二首末句相呼应。但以上只是写殡葬时种种现象，作者还没有把真正的生死观表现得透彻充分，于是把“千年”句重复了一次，接着正面点出“贤达无奈何”这一层意思。盖不论贤士达人，对有生必有死的自然规律总是无能为力的。这并非消极，而实是因看得破看得透而总结出来的。而一篇最精彩处，全在最后六句。“向来”犹言“刚才”。刚才来送殡的人，一俟棺入穴中，幽室永闭，便自然而然地纷纷散去，各自回家。这与上文写死者从此永不能回家又遥相对照。“亲戚”二句，是识透人生真谛之后提炼出来的话。家人亲眷，因为跟自己有血缘关系，可能想到死者还有点儿难过；而那些同自己关系不深的人则早已把死者忘掉，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论语·述而篇》：“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这是说孔子如果某一天参加了别人的丧礼，为悼念死者而哭泣过，那么他在这一天里面就一定不唱歌。这不但由于思想感情一时转不过来，而且刚哭完死者便又高兴地唱起歌来，也未免太不近人情。其实孔子这样做，还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诉诸理性的表现；如果是一般人，为人送葬不过是礼节性的周旋应酬，从感情上说，他本没有什么悲伤，只要葬礼一毕，自然可以歌唱了。陶渊明是看透了世俗人情的，所以他反用《论语》之意，爽性直截了当地把一般人的表现从思想到行动都如实地写了出来，这才是作者思想上的真正达观而毫无矫饰的地方。陶之可贵处亦正在此。而且在作者的人生观中还是有着唯物的思想因素的，所以他在此诗的最后两句写道：“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大意是，人死之后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把尸体托付给大自然，使它即将化为尘埃，同山脚下的泥土一样。这在佛教轮回观念大为流行的晋宋之交，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唯物观点呢。

　　至于前面说的此三首陶诗极有新意，是指其艺术构思而言的。在陶渊明之前，贤如孔孟，达如老庄，还没有一个人从死者本身的角度来设想离开人世之后有哪些主客观方面的情状发生；而陶渊明不但这样设想了，并且把它们一一用形象化的语言写成了诗，其创新的程度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当然，艺术上的创新还要以思想上的明彻达观为基础。没有陶渊明这样高水平修养的人，是无法构想出如此新奇而真实、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作品来的。

参考资料：

　　这首“种豆南山下”八句短章，在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四十个字的小空间里，表达出了深刻的思想内容，描写了诗人隐居之后躬耕劳动的情景。

　　本诗共分为两层，前四句为第一层。反映了作者躬耕劳动的生活。暗用杨恽诗作。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这两句写诗人归田园后在南山的山脚下种了一片豆子，那地很荒，草长得很茂盛，可是豆苗却稀稀疏疏的。起句平实自如，如叙家常，就像一个老农在和你说他种的那块豆子的情况，让人觉得淳朴自然，而又亲切。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为了不使豆田荒芜，到秋后有所收成，诗人每天一大早就下地，晚上月亮都出来了才扛着锄头回家。虽说比做官要辛苦得多，可这是诗人愿意的，是他最大的乐趣。正如诗人在《归田园居》(一)中所说的那样：“少无适俗韵，本性爱丘山。误入尘网中，一去三十年。”诗人厌倦了做官，“守拙归田园”才是最爱。从“带月荷锄归”这一美景的描述就可以看出来，他非但没有抱怨种田之，反而乐在其中。

　　后四句是本诗的第二层，抒写的则是作者经过生活的磨励和对社会与人生深刻思索之后，对真善美理想的执着追求和与现实社会污浊官场的决裂。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通过道窄草深，夕露沾衣的具体细节描绘，显示出了从事农业劳动的艰苦。诗人身体力行终日劳作在田野，所以他深深地体验到了农业劳动的艰辛，它绝不像那些脱离劳动的文人墨客所描写的那般轻松潇洒。但是作者仍不辞劳苦，继续坚持下去，正像他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诗中所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对于诗人来说，人生的道路只有两条任他选择：一条是出仕做官，有俸禄保证其生活，可是必须违心地与世俗同流合污；另一条是归隐田园，靠躬耕劳动维持生存，这样可以做到任性存真坚持操守。当他辞去彭泽县令解绶印归田之际，就已经做出了抉择，宁可肉体受苦，也要保持心灵的纯洁，他坚决走上了归隐之路。为了不违背躬耕隐居的理想愿望，农活再苦再累又有何惧?那么“夕露沾衣”就更不足为“惜”了。这种思想已经成了他心中牢不可破的坚定信念，本诗结尾两句’，可谓全篇的诗眼，一经它的点化，篇中醇厚的旨意便合盘现出。

　　陶诗于平淡中又富于情趣。陶诗的情趣来自于写意。“带月荷锄归”，劳动归来的诗人虽然独自一身，却有一轮明月陪伴。月下的诗人，肩扛一副锄头，穿行在齐腰深的草丛里，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月夜归耕图啊！其中洋溢着诗人心情的愉快和归隐的自豪。“种豆南山下”平淡之语，“带月荷锄归”幽美之句；前句实，后句虚。全诗在平淡与幽美、实景与虚景的相互补衬下相映生辉，柔和完美。

参考资料：

　　此诗共六章，第一章言上古之时百姓的朴素生活。第二章追述后稷播植自给，舜禹躬耕稼穑，都十分重视农业劳动。第三章写古代士女竞相耕作，时代清明，农人安然自逸。第四章写古代贤达之人尚且躬耕，众人庶士更当勤于耕种，以保自安。第五章谈耕作的重要性。“民生在勤，勤则不匮”是劝农的根本所在，否则便会斗米不储，“饥寒交至”。第六章反面强调要重视农耕，孔子、董仲舒专心学业，不事农耕的行为高不可攀，借以批评那些既不劳作又不进德修业的人。

　　全诗环环相扣，强调农耕对生计的重要意义，即便舜禹那样的贤君，贤达的隐士，都躬耕自保，更何况普通的老百姓呢？然劝农躬耕是其一意。诗人于劝农耕作中呈现出的“卉木繁荣，和风清穆”的上古气象，“傲然自足，抱朴含真”的淳朴民风，是其真正仰慕的对象。诗人写景观物，情致高远，无不体现出旷远的性情。

　　整首诗突出地表现了诗人的农本思想，这一点是值得赞扬的；但诗中以“哲人”为民之主宰的认识，则是陈旧落后的。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