浣溪沙·几共查梨到雪霜

　　上片，咏橘的高洁品格和生活地位。“几共查梨到雪霜，一经题品便生光”，以衬托手法突出橘的傲霜雪的高洁品格。山楂和山梨一到深秋就成熟，根本度不过霜期，而橘子却能凌霜傲雪，常绿不衰。正因两者从未“几共”“到雪霜”，更加突出了橘子的孤傲性格。于是一经人们“题品”，“便生光”彩。屈原的《橘颂》也正是光彩照人之作。自古以来，对橘的是非褒贬从未停息。橘之所以被人称颂，原于它的凌霜傲雪。橘之所以被人贬责，原于它是生于山间的“木奴”。所以该词的上片最后一句，苏轼发出“木奴何处避雌黄”的感叹，也是为橘的俗名“木奴”正名。这一过片问句，为下片进一步咏橘作了铺垫。

　　下片，写橘之品格、价值和地位。“北客有来初未识，南金无价喜新尝”，以对衬之笔，先写“北客”对橘初不相识，正是为了衬托如“南金无价”的橘子乐于被人们“新尝”的价值。于是更进一步赢得人们的满含滋吮它的滋味，赋写赞颂它的诗句，其“齿牙香”在人的生活中的地位是流芳历史的。

　　全词，运用了比衬、抑扬、反问、通感等手法，渲染了橘子的耐寒、丰硕、香味。尤其运用“南金”之典和通感心理，反衬出橘子的美质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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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予闻世谓诗人少达而多穷，夫岂然哉？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巅水涯之外，见虫鱼草木风云鸟兽之状类，往往探其奇怪，内有忧思感愤之郁积，其兴于怨刺，以道羁臣寡妇之所叹，而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予友梅圣俞，少以荫补为吏，累举进士，辄抑于有司，困于州县，凡十余年。年今五十，犹从辟书，为人之佐，郁其所蓄，不得奋见于事业。其家宛陵，幼习于诗，自为童子，出语已惊其长老。既长，学乎六经仁义之说，其为文章，简古纯粹，不求苟说于世。世之人徒知其诗而已。然时无贤愚，语诗者必求之圣俞；圣俞亦自以其不得志者，乐于诗而发之，故其平生所作，于诗尤多。世既知之矣，而未有荐于上者。昔王文康公尝见而叹曰：“二百年无此作矣！”虽知之深，亦不果荐也。若使其幸得用于朝廷，作为雅、颂，以歌咏大宋之功德，荐之清庙，而追商、周、鲁颂之作者，岂不伟欤！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为穷者之诗，乃徒发于虫鱼物类，羁愁感叹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穷之久而将老也！可不惜哉！

　　圣俞诗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谢景初，惧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阳至于吴兴以来所作，次为十卷。予尝嗜圣俞诗，而患不能尽得之，遽喜谢氏之能类次也，辄序而藏之。

　　其后十五年，圣俞以疾卒于京师，余既哭而铭之，因索于其家，得其遗稿千余篇，并旧所藏，掇其尤者六百七十七篇，为一十五卷。呜呼！吾于圣俞诗论之详矣，故不复云。

　　庐陵欧阳修序。

　　欧阳修这篇序文之所以历来受人推重，主要原因在于作者提出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吴楚材等在《古文观止》中说：“‘穷而后工’四字，是欧公独创之言，实为千古不易之论。”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与司马迁的“发愤而作”说和韩愈的“不平则鸣”说，一脉相承，共同发挥着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学创作本原论。

　　“发愤而作”之语，源于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他认为《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子兵法》、《吕览》、《诗经》等，“大抵贤圣发愤而所为作也”，这是对《屈原·抽思》中“发愤以抒情”的继承和发展。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对这一思想阐发得较简明：“古之圣贤，不愤则不作矣。不愤而作，譬如不寒而颤，不病而呻吟也，虽作何观乎！《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蒲松龄也称自己的作品《聊斋志异》为“孤愤之书”。由此可见，“发愤而作”是中国文论的一个传统思想。

　　“不平则鸣”之说，语出韩愈《送孟东野序》：“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人之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韩愈的这一“不得其平则鸣”，是对司马迁“发愤之所为作”的进一步发挥，对后世影响颇大。贺贻孙在《水田居遗书》文集卷三《诗余自序》中说：“风雅诸什，自今诵之以为和平，若在作者之旨，其初皆不平也！若使平焉，美刺讽诫何由生，而兴、观、群、怨何由起哉？”王国维《人间词话》亦云：“古诗云：‘谁能思不歌，谁能饥不食？’诗词者，物之不得其平而鸣者也。故‘欢愉之辞难工，愁苦之言易巧’。”由此可见，“不平则鸣”也是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个重要思想。

　　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第一段，主要从三个层面阐发了“穷而后工”的创作思想：一是认为“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这里的“穷”，指的是仕途坎坷、人生困厄。坎坷出诗人，困厄出诗人，从概率上看确实如此。二是强调“内有优思感愤之郁积”方能发而为诗。因为“穷”，才能感受真切、思悟深沉、感情激烈，这是文学创作必备的动力和源泉。三是肯定“愈穷则愈工”。工者，好也，美也。这让人想起了孟子的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将以上三个层面联系起来看，那就是“穷”则“郁积”深厚、“优愤”强烈，故发而多能成为“愈工”的好诗。这是符合认识论、实践论、创作论的基本原理的。

　　从侧重点上看，“发愤而作”说强调创作需有一种强烈的激情，“不平则鸣”说强调这激情来之于心中的不平之气，而“穷而后工”说则强调这激情、这不平是源之于人生的穷困郁积。其实这三说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它们相互补充，相互发挥，共同建构了一个关于文学创作本源论的系统学说。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动力和源泉是什么？这三说都是聚焦于创作主体的内在积累和情感。胸中有，笔下才能有，这是必然。但这三者也没有排斥客观现实的本源意义：“愤”何以生？“不平”从何而来？特别是欧阳修强调“穷”，就把“愤”、“不平”与社会人生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了。所以说，以“发愤而作”、“不平则鸣”、“穷而后工”三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学创作本源论，是一个既抓住要领、又相当全面的学说，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和发扬。

　　上片，以景入情，描叙登高赏菊，饮酒言欢的情景。“与客携壶上翠微，江涵秋影雁初飞”，开头两句点明“上翠微”的行踪，描绘“江涵秋影”与“雁初飞”的两幅画面。触景生情，便迅速推出“尘世涵逢开口笑，年少，菊花须插满头归”的三句人生箴言。趁着这大好的年华、大好的秋光大笑，插黄花。上片即花生情，也为过渡到下片暗示了一笔。

　　下片，由即花生情进入到写以酒助兴。饮酒抒情，是中国古代文人的传统文化，称之为“酒文化现象”，苏轼也不例外。“酩酊但酬佳节了，云峤，登临不用怨斜晖”。写把酒临风，喝个痛快是为了酬谢佳节。登山临水，同样也是为了酬谢佳节。即使夕阳快落山了，也用不着愁怨。夕阳是自然界中“无限好”的景致，自然人生“夕阳”也应是一道美丽的风景线。“古往今来谁不老，多少，牛山何必更沾衣”，直言人的衰老死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杜牧含蓄地说人生“只如此”，而苏轼则直言不讳人生“谁不老”。尤其词的最后引齐景公泣牛山的故事，传情达意，精炼入微，可谓妙笔。

　　全词，以景入情，即景生情。苏轼虽然感叹世事多艰，但是不消沉，不伤感，充分显示了苏轼对世事、人生短暂的恬淡达观的胸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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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满庭芳》是秦观最杰出的词作之一。起拍开端“山抹微云，天连衰草”，雅俗共赏，只此一个对句，便足以流芳词史了。一个“抹”字出语新奇，别有意趣。“抹”字本意，就是用别一个颜色，掩去了原来的底色之谓。传说，唐德宗贞元时阅考卷，遇有词理不通的，他便“浓笔抹之至尾”。至于古代女流，则时时要“涂脂抹粉”亦即用脂红别色以掩素面本容之义。

　　按此说法，“山抹微云”，原即山掩微云。若直书“山掩微云”四个大字，那就风流顿减，而意致全无了。词人另有“林梢一抹青如画，知是淮流转处山。”的名句。这两个“抹”字，一写林外之山痕，一写山间之云迹，手法俱是诗中之画，画中之诗，可见作者是有意将绘画笔法写入诗词的。少游这个“抹”字上极享盛名，婿宴席前遭了冷眼时，便“遽起，叉手而对曰：”某乃山抹微云女婿也！“以至于其虽是笑谈，却也说明了当时人们对作者炼字之功的赞许。山抹微云，非写其高，概写其远。它与”天连衰草“，同是极目天涯的意思：一个山被云遮，便勾勒出一片暮霭苍茫的境界；一个衰草连天，便点明了暮冬景色惨淡的气象。全篇情怀，皆由此八个字里而透发。

　　“画角”一句，点明具体时间。古代傍晚，城楼吹角，所以报时，正如姜白石所谓“渐黄昏，清角吹寒，都空城”，正写具体时间。“暂停”两句，点出赋别、饯送之本事。词笔至此，便有回首前尘、低回往事的三句，稍稍控提，微微唱叹。妙“烟霭纷纷”四字，虚实双关，前后相顾。“纷纷”之烟霭，直承“微云”，脉络清晰，是实写；而昨日前欢，此时却忆，则也正如烟云暮霭，分明如，而又迷茫怅惘，此乃虚写。

　　接下来只将极目天涯的情怀，放眼前景色之间，又引出了那三句使千古读者叹为绝唱的“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于是这三句可参看元人马致远的名曲《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天涯”，抓住典型意象，巧用画笔点染，非大手不能为也。少游写此，全神理，谓天色既暮，归禽思宿，却流水孤村，如此便将一身微官濩落，去国离群的游子之恨以“无言”之笔言说得淋漓尽致。词人此际心情十分痛苦，他不去刻画这一痛苦的心情，却将它写成了一种极美的境界，难怪令人称奇叫绝。

　　下片中“青楼薄幸”亦值得玩味。此是用“杜郎俊赏”的典故：杜牧之，官满十年，弃而自便，一身轻净，亦万分感慨，不屑正笔稍涉宦郴字，只借“闲情”写下了那篇有名的“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其词意怨愤谑静。而后人不解，竟以小杜为“冶游子”。少游之感慨，又过乎牧之之感慨。

　　结尾“高城望断”。“望断”这两个字，总收一笔，轻轻点破题旨，此前笔墨倍添神采。而灯火黄昏，正由山林微云的傍晚到“纷纷烟霭”的渐重渐晚再到满城灯火，一步一步，层次递进，井然不紊，而惜别停杯，流连难舍之意也就尽其中了。

　　这首词笔法高超还韵味深长，至情至性而境界超凡，非用心体味，不能得其妙也。后，秦观因此得名“山抹微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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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片是叙述梦中的景象和他同朋友方信孺的胸襟抱负；但是，作者对于南宋小朝廷那种求和屈辱的政策之不满，已洋溢在纸墨之上，语气在含蓄之中闪烁着尖刻的讽刺。南宋时，宝钗楼和铜雀台都落入金人手中，刘克庄和方信孺都没有到过。但刘克庄故意举出这两个地方，意在表示两人平日都没有忘怀北国河山，两地名胜于是很自然就在他二人的梦中出现了。“唤厨人斫就”四句，写出梦境里的浪漫性。这是作者有意虚构的情境，这段描写在虚构之中还可看出一点真实的影子。这里着力写出梦中人的豪情胜概，写法上很有点浪漫主义气派；又因为是写梦境，所以使人不觉得是过分夸张失实。借用曹操“煮酒论英雄”的掌故，是以“天下英雄”自许，又是对挚友方孚若的论评。作者希望能够有千辆大车，迎接这些燕南赵北的剑侠奇才，共同收复北方的失地。这里点出“燕南赵北”，又回应了上文的“登宝钗楼”和“访铜雀台”，使人了然知道作者“登”与“访”的用意，并不只是看望一下祖国北部河山。所以在文字结构上，又是彼此呼应，正如“常山之蛇”，击其首则尾应，击其尾其首又应。足见作者行文的细密。作者结合实际生活，融会历史题材，虚实结合，而以虚为主，表现出豪迈爽朗的气魄北方的豪杰之士了。

　　词的下片写梦醒之后的现实景象。“饮酣画鼓如雷，谁信被晨鸡轻唤回”，晨鸡无情地唤醒美梦，使作者不得不面对现实。梦境值得留恋，但实际生活的境遇却如此残酷无情。 “叹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这是作者与方孚若共有的无奈叹息，但决不是绝望悲鸣。在刘克庄所处的时代，南宋王朝已处于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境地。他一生经历了孝宗、光宗、宁宗、理宗、度宗五朝，仕途历尽波折，他曾四次被罢官，因此，怀才不遇之感，黍离哀痛之情，在他的诗词在中常有流露。 “使李将军，遇高皇帝，万户侯何足道哉！”作者还怀有强烈的愿望，幻想能像李广那样在国家多事之秋建功立业。作者在表现思想矛盾、表达一贯的爱国感情时，用的不是平铺直叙的手法，巧妙地引用历史典故，做到虚实相彰，使主题思想表达得更加充分、深刻。这三句话基本上引用《汉书·李将军列传》的原文，字句相差不多，只是把《汉书》原文稍加点改，用在词中，显得自然妥贴，同时赋予这个典故新的含意。时局是如此危急，国家处在多事之秋，正该起用李广这样的名将；而现实情况却恰恰相反，贤才能臣根本就是报国无门，这怎能不叫人“披衣起，但凄凉感旧，慷慨生哀”呢？这首词下片抒发的正是作者这种真情实感。挚友已乘鹤西归，恢复国家统一的大业更难以实现，感旧生哀，一腔凄凉悲愤的感情发泄无遗，伤时忧国的思想就是这样被充分地表现出来。下片描写以实为主，跟上片恰成强烈的对比。

　　作者巧妙地引用历史典故，做到虚实相彰，使主题思想表达得更加充分、深刻。这首词充分体现了作者“拳拳君国”和“志在有为”的气慨，同时也抒发了作者壮志难酬的悲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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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小词写于南渡后的某个清明节。全词以生动朴素的语言勾画了江南清明时节如画的风光，抒发了远离家乡的孤独感和忧时伤事的苦闷心情。

　　上片抓住清明时节江南特有的风光展开画面。“雨湿清明”，既点明了时间，又描状了江南一带清明时节雨纷纷的特色。“香火残”，指清明扫墓时焚烧的香烛纸钱被雨水打湿后的情状。“碧溪”，写江满溪碧青色的春水。“燕泥寒”，说南来的燕子正啄着带寒意的泥土准备筑巢。词人面对以上这些风物，不由得件件触起深沉悲凉的感慨。由清明扫墓而联想起自己逃离家乡客居江南，无法祭扫先人之坟；由燕子啄泥做窠，而联想起自己四处飘零无以为家，更由霏霏淫雨，料峭春寒，而联想起国事的暗淡艰难。透过歇拍“日长独自倚阑干”的背后，可以想见词人心中蕴含着多少辛酸沉痛的潜台词啊！上片中迷漾的景色又正与词人凄迷的心境妙合交融，富有一种深沉动人的韵。

　　下片写江南美好的春景及悲苦的心绪。首句描画出刚脱了笋壳的修长的新竹青翠欲滴，散发出一片耀眼的绿色，沁人心脾。次句化用苏轼“花褪残红青杏小”，（《蝶恋花》）句意，状写新近褪落了娇艳花瓣的杏花杏子尚小，嫩绿而酸，清新可爱。这样美妙的江南春色是多么令人心花怒放，神怡颜开啊!然而词人笔锋陡转，以反诘句“江南春好与谁看”收结全词。既与上片歇拍孤独怆然韵心境相呼应，又表达了自己失国亡家、忧念时事而无心观赏的沉痛心情，烙上了时代的印记。这正是朱敦儒南渡后中期词作的可贵之处。这首词如同这一时期其它同类题材的词作一样，如“独倚危楼，无限伤心处。芳草连天云薄暮”（《苏幕遮》）’“东风寂寞，可怜谁为攀折”（《念奴娇》），“秋风又到人间，叶珊珊。四望烟波无尽，欠青山”（《相见欢》），以真性情写真景物，将眼前景与心中情水乳交融地交织成浑然一体的境界，思想性和艺术性均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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