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鸟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

龙旂十乘，大糦是承。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四海来假，来假祁祁。景员维河。殷受命咸宜，百禄是何。

　　这是殷商后代宋国祭祀其祖先武丁的乐歌。《毛诗序》云：“《玄鸟》，祀高宗也。”郑笺云：“祀当为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中宗玄孙之孙也。有雊雉之异，又惧而修德，殷道复兴，故亦表显之，号为高宗云。崩而始合祭于契之庙，歌是诗焉。”郑玄的意思是《毛序》所说的“祀”是合祀，而他所讲到的“雊雉之异”，据《史记·殷本纪》记载，是这么一回事：“帝武丁祭成汤，明日有飞雉登鼎耳而呴(雊)。武丁惧。祖己曰：‘王勿忧，先修政事。’” 据今人的研究，商是以鸟为图腾的民族，“雊雉之异”的传说与“天命玄鸟，降而生商”的神话不无相关。而“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则是关于商的起源的最珍贵的早期文献资料。传说中商的祖先契是其母有娀氏之女吞下燕卵之后生下的。《史记·殷本纪》：“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上古典籍中对此传说有相当多的记载。《楚辞·离骚》：“望瑶台之偃蹇兮，见有娀之佚女。……凤鸟既受诒兮，恐高辛之先我。”《楚辞·天问》：“简狄在台，喾何宜？玄鸟致诒，如何喜？”《吕氏春秋·音初》：“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嗌嗌。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此外如《太平御览》卷八二引《尚书中候》，《史记·三代世表》褚少孙补引《诗含神雾》等纬书也记录了这同一传说。更有意思的是：传世的晚商青铜器《玄鸟妇壶》上有“玄鸟妇”三字合书的铭文，其含义表明作此壶者系以玄鸟为图腾的妇人。玄鸟是商部族的崇拜图腾，“天命玄鸟”的传说正是原始商部族的起源神话。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审视这一神话，可发现它作为一种原型，有其典型意义。有关鸟卵生子的传说长期流传于东北地区，如《论衡·吉验》：“北夷橐离国王侍婢有娠。王欲杀之。婢对曰：‘有气大如鸡子，从天而下，我故有娠。”’《清太祖武皇帝实录》：“长白山，……有神鹊衔一朱果置佛古伦衣上，……其果入腹，既感而成孕。”高丽李奎极《李相国文集》中亦有鸟卵生子的传说，与《魏书·高句丽传》所记之事略同。而据傅斯年考证，商部族正是发迹于东北渤海地区。

　　由此可见，所谓的“雊雉之异”是为了显示高宗武丁的中兴而造出的神话，它正基筑于商民族的玄鸟图腾信仰。商至盘庚而迁殷，发展兴旺，政局稳定。盘庚死后，传位二弟小辛，小辛不幸三年而亡，又传位三弟小乙，小乙即位十年而亡。其时殷道又衰，小乙之子武丁立，用傅说为相，伐鬼方、大彭、豕韦，修政立德，终使国家大治。诗云：“龙旂十乘，大糦是乘。”郑玄笺曰：“交龙为旗，高宗之孙子有武功，有王德于天下者，无所不胜服。乃有诸侯建龙旗者十乘，奉承黍稷而进之者，亦言得诸侯之欢心。十乘者，由二王后，八州之大国与？”中原部族建立联盟后，统以龙为标志，“龙以建旗”。商族在东北兴起后，南下黄河流域，进而控制诸夏。高宗武丁时，中原各部族以车载稻米进贡。诗云：“四海来假，来假祁祁”，则不但是中原诸夏部族，即使是氐、羌等四边民族也纷纷进贡朝见。武丁功业之隆，于此可见。

参考资料：

东皇太一
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
抚长剑兮玉珥，璆锵鸣兮琳琅；
瑶席兮玉瑱，盍将把兮琼芳；
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
扬枹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
陈竽瑟兮浩倡；
灵偃蹇兮姣服，芳菲菲兮满堂；
五音纷兮繁会，君欣欣兮乐康。

云中君
浴兰汤兮沐芳，华采衣兮若英；
灵连蜷兮既留，烂昭昭兮未央；
謇将憺兮寿宫，与日月兮齐光；
龙驾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
灵皇皇兮既降，猋远举兮云中；
览冀洲兮有余，横四海兮焉穷；
思夫君兮太息，极劳心兮忡忡；

湘君
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
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
令沅湘兮无波，使江水兮安流；
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
驾飞龙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
薜荔柏兮蕙绸，荪桡兮兰旌；
望涔阳兮极浦，横大江兮扬灵；
扬灵兮未极，女婵媛兮为余太息；
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陫侧；
桂棹兮兰枻，斵冰兮积雪；
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
心不同兮媒劳，恩不甚兮轻绝；
石濑兮浅浅，飞龙兮翩翩；
交不忠兮怨长，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闲；
朝骋骛兮江皋，夕弭节兮北渚；
鸟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
捐余玦兮江中，遗余佩兮醴浦；
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
时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与。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
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
登白薠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
鸟何萃兮苹中，罾何为兮木上？(苹 通：蘋)
沅有茝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
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湲；
麋何食兮庭中，蛟何为兮水裔；
朝驰余马兮江皋，夕济兮西澨；
闻佳人兮召余，将腾驾兮偕逝；
筑室兮水中，葺之兮荷盖；
荪壁兮紫坛，播芳椒兮成堂；
桂栋兮兰橑，辛夷楣兮药房；
罔薜荔兮为帷，擗蕙櫋兮既张；
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
芷葺兮荷屋，缭之兮杜衡；
合百草兮实庭，建芳馨兮庑门；
九嶷缤兮并迎，灵之来兮如云；
捐余袂兮江中，遗余褋兮醴浦；
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
时不可兮骤得，聊逍遥兮容与！

大司命
广开兮天门，纷吾乘兮玄云；
令飘风兮先驱，使涷雨兮洒尘；
君回翔兮以下，逾空桑兮从女；
纷总总兮九州，何寿夭兮在予；
高飞兮安翔，乘清气兮御阴阳；
吾与君兮齐速，导帝之兮九坑；
灵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
一阴兮一阳，众莫知兮余所为；
折疏麻兮瑶华，将以遗兮离居；
老冉冉兮既极，不寖近兮愈疏；
乘龙兮辚辚，高驰兮冲天；
结桂枝兮延伫，羌愈思兮愁人；
愁人兮奈何，愿若今兮无亏；
固人命兮有当，孰离合兮何为？

少司命
秋兰兮麋芜，罗生兮堂下；
绿叶兮素华，芳菲菲兮袭予；
夫人兮自有美子，荪何以兮愁苦；
秋兰兮青青，绿叶兮紫茎；
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
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
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
荷衣兮蕙带，儵而来兮忽而逝；
夕宿兮帝郊，君谁须兮云之际；
与女沐兮咸池，曦女发兮阳之阿；
望美人兮未来，临风怳兮浩歌；
孔盖兮翠旌，登九天兮抚彗星；
竦长剑兮拥幼艾，荪独宜兮为民正。

东君
暾将出兮东方，照吾槛兮扶桑；
抚余马兮安驱，夜皎皎兮既明；
驾龙輈兮乘雷，载云旗兮委蛇；
长太息兮将上，心低徊兮顾怀；
羌声色兮娱人，观者儋兮忘归；
縆瑟兮交鼓，萧钟兮瑶簴；
鸣篪兮吹竽，思灵保兮贤姱；
翾飞兮翠曾，展诗兮会舞；
应律兮合节，灵之来兮敝日；
青云衣兮白霓裳，举长矢兮射天狼；
操余弧兮反沦降，援北斗兮酌桂浆；
撰余辔兮高驰翔，杳冥冥兮以东行。

河伯
与女游兮九河，冲风起兮水扬波；
乘水车兮荷盖，驾两龙兮骖螭；
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荡；
日将暮兮怅忘归，惟极浦兮寤怀；
鱼鳞屋兮龙堂，紫贝阙兮珠宫；
灵何惟兮水中；
乘白鼋兮逐文鱼，与女游兮河之渚；
流澌纷兮将来下；
子交手兮东行，送美人兮南浦；
波滔滔兮来迎，鱼鳞鳞兮媵予。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带女萝；
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窈窕；
乘赤豹兮从文狸，辛夷车兮结桂旗；
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
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路险难兮独后来；
表独立兮山之上，云容容兮而在下；
杳冥冥兮羌昼晦，东风飘兮神灵雨；
留灵修兮憺忘归，岁既晏兮孰华予；
采三秀兮于山间，石磊磊兮葛蔓蔓；
怨公子兮怅忘归，君思我兮不得闲；
山中人兮芳杜若，饮石泉兮荫松柏；
君思我兮然疑作；
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狖夜鸣；
风飒飒兮木萧萧，思公子兮徒离忧。

国殇
操吴戈兮被犀甲，车错毂兮短兵接；
旌蔽日兮敌若云，矢交坠兮士争先；
凌余阵兮躐余行，左骖殪兮右刃伤；
霾两轮兮絷四马，援玉枹兮击鸣鼓；
天时怼兮威灵怒，严杀尽兮弃原野；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

礼魂
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
姱女倡兮容与；
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

　　《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人生苦短，知音难求；云烟万里，佳话千载。纯真友谊的基础是理解。中华文化在这方面最形象最深刻的阐释，莫过于俞伯牙与钟子期的故事了。“伯牙绝弦”是交结朋友的千古楷模，他流传至今并给人历久弥新的启迪。正是这个故事，确立了中华民族高尚的人际关系与友情的标准。

　　《沧浪歌》是一首清新而悠扬的短歌，歌者名渔夫，一位没名字考证的隐者。在《楚词·渔夫》可以里看到作为乱世智者的打鱼人和屈原的那次对白。渔夫对屈原的劝导蕴含者一位哲人和一位诗人的深层的理解及同情，这是基于心灵默契之上的对立和转向，渔人的宛尔而笑意味情长，击桨远去那沧浪之歌依然余音袅袅。后人将其谱成古琴曲，名为《沧浪歌》。并引用了其里面的内容。

　　屈原认为“安能以皓皓之白， 而蒙世俗之尘埃乎？”而沧浪歌却说：“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这是“莲出污泥而不染”的另一种说法，就是说白者自白是不会被玷污的，（屈原）你没必要以死来表示自己的清白高洁，（既然你无力改变“举世皆浊”的世态）你应该豁然地面对这种世态。

　　沧浪歌早在春秋时期已经传唱，孔子孟子都提到它了。孟子曰：“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

　　在楚地流传久远的《孺子歌》不是屈原首创，也不是“渔父”首创。屈原沧浪遇渔父 古时，汉江有一支流流经沔阳，名曰沧浪河。春秋战国时期，楚国三闾大夫屈原流放之时，游经沧浪水，在张沟处遇渔父问渡，颇为伤感，渔父唱了一首《沧浪歌》启发屈原如何面对现实，传为历史佳话。

　　沧浪歌具有深刻的人生哲理，目前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有两部长篇小说传承了沧浪歌的哲学理蕴，一部是竺葛卓灵的网络长篇小说《沧浪歌》，一部是作家阎真的官场小说《沧浪之水》，是沧浪歌在当代生活中的新唱。

　　此诗虽然题为《葛屦》，实际上却是写了一个缝衣女奴为主人家缝制衣服所体现出的贫富不均。缝衣女因受女主人的虐待而生不满，故作此诗而加讽刺。旧说如《毛诗序》云：“《葛屦》，刺褊也。魏地陋隘，其民机巧趋利，其君俭啬褊急，而无德以将之。”朱熹《诗集传》云：“魏地陋隘，其俗俭啬而褊急，故以葛屦履霜起兴而刺其使女缝裳，又使治其要襋而遂服之也。”方玉润《诗经原始》云：“夫履霜以葛屦，缝裳以女手，……以象揥之好人为而服之，则未免近于趋利，”“不惟啬而又褊矣，故可刺。”这些说法都没有抓住要害。

　　全诗共两章，前章先着力描写缝衣女之穷困：天气已转寒冷，但她脚上仍然穿着夏天的凉鞋；因平时女主人对她的虐待和吝啬，故她不仅受冻，而且挨饿，双手纤细，瘦弱无力。尽管如此，她还是必须为女主人缝制新衣。自己受冻，所做新衣非但不能穿身，还要服侍他人试穿，这非常凄惨。

　　因前章末尾有“好人服之”句，已引出“好人”，故后章作者笔锋一转，着力描写女主人之富有和傲慢。她穿上了缝衣女辛苦制成的新衣，连看都不看她一眼，还故作姿态地拿起簪子自顾梳妆打扮起来。这种举动自然是令缝衣女更为愤慨和难以容忍的。

　　至此，读者可以清楚地发现，此诗实际上用了一个很简单而又常见的手法，即对比。作者有意识地将缝衣女与女主人对照起来描写，两人的距离立刻拉开，一穷一富，一奴一主，马上形成鲜明的对照，给人留下了十分强烈而又深刻的印象。

　　除了对比，此诗在艺术上另一个重要的特征，便是细节的描写。细节描写对塑造人物形象或揭示人物性格常能起大作用，小说中常有，诗歌中并不常用。由于此诗有两个女性人物在内，所以作者也进行了细节描写，如写缝衣女只写她的脚和手，脚穿凉鞋，极表其受冻之状；手儿瘦弱，极表其挨饿之状。这两个细节一经描摹，一个饥寒交迫的缝衣女形象便跃然纸上。再如写女主人，作者并没有描摹她的容貌，只是写了她试穿新衣时的傲慢神态和扭身动作，以及自顾佩簪梳妆的动态，便刻画出了一个自私吝啬、无情无义的女贵人形象。

　　最后要说的是此诗的点题作用。坦率地说，如果没有末尾“维是褊心，是以为刺”两句，仅以前面的描写和对比论，很难说出它有多少讽刺意义；只有当读者读至末二句，方知这诗具有讽刺意味，是一首讽刺诗。这便是点题的妙用。有此两句，全诗的题意便立刻加深；无此二句，全诗便显得平淡。当然，讽刺诗在末尾才进行点题，跌出真意，这是常有的，但读者不得不承认这实际上已成了此诗在艺术表现上的第三个重要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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