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望楚山最高顶

　　诗以议论发端。开始两句说，要论山水的优美，襄阳远远胜过会稽（今浙江绍兴市）。会稽是古代越国的都城，以山水秀丽著称。孟浩然刚从越地而归，拿襄阳山水与会稽比较，是很自然的。前二句传达出山是故乡美的热爱故乡之情。笔锋一转，诗人的笔落在望楚山上。孟浩然喜爱游览，一生踏遍了襄阳的山山水水，这座望楚山却一直没有登览过。写未登望楚山，是为了下文写登望楚山。这样写是突出望楚山在诗人心中的地位。

　　五六句写远望望楚山。望楚山的石崖像刀劈那样陡峭，周围的山都伏在望楚山脚下。诗前句用比喻，后句用比较，表现望楚山的陡和高。七句到十句写登望楚山。在晴朗的天气里登上望楚山，极目远眺，一直看到天的尽头。从看得远写望楚山的高，这是从虚处落笔，让读者充分发挥想象，后两句再从实处写。极目南望，巨大的云梦泽只有巴掌大小，而桃花源隐在迷迷蒙蒙的花中。云梦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湖泊，横于大江南北，方圆九百里。武陵在今湖南常德市。陶渊明《桃花源记》：“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沿溪行，忘路之远近。忽逢桃花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太守即遣人随其往，寻向所志，遂迷，不复得路。”襄阳是今天湖北襄樊市，即使望得再远，也不可能望见湖南的梦泽和桃源，而且沧桑变换，唐时云梦已大多成为陆地，名存实亡。诗利用视觉的近大远小，把千里大的云梦缩成巴掌大小，把本来不可见的桃花源写得隐约可见，正是通过想象与夸张，渲染望楚山之高。一般诗写山高都是尽力夸张山如何高耸入云，而这里将云梦武陵缩小，作为望楚山的陪衬，不落窠臼，别有意趣。这样，诗在表现望楚山高的同时，也表现出诗人的高远博大的胸襟。这两句诗文辞优美，诗意盎然。

　　入夜，诗人才下山回家，足见诗人游兴之高，足见望楚山之令人流连忘返。接着诗人又由下山宕开，为读者展现了一幅月夜山溪图：骏马踏着银色的月光，从山上奔驰而下；月儿透过薛萝映在深深的溪流上，宛如沉璧。

　　诗以描写望楚山的高峻和登山的所见，描绘襄阳的江山形胜之美。诗格调冲淡，就中又“文采丰葺”（殷璠《河岳英灵集》），显出似淡实腴，“采秀内映”（《河岳英灵集》）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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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秦皇墓南依骊山，北临渭水，地形雄伟，景象佳丽，有“龙盘虎踞”之势。并以“树层层”来烘托，更见其气象的不凡。次句前四字“势如浮云”，在含意上应归入上句：陵墓落成之初，曾经“树草木以象山”，虽历千余年，到晚唐也仍是群树层叠，高薄云天。总之前十一个字，或以“龙盘虎踞”状之，或以“树层层”烘托之，或以“势如浮云”陈述之，把始皇墓的雄奇壮伟，气象万千，呈现了出来。可是后三个字“亦是崩”一出，如无坚不摧的神剑，轻轻一挥，直使眼前的庞然大物，骨化形销了。对于像山一样高大的墓堆，当时就有民谣说：“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歌，万人吼，运石堆积如山阜。”显然这里还有弦外之音：“崩”者并非专指坟墓崩塌（实际坟墓也并未崩）或秦始皇驾崩，而包括有如传说的曾被项羽掘毁，或更荒唐的“牧火宵焚”；秦始皇苦心经营的“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很快就土崩瓦解了。诗人的嘲讽尖锐泼辣，这三个字干脆利落，严于斧械，真有一言九鼎的气概。

　　末二句继续深化其反对残暴政治的思想。同样是坐落在青山秋一草间的陵墓，行路之人经过时，却只恭敬地拜谒汉文帝的陵墓。汉文帝是汉代初年文景之治的代表人物，他推行黄老之治，与民休息，艰苦朴素，曾欲建一露台，一核算工价需千金，相当于十户中人之产，汉文帝立刻停止这个露台的修建。他在历史上算得上是一位能够了解人民疾一的好皇帝，同样地，人们也只会纪念和缅怀这样的对人民较好的统治者，而不会去对那残暴刻薄的秦始皇顶礼膜拜。民心所向，在这个小小的参拜陵墓的行为中显现得很清楚了。诗题是写过秦始皇墓，此处却着力写汉文帝陵，看似诗思不属，实际上在两种统治方式、两种对待人民的态度的对比之下，诗的主题更显突出。

　　此诗浑厚有味，通过对比手法来对历史人物加以抑扬，反映了作者对刚恨残暴的统治者的愤恨和对谦和仁爱的统治者的怀念，诗意填密，可以规见作者的诗心。这首诗明白无误地表现出作者自己的历史观、是非观，可说是一首议论诗。但它的字挟风雷，却出之以轻巧疏宕，唱叹有情的笔墨，有幽美的艺术魅力，而不像是在评说是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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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首慨叹人情冷暖的诗作。表面上看，全篇既没有精彩的警句，也很少有环境氛围的艺术描绘，似乎是平平淡淡、语不惊人；实际上它以“直说”见长，指事状物，浅切形象；信口信手，率然成章；言近旨远，发人深省，别具一种淡而有味的诗趣。

　　全诗结构紧凑，层次分明，步步围绕主题，写得颇有情致。首段六句，作者以概述的笔调，指出妻室儿女态度好坏的关键在于一个“钱”字。拥有钱财时，一切都好，妻室儿女也显得十分殷勤。假如要脱衣服，很快就会有人把脱下的袍袄折叠得整整齐齐；假如离家出外经商，还要一直送到大路旁边。诗人在这里选取习见的生活现象，以凝炼的笔触，不加修饰地叙写出各种场景，给人以平凡而生动的感觉。

　　接着，作者利用贴切的比喻，进一步刻画出金钱引起的种种媚态：“将钱入舍来，见吾满面笑。绕吾白鸽旋，恰似鹦鹉鸟。”当携带金钱回到家中时，他们一个个笑脸相迎，像白鸽那样盘旋在周围，又好似学舌的鹦鹉在耳边喋喋不休。人们向来把鸽子当成嫌贫爱富的鸟类，而鹦鹉则被视作多嘴饶舌、献媚逢迎的形象。因此诗人用“白鸽”、“鹦鹉”来比喻见钱眼开的贪财者。

　　最后六句，概括全篇主旨，也是王梵志对世情险薄的愤激之语。句中的“邂逅”、“貌哨”，皆为唐人口语。这几句诗中，作者直率地警告那些庸俗的贪财者，如果只为贪图钱财，而毫不顾及人的情义，那就要看看来时的报应了。这里，诗人率直地写下了他的愤激之情。

　　这首诗在艺术表现上明显的特点是：以锐敏的观察力捕捉生活中某些不大为人重视的动作和事理，运用通俗凝炼的语言，设想奇巧的对比描写，着墨不多，无意于渲染，但是那种贪钱者的丑态便跃然纸上。与此同时，诗人的不平之气也豁然而出。作者利用比较娴熟的驾驭民间语言的能力，出语自然，质直素朴，言近旨远，从而开创唐代以俗语俚词入诗的通俗诗派，为唐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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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首诗的首句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史实作为切入点，明叙暗议，用略带夸张的手法揭示了焚书与亡国之间的矛盾。次句紧承首句，又从另一角度揭示秦王朝灭亡的教训，有利天险也不能守住基业。第三句在点题的同时，进一步对焚书一事做出了评判。最后一句以议论结尾，借刘邦、项羽二人不读书之史实抒发感慨。这首诗以史家笔法，独辟蹊径，把“焚书”与“亡国”看似不相关的事情联系到一起，层层推进，自然圆转，言辞夸张，言他人所未言，巧妙的讽刺了秦始皇焚书的荒唐行为。

　　诗的首句点出焚书坑中所发生的历史事件。当年秦始皇下令搜集所有民间的儒家典籍和百家之书，并进行销毁，诗人用“竹帛烟销”简练概括这一史实，而用“竹帛”这一文字的载体，来代指儒家典籍和百家之书，则是故意夸大秦始皇的罪过与荒谬。紧接着，诗人用“帝业虚”三字来将秦始皇“焚书坑儒”所酿就的后果概括出来，就仿佛秦始皇焚烧书籍的飞烟袅袅升起的时候，他千辛万苦创下的秦国基业也被销毁了，本可以流芳百世的千秋伟业霎时成为虚空。

　　“帝业虚”引出了次句对“虚”的具体描写，这里的函谷关、黄河仍在，秦始皇以为它们是可以保卫秦朝天下万世长存的天险，但是这些天险并没能守住始秦朝的宫殿，没能守住他奠定的基业，“帝业虚”得到了具体化的阐释。同时，首句和次句构成了递进的关系，前者说秦始皇焚书是为了禁锢民众的思想，使他们不能产生反抗朝廷的思想，后者则是说秦始皇把函谷关和黄河这些天险看做帝业永固的地理屏障；前者为抑的方式，后者为扬的方式。无论前者还是后者，都只是秦始皇美好的愿望，他的愿望最终还是“虚”“空”了。

　　诗人将始皇帝的两项重大举措都予以否定，说明作者认为帝业永固绝不是压抑民众的思想和凭借险要的地理优势能够做到的，进而提出问题：究竟什么才能使帝业永固。其中“祖龙”一词用得很有深意，因为祖龙是始皇的意思，点明了秦始皇的野心，即希望秦朝的天下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然而事与愿违，秦朝只经过二代就灭亡了，以至于秦朝宫殿没有得到任何扩建，一直只是“祖龙居”。这里用“祖龙居”来代指秦朝帝业，形象地说明了秦朝的短命。

　　第三句将拓展开的思路转回到全诗的主题——焚书坑上，并紧跟对秦始皇焚书一事的调笑，进一步强调秦始皇采用焚书的策略试图稳固帝业的举措，实荒唐可笑。“坑灰未冷”紧承首句的“竹帛烟销”而来；焚书之烟已经飞尽，而焚书之灰还未冷却，山东农民起义就爆发了，“烟销”到“未冷”极言发生战乱之快，说明焚书对稳固帝业根本就没有一点作用。

　　然后诗人紧跟一句反语，他说因为刘邦是市井无赖，项羽则是不好诗书的武士，他们这样的起义者根本就不读书，所以焚书的策略没有任何用处。这是句有趣的戏谑，没有说焚书无用，而是认为焚书没有发生作用的原因是起义者不读书，这看来很可笑，然而诗人正是要读者在这一笑中理解他对焚书策略的批判。末句以揶揄嘲讽的手法，紧扣焚书坑的主题，再一次确认秦始皇焚书的荒谬，也再一次否认焚书这样压抑民众思想的方式能阻止亡国命运的到来，再一次唤起读者对亡国原因的思考。

　　这首诗否定秦始皇焚书策略，认为这一举措对稳固帝业毫无用处，但是诗人没有提出切实的措施能帮助秦始皇稳固基业，也没有探讨秦代灭亡的真正原因，而是将这种思考留给了读者。这种方式既可以说是对艺术手法的巧妙运用，也在另一方面透露出诗人见识的不足，难以给读者一种思想上的警醒。

　　议论性的诗歌，既要剖析事理，又要显示意象，委实很不容易。这首诗采用了近乎喜剧的表现手法：揭示矛盾，使秦始皇处于自我否定的地位。这样写表面似乎很委婉，很冷静，其实反对的态度和憎恶的感情十分鲜明。这是一种“怨而不怒”的艺术表现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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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首触景生情之作。境界苍凉，寄意深远。诗的首句中，“黄昏鼓角”写的是目所见、耳所闻，“似边州”写的是心所感。李益曾久佐戎幕，六出兵间，对边塞景物特别是军营中的鼓角声当然是非常熟悉的。这时，他登上汝州（州城在今河南临汝县）城楼，眼前展现的是暗淡的黄昏景色，耳边响起的是悲凉的鼓角声音，物与我会，情随景生，曾经对他如此熟悉的边塞生活重新浮上心头，不禁兴起了此时明明身在唐王朝的腹地而竟然又像身在边州的感慨。这个感慨既有感于个人的身世，更包含有时代的内容，分量是极其沉重的。这里虽然只用“似边州”三字淡描一笔，但这三个字寄慨无穷，贯串全篇。

　　首句是从空间回忆那遥远的边塞生活；接下来，第二句“三十年前上此楼”则是从时间回忆那漫长的已逝岁月。这句看来很平常，而且写得又很简单，既没有描绘三十年前登楼的情景，也没有叙说三十年来人事的变化；但字里行间，感慨系之，联系上一句读来，正如孙洙在《唐诗三百首》中评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诗所说，“世运之治乱，年华之盛衰，……俱在其中”。

　　据近人考证，这首《上汝州郡楼》诗大约写于公元804年（唐德宗贞元二十年）李益五十七岁时，由此上溯三十年，其第一次登楼大致在他登进士第后做华州郑县簿尉期间。试考察他两次登楼间隔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就作者个人经历而言，他在郑县过了几年郁郁不得志的簿尉生活，又远走边塞，先后在朔方、幽州、鄜坊、邠宁等节度使幕下过了长时期的军旅生活；就时局变化而言，唐王朝愈来愈走向没落，藩镇割据的局面愈来愈积重难返，代宗、德宗两朝，不但河北三镇形同异域，淄青、淮西等地也成了动乱的策源地。在公元783年（德宗建中四年），汝州曾一度被淮西节度使李希烈攻陷；当李益第二次过汝州时，淮西之乱也还没有平定。三十年的变化是如此之大。他旧地重来，想到此身，从少壮变为衰老；想到此地，经受干戈洗礼，是腹地却似边陲。城郭依旧，人事全非。这时，抚今思昔，百感丛集，忧时伤世，万虑潮生，不能不既为岁月更迭而慨叹，又为国运升降而悲怆。这就是诗人在这首诗里紧接着写出了“今日山川对垂泪”这样一句的原因。

　　这第三句诗，会使人想起东晋过江诸人在新亭对泣的故事以及周顗所说“风景不殊，举目有江山之异”的话，也会使人想起杜甫《春望》诗中那“国破山河在”的名句。而在李益当时说来，这面对山川、怆然泣下的感触是纷至沓来、千头万绪的，既无法在这样一首小诗里表达得一清二楚，也不想把话讲得一干二净，只因他登楼时正是秋天，最后就以“伤心不独为悲秋”这样一句并不说明原因的话结束了他的诗篇。自从宋玉在《九辩》中发出“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的悲吟后，“悲秋”成了诗歌中常见的内容。其实，单纯的悲秋是不存在的。如果宋玉只是为悲秋而悲秋，杜甫也不必在《咏怀古迹五首》之一中那样意味深长地说“摇落深知宋玉悲”了。这里，李益只告诉读者，他伤心的原因“不独为悲秋”，诗篇到此，戛然而止。而此诗篇外意、弦外音只能留待读者自己去探索。

　　《清明夜》是白居易的写的清明日外出踏青游玩的习俗。在古代，踏青又称“寻春”、“春禊”，晋代已盛。清明时节也是人们春游的大好时光，在春光明媚的清明前后，尽情地亲近自然，到郊外踏青游玩，这是清明节俗的另一项重要活动。目前普遍认为，这一项清明节俗是继承了形成于春秋末期的三月上巳节传统。上巳节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男女青年到野外踏青，自由择偶。但这首诗妙在未写清明的清冷。

　　“好风胧月清明夜”描写出诗人所处的环境是宜人的，月色是朦胧的，美好的月色使诗人迷醉于清明之夜，对环境的交待衬托出了诗人对美景的爱惜，也表现了诗人的闲适之情。

　　“碧砌红轩刺史家”在微风拂过的月色朦胧的清明之夜，诗人处在碧玉栏杆和红砖墙下的府邸里。诗人用“碧和红”字显示了自己愉悦的内心，在夜晚所望之处全是一些美好的色彩，以及精雕细琢的建筑，喜笑开颜，好不爽朗。

　　“独绕回廊行复歇”则写了诗人独自踱步在回旋的走廊中歌唱。诗人处在如此清明之夜迷人的月色中，喜上心头，开怀歌唱，在回廊里唱着歌抒发着内心愉悦的情怀。

　　“遥听弦管暗看花”交待出诗人思绪飘向了远方，恰又听到了远方的管弦之声，于是诗人安静下来认真倾听着弦声，自是不休闲。从另一方面，“遥听”和“暗看”却也写出了诗人对现实的关注。

　　整首诗妙在未写清明之夜的清冷，却有它的自成一格，虽有清明，却意在纸外，写出怀春少女的幽情，一句“又是清明过了”，别有韵味，此诗取材，构思都别具一格；此诗也展现了诗人留恋美景，深恐春天将去的微妙心理，但无一字直抒胸怀，而诗人惜春之意无疑自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