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门岩壁

　　这首词是张孝祥在公元1168年（宋孝宗乾道四年），由知潭州（今湖南长沙）调知荆南（荆州，今湖北江陵）兼荆湖北路安抚使时，洞湘江入沿庭湖所作。他前年为谏官所劾，罢任北归，也曾泛湘江而至洞庭，作《念奴娇·过洞庭》词，有“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等语，流露出一种疾俗愤世的情绪，这一首写得心气平和多了。他从长沙出发，舟行至洞庭湖，前一段路程以“行尽潇湘”一笔带过，“到洞庭”三字引出下文。“楚天阔处数峰青”一句，写洞庭湖全景恰到好处。范仲淹《岳阳楼记》云：“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是在岳阳楼上俯视洞庭之景。词人泊舟湖中，天复写湖之大如何如何，只说四围广阔，远处峰青，则规模可见，气象可想。“旗梢天动晚波平”，是官船晚泊时景象，呈现出大自然清幽的静态美。旗梢，即旗旓。船头所插旌旗上的飘带一丝天动，表明此刻的湖面，风平浪静，所以出现傍晚水波平静的景象，唯有鳞鳞细浪了。这样夕阳斜照湖面停泊的船舟，与辽阔的楚天，青色的山峰，共同构成一幅境界开阔而又幽静的山水画面。

　　下片写停船后泛览湖景所见。“红蓼一湾纹缬乱，白鱼双尾玉刀明”两句，天仅对仗工整，而且随着视野的转换，显示出另一番情趣，并给人一种红白鲜明的色彩感。“红蓼”，指生于水边的红色蓼草。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卷四云：“红蓼，即《诗》所谓游龙也。俗呼水红。江东人别泽蓼，呼之为火蓼。”唐代诗人杜牧《歙州卢中丞见惠名酝》：“犹念悲秋分赐，夹溪红蓼映风蒲。”而词中的“红蓼”与“白鱼”相对，更感到作者的构思精巧，观察入微。词人既写了远处一条水湾倒映出的红蓼图，又写了玉刀似的双尾白鱼。鱼称“双尾”而“明”，是跃出水面之鱼，静中见动。也有一种说法，“白鱼双尾玉刀明”指的是映在水中的弯月如同白色的双尾鱼，也好像闪耀着光芒的玉刀。“夜凉船影浸疏星”一句，以景语收结，尤耐人寻味。

　　这里作者变换出另一幅画面，而思绪已超越了时空对念的限制，直接转入夜景，使读者有更多的想象余地来思考这个过程。再从画面本身来看，是从行舟夜泊的角度落笔，摄取大自然中富有代表性的两种景象：一是疏星淡月，倒影湖中；二是水中船影遮盖着星空倒影。这天仅与前面的“楚天阔”、“晚波平”的自然景象相呼应，而且充分地展现了优美的词境。“夜凉”二字，既是词人的直感，又显示出流恋自然界的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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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安石早年的诗歌创作学习杜甫关心政洽、同情人民疾苦的现实主义精神，他的诗风也有取于杜诗的“沉郁顿挫”。这首诗在王安石的早期诗作中是颇有代表性的，诗中反映河北人民在天灾人祸双重拆磨下的苦难生活，字字句句饱含血泪，并透露出诗人内心无比的沉痛和人溺己溺的焦虑。这就有几分逼近杜诗的“沉郁”。而诗人因采取转折累益、渐层深入、对比寄慨等表现手法而造成的文势跌宕之美，又可说是得力于杜诗的“顿挫”之妙。

　　“河北民，生近二边长苦辛”两句，开门见山地点明了一篇的题意。辽与西夏是宋朝的敌国，按一般的想法，这一带的人民大概困于连年的战祸，自然难免要“长苦辛”了，但诗人压根儿没有提到这一点。当时北宋王朝用屈辱的妥协换来了苟安局面，边界上本无大的战事，而边民的“辛苦”究竟有哪些，作者分三层来回答这一问题。

　　“家家养子学耕织，输与官家事夷狄。”这是第一层。河北之民，勤劳成习。“家家”者，风气普遍，无一例外之谓也。勤劳是取富之道。男耕女织，勿使相失，按照孟子的说法，可“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可是现在的倩况却不然。劳动所得先交给朝廷，朝廷转手送给辽国与西夏。送的名目，说来痛心，对辽称“纳”，对西夏称“赐”。“赐”字虽然比“纳”字中听些，但没有受人威胁而又“赐”人以物之理，王安石用一个“事”字来概括，可谓得体。用予敌银、绢的办法来御敌，虽然有点荒唐，但这是北宋的一项国策，要长期奉行，因此河北之民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比中造成转折之势，从而波浪式地把诗意向前推进。

　　“今年大旱千里赤，州县仍催给河役”。这是第二层。大旱之年，赤地千里，哀鸿遍野，作为官府，理应开仓赈济，活彼黎庶，但现实的情况恰恰相反，州县两级官吏不顾人民死活，把最有生产自救能力的丁壮抽去上河工，丢下老弱妇孺不管。“仍”字见官府墨守陈规，赋役杂税，无一减免。“催”字状其急如星火。用字极为精确。对外怯儒畏葸，对内凶狠强横，这也是北宋朝廷长期奉行的国策，因此河北之民又只好“长苦辛”了。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对照中造成累叠之势，这是诗家所谓的“加一倍写法”，从而使文气旋转而下。以下即写人民不得不离乡背井。

　　“老小相携来就南，南人丰年自无食。”这是第三层。边地既无活命希望，边民只好向南逃荒求生。“老小相携”四字寓无限悲惨之意。因为丁壮既为官府抽调，所剩只有老弱妇孺。在忍饥挨饿的情况下长途跋涉，老弱需要搀扶，妇孺需要照顾，而现在一切都无所巴望，只好老小相携而行。而一个诱人的消息在鼓舞着他们：南方丰收，就食有望。但当他们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黄河之南以后，竟发现河南人民也在挨饿。希望终于破灭。至此，二边人民的生计完全断绝。他们中间的大部分人必将困饿而死；侥幸活下来的人，则更将“长”伴“苦辛”，永无尽期。在这一层中，前后两句在映衬中造成开拓之势，从而暗示出“长苦辛”不是河北之民所独罹，河南之民以及其他内地之民无不如此；“长苦辛”的原因，不止是因为“近边”、“大旱”，即使是内地与丰年照样不能幸免。这就为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留下了想象空间，扩展了全诗的思想意义。

　　上述三层，紧扣开头“长苦辛”三字而来，一层比一层深入地铺叙了河北之民所受“苦辛”的可悲，字里行间还透露出诗人对这种现象的严重关注和对受苦人民的深切同情。尽管前者是明写，后者是暗寓，但正由于在叙事中有主观的情韵，所以虽然用的是赋法，而感人的力量同样极为强烈。至第三层叙毕，边民的深愁极苦已无以复加，作者的心情也惆怅难述，于是便转换角度，专事气氛的渲染：“悲愁白日天地昏，路旁过者无颜色。”上句为正面描写，形容边民的悲愁之气犹如阴云惨雾，弥漫太空，致使白日为之无光，

　　天地为之昏黑。下句为侧面描写，指出道旁行人见此惨象，也不禁感到悲痛欲绝，色沮神丧。这两句都承上文理路而来，但前者虚，后者实，通过虚实相生，使诗中所写的内容更为惊心动魄，作者的感情脉络也趋于明朗。篇末两句采用古今对比的手法寄托自己的深意：“汝生不及贞观中，斗粟数钱无兵戎！”贞观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年号。贞观十五年（641），唐太宗曾对侍臣谈到自己有二喜：“比年丰稔，长安斗粟直三、四钱，一喜也；北虏久服，边鄙无虎，二喜也。”（《资治通鉴》卷一九六）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和对外退让的情形正好与唐太佘所说的“二喜”构成鲜明对比。王安石用感叹的口吻对流民宣传“贞视之治”的美好，这不仅是对流民的安慰，更是对时政的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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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首词中，作者猛烈抨击了当权者的腐朽不堪，误国害民，抒发了作者热爱祖国，渴望能长缨立马为国杀敌的热情。作此词的前三年，蒙古灭金后，随即对宋大举兴兵，连年南下，宋军屡屡败北，襄、汉、淮蜀间烽烟不断，危急日甚。宋理宗张惶失措，虽下沼罪已，仍无法挽救国土的沦丧。词中所言“丁酉岁”（1237年，理宗嘉熙元年）即是指那几年的事。面对朝廷的腐败无能，国家的日益陆沉，作者痛心疾首，愤郁填膺，不由写下该词。

　　词的开头说：“谁使神州，百年陆沉，青毡未还？”指的是中原大片国土，被蒙军占领，久久不得恢复，这究竟是谁的责任“理正辞严，大义凛然。这里用《晋书》中两个典故合在一起，极为贴切。”陆沉“，是无水而沉沦的意思，比喻土地沦陷。西晋时，王衍任宰相，正值匈奴南侵，他清谈误国，丧失了很多土地。桓温愤慨地说：”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王衍的字）诸人不得不任其责！“作者通过这个典故来斥责当时南宋当权者。又王献之夜睡斋中，有小偷进到他房里，偷了他所有的东西。献之慢吞吞地说：”偷儿，青毡我家旧物，可特置之。“将小偷都吓跑了。这里以”青毡“喻中原故土，将敌方比作盗贼，说国土遭掠夺后，没有归还。作者在灵活地反用典故。

　　接着，词由愤慨转为惆怅，对国事局势发表议论。他说，如今北方有志之士已寥寥无几：南宋的半壁江山也如同落日，日子不长了。朝廷里有些人因循守旧，懦怯无能，只是坐着空谈；有些人则只好说大话，妄取虚名，行事鲁莽轻率。这样，转瞬之间丧失了战胜敌人的机会，“东帝”，喻岌岌可危的南宋。战国时，齐湣王称东帝，自恃国力，并不审时度势，后被燕将乐毅攻破临淄，他在出奔中被杀。“刘表”，喻空谈的保守势力。三国时，曹操攻柳城，刘备劝荆州牧刘表乘机袭击许昌，刘表不听，坐失良机，后来悔之莫及。“深源”，是东晋殷浩的字，他虽都督五州军事，但只会大发议论，名不符实。曾发兵攻前秦，想收复中原，结果所遣先锋倒弋，弃军仓皇逃命。这里用比草率用兵的冒进者，也是很妥贴的。总之，“刘表”三句，言“坐谈”与“轻进”指的都是贻误战机。

　　“伤心事，是年年冰合，在在风寒。”上阕末了，词情转为忧伤与悲哀。“在在”，即处处。“冰合”、“风寒”，比喻南宋遭北方强敌的不断威胁和进攻，长期苟且偷生，因循寡断。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这是恢复故地的机会丧失的必然结果。词中论说时事形势，多不实说某人某事，必用比喻借代。这是由于艺术表现上的需要，要尽量避免用语太过于直白，力求含蓄有味。前面说北地英杰寥寥，南国江山可危，都从衰谢景物取喻。至于借“青毡”、“东帝”、“刘表”、“深源”等典故史事讽今，用意也在于此。

　　下阕作者直抒胸臆，但仍与上阕紧密关连。先以“说和说战都难，算未必江沱堪宴安”两句过片。出现和不能安、战不能胜的情势。固然是当时客观条件所限制，但当道者在和与战问题上，并无良策，只是各执已见，争吵不休，不想真正有所作为，这也使有识之士无技可施。“江沱”，指代江南。“沱”，是长江的支流。语出《诗。召南。江有汜》。“宴安”，是享乐安逸的意思。这两句承上启下，下面就说到自己抱负难以实现。

　　“叹封侯心在，鳣鲸失水；平戎策就，虎豹当关。渠自无谋，事犹可做，更剔残灯抽剑看。”这是叹息自己空有立功建业的壮志，而身处困境，无用武之地；想上书陈述恢复大计，无奈坏人当道，无人采纳自己的意见。词人接着说，这是当权者无救国才能，没有办法挽救国难，其实，形势并未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国事还可挽救，当勉力图治才是。所以自己深夜里挑灯看剑，仍希望能为国杀敌立功。“封侯”，诗词中的常用语，已成了从军立功的代词，并非真为谋求爵禄。

　　鳣、鲸，都是大鱼，如果离开江湖大海，它就会遭蝼蚁所欺。贾谊《吊屈原赋》说：“彼寻常之污渎（臭水沟）兮，岂能容吞舟之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词正用此意。“平戎策”，即打败敌人的建议。“虎豹当关”，语出《楚辞。招魂》：“虎豹九关，啄害下人此。”“渠自无谋”，暗用打胜长勺之战的曹刿说过的话：“肉食者鄙，未能远谋。”（《左传·庄公十年》）这几句都用两两对照、扬抑相参的写法，文势跌宕起伏“封侯心在”是扬，“鳣鲸失水”便抑：“平戎策就”扬，“虎豹当关”抑：“渠自无谋”抑，“事犹可做”扬“。恰好能表达出作者内心感情起伏不定，而”更剔残灯抽剑看“一句，尤为精彩。全词于论中抒情，以这一点睛之笔，统摄以前众多的比喻句，从而使主体形象鲜明突出，从而使直白浅显，但毕竟还不能构成主体形象。一位深夜不寐，在灯下凝视着利剑、跃跃欲试的年轻爱国志士的英姿，跃然于纸端。此句措词也精警，不逊于稼轩的”醉里挑灯看剑“。”更剔残灯“四字，耐人寻味。被重新”剔“亮的，虽说是”残灯“，也可看作是心灵中本来暗淡了的火光。

　　词结尾说：“麒麟阁，岂中兴人物，不画儒冠？”汉宣帝号称中兴之主，曾命画霍光等十一位功臣的肖像于未央宫内麒麟阁上，以表扬其功绩。所以作者说，难道只有武将们才能为国家建功立业，读书人（儒冠）的肖像就不能画在麒麟阁上吗？杜诗曰：“儒冠多误身”。对此种不合理说法，作者显然不甘心为此，故而要大声责诘。词的情绪由伏而起，最后再变而为亢奋激扬，坚信此生尚可大有作为。

　　作者写此词时年方二十，正是风华正茂，意气风发之时。作者以布衣出生之身，却自此鳣鲸，自许以封侯，而且视驵中肉食者为粪土，激越飞扬，尽述胸中抱负，抨击当权者的无能衰败。全词前后呼应，气势磅礴，表现出一股救国于危难之中的积极向上的奋斗精神。

　　起首一句径直点题。“缥缈”，隐隐约约，若有若无，形容亭在绝顶，既高且小，从远处遥望，若隐若现；这是紧扣题中“绝顶小亭”来写的。危，高也；危亭即高亭，因为亭基在弁山绝顶，这是吴兴地区的最高峰。第二句由亭而写到人，应题目的“登”字。由于小亭位于“绝顶”，故登亭之人有“千峰上”之感。独登小亭，无人共赏，只有万里横江而过的波浪，渺茫无边无际。

　　上片末两句倒装，一则说北方大片失地，山河破碎，不堪赏玩；二则说因主战派不断受到排挤和打击，已找不到同心同德，一起去把失地收回，重建共赏的人。“万里”，喻其广远，指吴兴以北直至沦陷了的中原地区，此时宋室南渡已八个年头了。“烟浪”形容烟云如浪，与“万里”相应。北望中原，烟雾迷茫，不知恢复何日。“赏”字不只为了协韵，还含有预想失土恢复后登临赏览的意思内。“与谁同赏”即没有谁与之同赏，回应“独”字。“独”而推及“同赏”，“同赏”又感叹“与谁”；欢快味的“赏”字与压抑感的“独”字连翩而来，表现了作者心中此时的复杂情绪。

　　过片两句“老去情怀，犹作天涯想。”说自己人虽老了，情怀不变，还是以天下为己任，把国事放在心上，总在作着恢复中原那万里山河的计虑和打算，表现出“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气概。这两句可联系词人身世来理解。“天涯想”，指有志恢复中原万里河山。年龄虽老，壮志未衰，“犹作”二字流露出“天涯想”的强烈感情。又想起此身闲居卞山，复出不知何日，独自登临送目，纵有豪情，也只能是“空惆怅”。“空惆怅”三个字收住了“天涯想”。一个“空”字把前面的一切想望都钩销掉了，又回到了无可奈何、孤独寂寞的境界，不免要表现出某些颓丧情绪。而胸中热情，又不甘心熄灭，便吩咐随侍的儿辈“少年豪放，莫学衰翁样”。说年轻人应该豪放一点，不要学习衰老之人的模样。是示人，也是律己。这里的“衰翁样”指的是“空惆怅”，借“少年豪放”借回复到“天涯想”的豪情壮志上去。“少年豪放”一句与第二句的“笑谈”二字相呼应，针线绵密。

　　这是一首小令词，篇幅不长，可是翻波作浪，曲折回旋地抒写了词人十分矛盾复杂的心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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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词一开头就直叙送别事。“君”乃安伯弟也，但其生平不详。“送君南浦”是江淹《别赋》里著名的句子：“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这段话一直成为人们抒发惜别之情的意念载体。

　　只要一提到“送君南浦”，或只提出“南浦”两字，就会使那整段话的意境全出，令读者感受到一股感伤的意味。这首词也借用了这个句子，开门见山，迅速入题。

　　“对烟柳”至“叶底黄鹂自语”数句，铺叙当时景物。这里有“青青万缕”的柳条，有满眼的绿树，有藏在树叶深处鸣啭的黄鹂。它们的出现。是在“送君南浦”之后才出现的。“折柳赠别”是我国的古老传统，因而烟柳万缕就会使人产生分别的感伤的联想。而满眼绿树这一意思的表达，却是用“更满眼、残红吹尽”这样的句子，它调动人们的思维能力，去想象那残花在枝头片片被吹落的景象，以增添感伤的气氛。

　　文学描写的得天独厚之处，就在于它不但能描写现实存在的实景，而且能描写这一实景在此之前的情况的虚景，以虚景来表达实景的意思；故“残红吹尽”就是绿叶成阴之意。而树叶深处的“黄鹂自语”，则是反衬别离愁绪的。此句子当从杜甫的“隔叶黄鹂空好音”（《蜀相》）化出，黄鹂自乐而离人自苦，颇具弦外之音。一“更”字联上串下，使离愁别绪程度递增，表现得很有层次。

　　“甚动人、多少离情，楼头水阔山无数。”“甚动人”，点出“离情”之“动人”——使人伤感；点出送别之地是“楼头”；由楼头极目远望，只见水天空阔，乱山无数；那么，对方此去之远，其觌面之难再，已不不言自明了。行文至此，在内容上已自成一大段落——韩元吉

　　“记竹里题诗”三句，回忆两人最近的交往之乐。“春暮”点出时令，显然是在此别之前的一段时间：“载酒”、“题诗”，那是文人最常见的交往活动，以“竹里”、“花边”作背景，更增加它的韵致。“魂断”二字，是痛快之极的意思，不指悲哀；这两字不但指“江干春暮”，也兼指“竹里题诗”和“花边载酒”；三句联成一片，描写出一段欢乐的生活。以“记”字领起，说明它是保存在记忆中的已经失去的欢乐，以反衬今日别离的苦痛。这样，在抒写别恨方面，又深入一层了。

　　下片开头换了个角度，通过联系各自身世和时局而大发感慨。从“都莫问”到“任鸡鸣起舞”，是慨叹空有壮志而功名未立白发渐生。这几句必须稍加解释，才能领会作者的深意。韩元吉《宋史》无传，其行实多不可考。据《南涧甲乙稿》，知道他曾做过信州幕僚、南剑州主簿、江东转运判官等职；乾道末年为吏部尚书，曾出使多国；淳熙元年（1174）以后，两知婺州，一宰建安，晚年归隐信州。从“都莫问功名事，白发渐、星星如许”来看，此词可能作于入为吏部尚书之前，那时他四十多岁，故作此语。但他的慨叹功名未立，并不完全是为了一己之私，这跟中原的恢复是有关系的。南宋的处境和东晋极为相似，故韩元吉用这个“鸡鸣起舞”的典故来策励自己。韩是河南许昌人，中原失守，“乡关何在，凭高目尽孤鸿去”。感叹乡关渺邈，有家难归，但目送归鸿而去，却也道出了爱国怀乡，建功立业之豪情。

　　“漫留君住”三句，又回到惜别，劝安伯姑且再片刻，持杯痛饮，这是舍不得分别的表现。“趁酴醿香暖”句的“酴醿”是酒名。黄庭坚《见诸人唱和酴醿诗辄次韵戏咏》“名字因壶酒”句任渊注引《王立之诗话》云：“酴醿本酒名也。世所开花本以其颜色似之，故取其名。”这里的“香暖”正是说酒。此言趁酒之香且温当持杯而醉：“瑶台露”是给美酒加上高级的赞辞。最后两句，是说不知何时才能重会，相约永远思念对方。“西窗夜雨”是取李商隐“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的诗意，冠以“愁绝”二字，就是说西窗下共话别后情况的机会难得了。这样的结尾，给人留下了无限的惆怅。

　　韩元吉是南宋初期主战派人物之一，他和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等人都有交往，词作亦具有辛派悲壮豪放之气概。即使在这首送别词中，也不例外。

　　此词气酣意足，感情深挚；叙述层次开合变化，紧凑协调。值得一提的是《薄幸》这个词牌很少人填写，这一首却写得十分工整，平仄、韵脚、句读都中可格律，堪为典范。虚字“对”、“更”、“甚”、“记”、“任”等使用得十分妥贴，处在领起的位置，又都是去声字，声律上造成一种苦涩的韵味，与词的内容情调很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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