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

　　“木落识岁秋，瓶冰知天寒”，意指已有先见之明。“桂枝日已绿，拂雪凌云端”，”弱龄接光景，矫翼攀鸿鸾”意指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即可报效祖国，施展才华。前四句主要是写诗人借描绘“木落”“瓶冰”“桂枝”“拂雪”等景物来表达自己雄大的智略，以及坦荡无畏惧的气魄，想报效祖国，干一番事业。

　　“投分三十载，荣枯同所欢。”意指李白与元丹丘相识很早，他二十多岁在四川家乡的时候，就与元丹丘相识。李白五十多岁时有一首诗《秋日炼药院镊白发赠元六兄林宗》，诗中说“投分三十载，荣枯同所欢。”说明在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他们一直都是非常亲密要好的朋友。李白与元丹丘曾一起漫游四川、湖北安陆、襄阳、河南嵩山、石门山，从李白与元丹丘来往的书信诗文内容来看，这位元丹丘显然是一位隐居山林游仙的职业道士。

　　“长吁望青云，镊白坐相看”，”秋颜入晓镜，壮发凋危冠”，吁叹岁月不饶人，人已渐渐年老，蕴念有不堪蹉跎之意。

　　“穷与鲍生贾，饥从漂母餐”，李白用此诗形容自己与元丹丘之间的交情犹如管鲍之交，由于此时李白的境遇有类管仲微贱之时，故在这首诗中有“穷与鲍生贾”之语。

　　“时来极天人，道在岂吟叹”，有感叹自身怀才不遇、仕途不通的悲壮情感。虽有自我慰勉之意，但仍对未来仕途充满着希望。

　　“乐毅方适赵，苏秦初说韩”，借用典故，诉说功业虽然还没有成功，但报效国家施展才华的雄心犹在。

　　“卷舒固在我，何事空摧残”，面对现实的残酷，有自我慰勉之意。

　　此诗意寓出诗人既有热血满腔的爱国豪情又有壮志未酬的苦闷。虽然岁月蹉跎，功业无成，加上仕途颠簸、官运不济，胸有大志而不受皇帝重用，但是诗人仍对未来充满了信心和希望。

江送巴南水，山横塞北云。
津亭秋月夜，谁见泣离群？

乱烟笼碧砌，飞月向南端。
寂寞离亭掩，江山此夜寒。

　　在王勃的《王子安文集》中，可以与上面这首诗参证的江边送别诗，有《别人四首》、《秋江送别二首》等，都是他旅居巴蜀期间所写的客中送客之作。

　　两诗合看，大致可知写诗的背景，即送客之地是巴南，话别之所是津亭，启行之时是秋夜，分手之处是江边，而行人所去之地则可能是塞北，此一去将有巴南、塞北之隔。

　　沈德潜在《唐诗别裁》中选录了两首中的第一首，但就两诗比较而言，其实以第二首为胜。第一首诗最后用“谁见泣离群”一句来表达离情，写得比较平实浅露，缺乏含蓄深婉、一唱三叹的韵味，沈德潜也不得不指出其用意“未深”；而在写景方面，“山横塞北云”一句写的是千里外的虚拟景，没有做到与上下两句所写的当前实景水乳交融，形成一个完美和谐的特定境界，因而也不能与诗篇所要表达的离情互为表里，收到景与情会的艺术效果。而在艺术上达到了这一要求的，应当推第二首。在这诗中，诗人的离情不是用“泣离群”之类的话来直接表达的，而是通过对景物的描绘来间接表达。诗人在江边送走行人后，环顾离亭，仰望明月，远眺江山，感怀此夜，就身边眼前的景色描绘出一幅画面优美、富有情味的江边月夜图。通首诗看来都是写景，而诗人送别后的留连顾望之状、凄凉寂寞之情，自然浮现纸上，是一首寓情于景、景中见情的佳作，兼有耐人寻味的深度和美感。

　　黄叔灿在《唐诗笺注》中还称赞这首诗末句中的“寒”字之妙，指出：“一片离情，俱从此字托出。”这个“寒”字的确是一个画龙点睛的字，正如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着此一字而“境界全出”。但诗中的任何一个字，都不可能离开句和篇而孤立地起作用。这个“寒”字在句内还因“此夜”两字而注入离情，说明这不是通常因夜深感觉到的肤体寒冷，而是在这个特定的离别之夜独有的内心感受。而且，这首诗中可以拈出的透露离情的字眼，还不止一个“寒”字。第二首首句写烟而曰“乱”烟，既是形容夜烟弥漫，也表达了诗人心情的迷乱。次句写月而曰“飞”月，既是说明时间的推移，也暗示诗人伫立凝望时产生的聚散匆匆之感。第三句写离亭掩而加了“寂寞”二字，既是写外界的景象，也是写内心的情怀。从整首诗看，诗人就是运用这样一些字眼把画面点活，把送别后的孤寂怅惘之情融化入景色的描写之中。而这首诗的妙处更在于这融化的手法运用得浑然无迹；从而使诗篇见空灵蕴藉之美。

参考资料：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参考资料：

　　这首诗很像戏剧的独白。它能使人想象到比诗句本身更多的情景：女主人公大约刚刚翻检过衣箱，发现一件敝旧的罗衣，牵惹起对往事的回忆，不禁黯然神伤，开始了诗中所写的感叹。

　　第一句中的“罗衣裳”，既暗示了主人公宫女的身份，又寓有她青春岁月的一段经历。封建宫廷的宫女因歌舞博得君王一晌欢心，常获赐衣物。第二句说衣裳是“秦王在时”所作，这意味着“秦王”已故，又可见衣物非新。唐诗中常以“汉宫”泛指宫廷，这里的“秦王”也是泛指帝王。后两句紧承前两句之意作感慨。第三句说罗衣曾伴随过宫女青春时光，几多歌舞；第四句语意陡然一转，说眼前秋凉，罗衣再不能穿，久被冷落。两句对比鲜明，构成唱叹语调。“不堪”二字，语意沉痛。表面看来是叹“衣不如新”，但对于宫中舞女，一件春衣算不了什么，向来是“汗沾粉污不再著，曳土踏泥无惜心”（白居易《缭绫》）。可见这里有许多潜台词的。刘禹锡的《秋扇词》，可以作这两句诗的注脚：“莫道恩情无重来，人间荣谢递相催。当时初入君怀袖，岂念寒炉有死灰！”可见诗中对罗衣的悼惜，句句是宫女的自伤。“春”、“秋”不止指季候，又分明暗示年华的变换。“为舞春风多”包含着宫女对青春岁月的回忆。“秋来不堪著”，则暗示其后来的凄凉。“为”字下得十分巧妙，意谓：正因为有昨日宠召的频繁，久而生厌，才有今朝的冷遇。初看这二者并无因果关系，细味其中却含有“以色事他人，能得几时好”（李白《妾薄命》）之意，“为”字便写出宫女如此遭遇的必然性。

　　这首诗句句惜衣，而旨在惜人，运用的是比兴手法。衣和人之间是“隐喻”关系。这是此诗的艺术特点。罗衣与人，本是不相同的两种事物，此诗的作者却抓住罗衣“秋来不堪著”，与宫女见弃这种好景不长、朝不保夕的遭遇的类似之处，构成确切的比喻。以物喻人，揭示了封建制度下宫女丧失了作人权利这一极不合理的现象，这就触及到问题的本质。

参考资料：

　　古希腊诗人西摩尼德斯曾说：“画是无声的诗，诗是有声的画。”这话用来评价王维的这首《栾家濑》实在是再恰切不过的了——此诗中不仅氤氲着恬静淡雅的画面美、流淌着空灵清幽的旋律美，文字的背后还洋溢着精妙的含蓄美，让人读来，直如欣赏一首精妙的音乐一般。

　　青山不墨千秋画

　　古代能诗善画者不少，独王维“文章冠世，画绝古今”（宋韩拙《山水纯全集》），所以与之同时代的殷璠说他“诗词秀调雅，意新理惬，在泉为珠，着笔成绘”（《河岳英灵集》）也谈及了他的诗富有画意。的确，他能以绘画之理通于诗。他诗中的画境、画中的诗境，构成了他艺术观照中独特的审美意趣，诗中多体现的是清灵俊雅的画境，极具气韵生动之美，从中表现出了对生命的朴素的爱怜。这首小诗就勾勒出了这么一副流动的画面：

　　细雨如烟，仿佛一挂远天的门帘；秋风含情，纤指不时地轻轻一掀。那涨水的溪谷便也有时闪出一汪幽潭，有时闪出一处浅濑。石上的流水明净如绢，轻快地流动着，还不时地打着漩，尤其在曲折处，还不时地有洁白的浪花飞溅，以至于那潜心专注于觅食的白鹭误以为是飞来的石子而吓得“扑棱”一声展开翅膀，飞成一朵生动的白莲，当它明白过来时，便又安然地把脚静静地探入溪间，于是，这里的一切又复归于曾经的静谧、悠然……

　　其实，文字的背后还有一幅虚写的画面：面对这一切，诗人声色不动，只是默默地注视眼前的一切，心灵一会儿随溅溅溪水而轻快地流动，一会儿随着白鹭而飞旋……此时此刻，诗人简直早已幻化成了一溪秋水、一缕秋雨、一只白鹭，正以自然神韵、勃勃生机展示自己着的风姿，引动我们心灵的翅膀，翻飞在自然诗海的天空。实有庄周梦蝶之妙，早已不知了何为王维、何为自然……这里，不复再有人与物的界限，诗人不言志，也不抒情；不言我，也不托物。诗人在这样静默自然的观照中见真见性，滤去尘杂，还归于对生命个体本质和本相的最直接了解和领会。难怪明代顾璘所以对此评价说：“此景常在，人多不观，唯幽人识得。”

　　所以有此境者，是因为“无尘垢”，那玲珑的秋雨已荡尽了空中的尘埃，事实上也是因为作者的心中没有尘埃，没有杂念，是以能够有这么淡雅的水墨山水画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当然，也在于作者行文时注意了：

　　讲究画图结构：诗中罗列了秋雨、石溜、跳波、白鹭等事物，看上去似乎有点散乱无章，但在第四句中着一“惊”字，画面顿时灵动起来了，也就富有了气韵和生气，从而形成了一幅以“栾家濑”为画布的生动而和谐的完美画面。

　　讲究虚实并用：乍一看，诗中除了一个单调的“白”字外便再也没有一个色彩词，其实，这正是诗人的巧妙之处，因为诗里物象暗中却含有色彩，比如雨中浅浅的秋溪当属暗绿、溪中石当属青黛、溅飞的浪花当属淡白、觅食的鹭鸶当属洁白。单从色彩的角度来讲，“白”是实写，其余皆虚写，在这样虚实的交融中，暗色调与明色调的场景统摄在那细细的秋雨里，那该是一种怎样的迷蒙动人的情景呀。

　　讲究动静结合：王维极善于在诗中营造流动的画面，但其画面最突出的特点便是以动托静，利用动态来传达一种静态美，此诗前三句，事实上全是为烘托“白鹭惊复下”而展开的环境描写。白鹭受惊——飞起——“复下”，这是全诗形象的主体，诗人着意描写的也就是这场虚惊。诗人巧妙地以静谧中有惊扰、惊扰衬静谧的艺术手法，通过“白鹭”的虚惊这一“动”来反衬栾家濑的幽静和安宁，使意境显得愈发幽致。

　　绿水无弦万古弹

　　王维在音乐上也样有着极高的造诣，因此比一般诗人更能精确地感受到和把握住自然界神奇的音响，并将其表现出来，所以他诗里所营造的画面中常带有万籁的轻吟低唱，给人以宁静、凄冷或愉悦的情感体验，即音韵美。

　　诗中细微的风雨声、湍急的水流声无疑给人一种空幽的抒情小夜曲般的美，而那飞溅的浪花、惊起的白鹭则增添了几个协和音符、破了它的单调，这样的画外之音，无疑会把读者带进一个空灵澄澈的清幽之境，不仅如此，作者在词语的运用上也讲究着音韵的和谐呢：“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中，叠声词“飒飒”、“浅浅”(读jiān，水流急的样子）本身就很富有音声律动之美，而且上句中“飒”为去声，“中”为平声，声调由高放而低敛，正与飘忽的秋雨自天上飘飘洒洒而来之状相合，下句则以牙音、齿音为主，“流”字为舌音，发音由细碎到圆转，自然会令人联想起泉流的潺潺声。“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既不用象声词摹拟声音，也不用动词、形容词等点明景物发出了声音，而是有意藏声于物象中，却让我们于文字的背后隐隐感觉到了浪花的飞溅声、白鹭的振翅声，这样，把视觉感受与听觉感受沟通起来，使音响与景色和谐融合，实在不失为“有声画”，读来果真“如上林春晓，芳林微烘，百转流莺，宫商迭奏”（《史鉴类编》）。也正是在这些声响中传达了诗人淡远的情志，所谓“诗如鼓琴，声声见心”(袁枚《闲情偶寄》)，也正是这远离尘嚣的天籁清音，触动了这位敏感诗人内心的高山流水之志，于是发而为诗。

　　文字背后见性情

　　王维的山水诗在含蓄方面可谓发挥到了极致，欲吐而不露，欲彰而暗隐，让读者于留白处会心，感受其内在的意蕴、文字背后的情致。这首《栾家濑》的含蓄美就表现在：

　　虚实含蓄：此诗和诗人其他的山水田园诗一样，也是多在虚处(写景)着笔，让人们从虚的意象里张开想象的翅膀，去寻觅诗中含隐的实的事物（情感）。这里写景是虚，诗人喜爱这里的幽境是实，但字里行间“喜爱”（实）二字只字未提，却含蓄地藏于美景之中。尤其是“跳波自相溅”中的一个“自”字，又特别提醒我们，这一切生动的变化，并非人为的安排，而是大自然这个生命世界的自在自为，一切都是自在的自然，这又是借实——“跳波”“相溅”来写虚——自在之心。

　　跳跃含蓄：王维其实也是“蒙太奇”手法运用的高手，此诗里即可见一斑，他由空中的细雨，到溪涧的湍流、觅食的白鹭，再到白鹭受惊——飞起——“复下”这几个空间位置的跳跃，真可谓一跃一景，尺幅万里，带给读者不尽的联想和再创造空间，实有“草蛇灰线，在千里之外”（脂砚斋语）之妙。

　　结句含蓄：王维的山水诗，在“绘画”之后，往往以意蕴深远的句子作结，从而使得全诗境界顿出。此诗即通过“白鹭惊复下”的一场虚惊来反衬栾家濑的安宁和静穆，说明这里没有任何潜在的威胁，可以过无忧无虑的宁静生活，暗中也道出了这正是诗人所追求的理想境界。

　　全诗没有华丽的字眼，因而诗中始终弥漫着一种淡雅之气。让人感觉作者在这与繁华无关的世界里，诗意地栖居着，淡淡地品味着人生，也正是诗人淡泊到了极致的情感自然流露，让人读来也觉得霎时心灵中呈现出虚静澄明之貌，仿佛滤去了烟火之气，进入闲散自如的状态，诚如胡应麟在《诗薮》中所言“读之身世两忘，万念皆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