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客

　　“潇湘门外水平铺，月寒征棹孤。”首二句写离别的环境。送别的时间是在寒夜，而即将启程的船只有孤零零的一个，越发使送别的场面增添了冷落的气氛。这两句不仅为全词营造了冷清凄惨的氛围，而且显示出一种离别的紧迫感，为下文写离别情事张本。

　　“红妆饮罢少踟蹰，有人偷向隅。”后两句笔触转向离别之人，“红妆”和“有人”实际上是一人，就是义妓。“有人偷向隅”取自于“有一人独索然向隅”之意。“踟蹰”二字，反映了她心中的依恋与不舍；偷偷向隅，又显示出她的矜持与体贴。

　　“挥玉箸，洒真珠，梨花春雨馀。”过片承接上片最后一句，具体形容这位女子哭泣的情态。连用三个形象比喻义妓的眼泪：如玉箸，如珍珠，如春雨，连连不断，展现了一位形象优雅、感情真挚的美丽女性形象，使读者深深体会到，词人与这样深爱他的人离别，是何等伤心与遗憾。

　　“人人尽道断肠初，那堪肠已无。”面对义妓挥泪如雨，词人心中的痛无法抑制。结句“那堪肠已无”，是秦观泣血之语，包含着词人无数的新愁旧恨，是长时期压抑的情绪的爆发，也是他辛酸经历的总结，一颗受尽世事折磨的麻木痛苦的心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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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片描绘侍妓或歌妓的小脚步态。“审美理想渗透于审美感受之中，主宰着一定民族、一定时代、一定阶级的审美趣味、风尚和趋向。。”苏轼写作该词所带的审美倾向也不例外。“涂香莫惜莲承步，长愁罗袜凌波去”，特写侍妓或歌妓轻飘的步姿。莲上“承步”，“罗袜凌波”，如洛水女神飘在水面上。中国古代爱恋民歌就是承袭这种小脚美的审美观来吟咏“莲承步”，“罗袜凌波”的。“只见舞回风，都无行处踪”，特写轻飘的舞姿。正因为脚小舞起来就显得轻盈多了。飞舞起来如“回风”一般，且不留下脚印。对于这种迅疾轻盈的舞姿，苏轼是带着赞美的态度来评判的。

　　下片描叙侍妓或歌妓的小脚的痛苦与慰藉。“偷穿宫样稳，并立双趺困”，描写侍妓或歌妓缠足所带来的痛苦。即是暗暗地想换穿宫廷贵夫人鞋，合适是合适，但不能并立站起来，走路更困难。宋代这种残忍的缠足审美观，使很多妇女痛苦一生，苏轼毫不回避地披露了这种痛苦与困难。“纤妙说应难，须从掌上看”，纤妙是指人们以习惯的审美观为准绳，脚是缠得越小越“纤妙”。“说应难”，意思是用语言难以表达。“须从掌上看”，反映了苏轼虽然反对妇女缠足，但是存在着时代的局限性与审美上的局限性。

　　该词是苏轼站在欣赏的角度和批判的立场上，通过写侍妓、歌妓，披露缠足给妇女带来痛苦，对北宋社会这一陋习表示不满。该词有些庸俗，近乎游戏文字，不完全是 “恶谑、恶趣”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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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首联就对，突破律诗常格，是学杜甫《登高》一类诗的痕迹。首句平平而起，感慨年华犹如逝水，笔势很坦荡。次句提出问题，指出朋友中这么多人，有谁能够建功立业图形凌烟阁呢？问得很自然，稍见有一丝不平之气透出，但不是剑拔弩张式的直露刻薄语。诗虽然用对偶，因为用的是流水对，语气直贯，既均齐又不呆板，这样作对是黄庭坚的拿手好戏。

　　“春风春雨”二句是名联，在对偶上又改用当句对，语句跳荡轻快。在诗意上，由上联半世交亲，几人得遂功名的感慨而联想到朋友间聚散无端，相会无期。在表现上只是具体说春天到来，满眼春雨春花，怅望江北江南，春水生波，浪花拍天。诗全用景语，无一字涉情，但自然令人感到兴象高妙，情深无边。黄庭坚诗很喜欢故作奇语，像这样清通秀丽、融情入景的语句不很多，看似自然，实际上费尽炉锤而复归于自然，代表了江西诗派熔词铸句的最高成就。

　　五、六句转入议论，以虚词领句，以作转折。诗说自己要解下官印，寻求人生的真谛，想来对方这样的金石交，一定会忘掉年龄的差异，共同研道。这两句得赠答诗正体，一方面表示自己对苏辙的人品仰慕，并恰到好处地进行颂扬，一方面又表明自己的心意志向。因为诗中加入了自己，便不显得空洞，不单是应酬，这样写就使被赠者觉得自然，也容易引起读者的共鸣。

　　末二句又转笔，说自己与苏辙都在怀念自己的兄长，但欲归不得，空自惆怅，时光飞度，日月催人，二人都是满头白发了。黄庭坚与哥哥元明、苏辙与哥哥苏轼，兄弟间感情都很好，诗所以作双收，把共同的感情铸合在一起。诗又通过《诗经》典，写兄弟之情，与题目所说自己是和哥哥原韵相结合。这样收，含蓄不露，又具有独特性，所以方东树称赞说：“收别有情事，亲切。”

　　黄庭坚喜欢步韵以显露才气，同一韵，他往往赓和四五次之多。他曾经自夸说：“见子瞻粲字韵诗和答，三入四返，不困而愈崛奇，辄次韵。”在黄庭坚诗集中，次韵诗占了很大比例，如《戏呈孔毅夫》诗，用的是书、珠等窄韵，叠和了多首，都自然而富有变化，很见工力。但也有不少诗片面追求新巧，卖弄才气，成为后世口实。这首《次元明韵寄子由》是他叠韵诗中的佳篇，全诗四句，都用同一韵，虽是和作，但丝毫不见局促，为人称道。

　　其次，黄庭坚这首诗中间两联，一写景，一议论，写景时流丽绵密，议论时疏朗有致，轻重虚实，对比分明，一直被人当作律诗的样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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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邦彦为北宋末期词学大家。由于他深通音律，创制慢词很多，无论写景抒情，都能刻画入微，形容尽致。章法变化多端，疏密相间，笔力奇横。王国维推尊为词中老杜，确非溢美之词。兹分析一下他的《满庭芳》一首词，即可见一斑：

　　周邦彦于公元1093年（哲宗元祐八年）任溧水（今江苏溧水县）令，时年三十七岁。无想山在溧水县南十八里，山上无想寺（一名禅寂院）中有韩熙载读书堂。韩曾有赠寺僧诗云：“无想景幽远，山屏四面开。凭师领鹤去，待我桂冠来。药为依时采，松宜绕舍栽。林泉自多兴，不是效刘雷。”由此可见无想山之幽僻。郑文焯以为无想山乃邦彦所名，非是。

　　上片写足江南初夏景色，极其细密；下片即景抒情，曲折回环，章法完全从柳词化出。“风老”三句，是说莺雏已经长成，梅子亦均结实。杜牧有“风蒲燕雏老”之句，杜甫有“红绽雨肥梅”之句，皆含风雨滋长万物之意。两句对仗工整，老字、肥字皆以形容词作动词用，极其生动。时值中午，阳光直射，树荫亭亭如幄，正如刘禹锡所云：“日午树荫正，独吟池上亭。”“圆”字绘出绿树葱茏的形象。此词正是作者在无想山写所闻所见的景物之美。

　　“地卑”两句承上而来，写溧水地低而近山的特殊环境，雨多树密，此时又正值黄梅季节，所谓“梅子黄时雨”，使得处处湿重而衣物潮润，炉香熏衣，需时较久，“费”字道出衣服之润湿，则地卑久雨的景象不言自明，湿越重，衣越润，费炉烟愈多，一“费”字既具体又概括，形象袅袅，精炼异常。

　　“人静”句据陈元龙注云：“杜甫诗‘人静乌鸢乐’。”今本杜集无此语。正因为空山人寂，所以才能领略乌鸢逍遥情态。“自”字极灵动传神，画出鸟儿之无拘无束，令人生羡，但也反映出自己的心情苦闷。周词《琐窗寒》云：“想东园桃李自春”，用“自”字同样有无穷韵味。“小桥”句仍写静境，水色澄清，水声溅溅，说明雨多，这又与上文“地卑”、“衣润”等相互关联。邦彦治溧水时有新绿池、姑射亭、待月轩、萧闲堂诸名胜。

　　“凭栏久”承上，意谓上述景物，均是凭栏眺望时所见。词意至此，进一步联系到自身。“黄芦苦竹”，用白居易《琵琶行》中“住近湓江地低湿，黄芦苦竹绕宅生”之句，点出自己的处境与被贬谪的白居易相类。“疑”字别本作“拟”，当以“疑”字为胜。

　　换头“年年”，为句中韵。《乐府指迷》云：“词中多有句中韵，人多不晓，不惟读之可听，而歌时最要叶韵应拍，不可以为闲字而不押，……又如《满庭芳》过处‘年年，如社燕’，‘年’字是韵，不可不察也。”三句自叹身世，曲折道来。作者在此以社燕自比，社燕每年春社时来，秋社时去，从漠北瀚海飘流来此，于人家屋椽之间暂时栖身，这里暗示出他宦情如逆旅的心情。

　　“且莫思”两句，劝人一齐放下，开怀行乐，词意从杜甫诗“莫思身外无穷事，且尽尊前有限杯”中化出。“憔悴”两句，又作一转，飘泊不定的江南倦客，虽然强抑悲怀，不思种种烦恼的身外事，但盛宴当前，丝竹纷陈，又令人难以为情而徒增伤感，这种深刻而沉痛的拙笔、重笔、大笔，正是周词的特色。

　　“歌筵畔”句再转作收。“容我醉时眠”，用陶潜语：“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南史·陶潜传》）李白亦有“我醉欲眠卿且去”之句，这里用其意而又有所不同，歌筵弦管，客之所乐，而醉眠忘忧，为己之所欲，两者尽可各择所好。“容我”两字，极其婉转，暗示作者愁思无已，惟有借醉眠以了之。

　　周邦彦自公元1087年（元祐二年）离开汴京，先后流宦于庐州、荆南、溧水等僻远之地，故多自伤身世之叹，这种思想在此词中也有所反映。但此词的特色是蕴藉含蓄，词人的内心活动亦多隐约不露。例如上片细写静景，说明作者对四周景物的感受细微，又似极其客观，纯属欣赏；但“凭栏久”三句，以贬居江州的白居易自比，则其内心之矛盾苦痛，亦可概见。不过其表现方式却是与《琵琶行》不同。陈廷焯说：“但说得虽哀怨，却不激烈，沉郁顿挫中别饶蕴藉。”（《白雨斋词话》）说明两者风格之不同。下片笔锋一转再转，曲折传出作者流宦他乡的苦况，他自比暂寄修椽的社燕，又想借酒忘愁而苦于不能，但终于只能以醉眠求得内心短暂的宁静。《蓼园词选》指出：“‘且莫思’至句末，写其心之难遣也，末句妙于语言。”这“妙于语言”亦指含蓄而言。

　　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清真词多用唐人诗语，隐括入律，浑然天成，长调尤善铺叙，富艳精工。”这话是对的。即如这首词就用了杜甫、白居易、刘禹锡、杜牧诸人的诗，而结合真景真情，炼字琢句，运化无痕，气脉不断，实为难能可贵的佳作。

　　这是一首揭露黑暗现实，对人民疾苦表示同情的诗。在腐朽的官僚统治下，好事亦会变成坏事。这里所写的“筑城”就是一例。筑城本是为了保卫人民，战争年代就更应如此。可是实际情况却是变保民为扰民、害民。

　　诗的前六句描绘筑城情景。诗人首先从听觉角度着笔，描绘出人声、杵声交杂的筑城景象。前两句使用顶针句式，上递下接，造成了一种连绵的气势。使人感到声声相连，不得停息。于是，后面“惊后土”三字才真实、自然、有着落。然后又从视觉角度着笔，描绘烧窑、斫木的情景，用了“遍村”、“望青”四字，村里所有的农田都用来烧窑，所有的树木都砍来做楼橹，一幅全民动员的情景历历如绘。以上四句还只是一些现象，五六两句，诗人的笔触又深入一层。“工役急”，一个“急”字，引出了下一句“白棒诃责如风雨”，把手持棍棒，口吐恶言的监工酷吏，刻画的凶相毕露。这样大张旗鼓的筑城，究竟是否出于安全的考虑？如果确是这样即使苛责太甚也情有可原了。然而诗人告诉人们：“汉家丞相方忧边，筑城功高除美官。”原来，这个筑城运动是赖以“除美官”的手段。仅仅两句诗，无一贬词，而官僚政治的腐败，地方官吏的假公济私，却十足的勾画出来了，真是入骨三分，足见诗人眼光的敏锐，这两句是全诗主题思想的点睛之笔，不仅在思想内容上使全诗生色，在结构上也起着上下勾连的作用。

　　诗的最后四句，意在描写筑城带来的后果妙在借题寄意，不着议论。诗人把他金刚怒目的强烈感情，完全融入四句对比鲜明的景物描写中去：昔日无城的广野，而今屯戍林立——这是写由“无”变“有”；然而只见高城鳞次栉比，却不见城中之人——这是写由“有”变“无”。筑城本是要保卫人民的，而今却无民可保了。人呢？那筑城的、烧窑的、斫木作楼橹的“万夫”哪里去了？远徙他乡了？布，筑城时不迁移，城筑好了哪有迁徙之理？原来是在“白棒诃责”之下，困顿而死了！那齾齾高城，正是筑城者的尸骨垒成；而筑城官员正可以借此邀功，加官进爵了，至于万民的死活，管他作甚！诗人的愤激之情，至此喷薄而出。

　　在诗中，诗人不发一句议论，全用事实说话，事实胜于雄辩，最有说服力。这首诗鞭笞的不仅仅是筑城的地方官员。那“忧边”的丞相，不管有无需要，不顾人民死活，只要筑城就给以奖掖提拔，虽无一贬词，却也昏庸可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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