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句（四首选一）

　　西南山水，惟川蜀最奇。然去中州万里，陆有剑阁栈道之险，水有瞿塘、滟滪之虞。跨马行，则篁竹间山高者，累旬日不见其巅际。临上而俯视，绝壑万仞，杳莫测其所穷，肝胆为之悼栗。水行，则江石悍利，波恶涡诡，舟一失势尺寸，辄糜碎土沉，下饱鱼鳖。其难至如此。故非仕有力者，不可以游；非材有文者，纵游无所得；非壮强者，多老死于其地。嗜奇之士恨焉。

　　天台陈君庭学，能为诗，由中书左司掾，屡从大将北征，有劳，擢四川都指挥司照磨，由水道至成都。成都，川蜀之要地，扬子云、司马相如、诸葛武侯之所居，英雄俊杰战攻驻守之迹，诗人文士游眺饮射赋咏歌呼之所，庭学无不历览。既览必发为诗，以纪其景物时世之变，于是其诗益工。越三年，以例自免归，会予于京师；其气愈充，其语愈壮，其志意愈高；盖得于山水之助者侈矣。

　　予甚自愧，方予少时，尝有志于出游天下，顾以学未成而不暇。及年壮方可出，而四方兵起，无所投足。逮今圣主兴而宇内定，极海之际，合为一家，而予齿益加耄矣。欲如庭学之游，尚可得乎？

　　然吾闻古之贤士，若颜回、原宪，皆坐守陋室，蓬蒿没户，而志意常充然，有若囊括于天地者。此其故何也？得无有出于山水之外者乎？庭学其试归而求焉？苟有所得，则以告予，予将不一愧而已也！

　　本文是一篇赠序。赠序的通常写法，多以对所赠人物进行劝勉为主。宋濂在这篇赠序中也有这方面的内容，但更多的是称道游览名山大川对写作上的裨益，并热情地希望陈庭学要重视提高个人的修养。全文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后辈的殷切希望，真情厚谊溢于言表。

　　宋濂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于元末，入明后，他已是将近六旬的老人了。当时他虽地位显赫，但性喜奖掖后进，从不以长者自居。他在晚年写过不少赠序，以本文和另一篇《送东阳马生序》最为著名。

　　文章的开头便紧密地结合了陈庭学的生活实际。由于他是从川蜀来到南京的，宋濂便肯定他“其气愈充，其语愈壮，其志意愈高”，说明山水确实有助于人的发展。在第三段中，作者不无遗憾地回顾了自己的一生，由于种种原因，没法像陈庭学那样游览川蜀，这一段还是紧扣前文的。令人称奇的是，在第四段中作者提出了一种新的见解，即“坐守陋室”也照样可以修身养性。这其实是对陈庭学提出了劝诫：不要把游览名山大川当作提高自己的唯一途径。

　　本文中关于川蜀的地理环境与人文环境的介绍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作者在介绍地理环境时着重描摹一个“险”字。当然，这里面不乏作者的想象成分，但更多的是从李白的著名诗篇《蜀道难》中衍化而来。写川蜀的险途，是为了诠释“非仕有力者，不可以游”。在介绍人文环境时，作者列举了与川蜀有关的扬雄司马相如、诸葛亮，则又是为了诠释“非材有文者，纵游无所得”。通篇前后呼应，浑然一体，堪称无懈可击。

　　开篇破题，并点明时间，写诗人登上岳阳楼时最先所见之景；三、四句写远景，写君山之小与君山树木的葱茏，都是望中所见；五、六句写诗人从遐想中醒来，只觉得山也悠悠，水也悠悠，闲适极了；结尾两句，人笔锋一转，目光不再局限于眼前的君山，而是扩展到了整个洞庭湖，并且直抒感情，以情结景。全诗以白描的手法，写君山的景色，化人我于一体，熔古今于一炉，通俗而又深沉，清新而又自然。

　　“洞庭无烟晚风定，春水平铺如练净”两句总写登楼望湖所见景象，这是诗人登上岳阳楼时所获得的第一眼印象。“无烟”二字含蕴丰富，既写出湖面的空明澄碧，又暗指虽是傍晚登楼，但因无雾，视线很好，为望君山做好了铺垫。

　　“君山一点望中青，湘女梳头对明镜”二句则具体写望君山。“一点”，既是视觉的直感，也起了衬托作用，突出了湖的广阔浩森，因而楼上望山，不过“一点”而已。“青”字则写出了山的生气，暗应上句的“春”字。

　　“镜里芙蓉夜不收，水光山色两悠悠。”二句紧扣上句写湖光山色相映，开阔渺远，悠悠无限。既写湖山之景，也写诗人登楼纵望之时，悠悠不尽之情。诗人从遐想中醒来，愁思渺邈，只觉得山也悠悠，水也悠悠，闲适极了。此二句之写景也为下两句直抒情怀打下基础。

　　最后，全诗用“直教流下春江去，消得巴陵万古愁”作结，诗人笔锋一转，目光不再局限于眼前的君山，而是扩展到了整个洞庭湖，由写景转入抒情。这两句含蕴丰富，给人以丰富的想象余地。君山、岳阳，是长江水流出洞庭的湖口，因而，“流下春江去”是写实，但作者却以水喻愁，巧妙化用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和李白“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的诗意，将自己的身世感慨，思乡之念融入诗中，使诗情由清淡而浓烈、深沉、激愤，表现出更丰富深广的主题。

　　此诗为登临观景之作，描写的主线随活动顺序渐次展开：由登楼望湖，由湖及山，转而山光水色综写，最后以抒情作结。线条清晰，层次分明。诗境空阔疏淡，语言清丽流畅，表现出明初诗风的一些特点。

参考资料：

　　出成都南门，左为万里桥。西折纤秀长曲，所见如连环、如玦、如带、如规、如钩，色如鉴、如琅玕、如绿沉瓜，窈然深碧，潆回城下者，皆浣花溪委也。然必至草堂，而后浣花有专名，则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

　　行三四里为青羊宫，溪时远时近。竹柏苍然，隔岸阴森者尽溪，平望如荠。水木清华，神肤洞达。自宫以西，流汇而桥者三，相距各不半里。舁夫云通灌县，或所云“江从灌口来”是也。

　　人家住溪左，则溪蔽不时见，稍断则复见溪。如是者数处，缚柴编竹，颇有次第。桥尽，一亭树道左，署曰“缘江路”。过此则武侯祠。祠前跨溪为板桥一，覆以水槛，乃睹“浣花溪”题榜。过桥，一小洲横斜插水间如梭，溪周之，非桥不通，置亭其上，题曰“百花潭水”。由此亭还度桥，过梵安寺，始为杜工部祠。像颇清古，不必求肖，想当尔尔。石刻像一，附以本传，何仁仲别驾署华阳时所为也。碑皆不堪读。

　　钟子曰：杜老二居，浣花清远，东屯险奥，各不相袭。严公不死，浣溪可老，患难之于朋友大矣哉！然天遣此翁增夔门一段奇耳。穷愁奔走，犹能择胜，胸中暇整，可以应世，如孔子微服主司城贞子时也。

　　时万历辛亥十月十七日，出城欲雨，顷之霁。使客游者，多由监司郡邑招饮，冠盖稠浊，磬折喧溢，迫暮趣归。是日清晨，偶然独往。楚人钟惺记。

　　《浣花溪记》一文记述了作者游览浣花溪和杜甫草堂的经历。文章以浣花溪为线索，主要写溪，兼及他物。作者是以自己的游踪所至展开描写的，由于其沿溪而下最后走到杜工部祠，所以文章随着溪流的宛转逶迤一步步将读者引入胜境。全文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自开篇起到“则以少陵浣花居在焉耳”止，写浣花溪的地理位置、溪流走向、景色概貌及享有盛名的缘由；第二部分，从“行三四里”至“如孔子微服主司城贞子时也”，记叙游览浣花溪的所见、所闻、所感；第三部分，从“时万历辛亥十月十七日”至篇末，交代游览的时间、天气和作者与世人不同的游览境况。作者在写景中，蕴含着对杜甫处于穷愁奔走之际仍能择胜而居的崇敬，寄托了自己卑视庸俗礼教，追求清闲自适的情怀。

　　文章第一段，是作者对浣花溪的总体印象。作者从浣花溪的方位落笔，接着以“西折纤秀长曲”总写溪水的流向和形状。进而用“如连环、如玦、如带、如规、如钩”五个比喻，极写纵目所见溪流的曲折多变，生动地描绘溪流的形状。而后又以“鉴”“琅玕”“绿沉瓜”喻溪水，展现了它清澈透明、莹然如镜而又澄碧柔美的特点。作者穷形尽相地描写溪水的形状和颜色，引起读者多方面的联想。接着作者把笔锋转到视点近处，对“长曲”下游给予概括描写：“窈然深碧，潆回城下者，皆浣花溪委也”，至此才点出浣花溪的名字。这句话收束并紧承前文的比喻，分别从颜色和形状两方面着笔，最后双承一收，句法错综而行文严密，描绘出一幅完整而丰富的图景。接着，用“然”承上文“皆浣花溪委也”作一转折，作者特地强调浣花溪与杜甫草堂的关系。这一精当的议论，褒扬了杜甫的名望，为后文的进一步议论作铺垫。

　　第二段，作者把笔墨落到浣花溪附近的青羊宫，写随溪前行所见之景。“溪时远时近”，从空间感觉上写溪水的曲折迂回；“竹柏苍然，隔岸阴森者尽溪”，描写岸上竹柏成荫，苍然一片，隔岸而望，黑郁郁的几乎沿溪尽是；“平望如荠”，形容树木在远望中犹如小草一般，与唐代诗人孟浩然的“天边树若芥”意蕴相近。“水木清华，神肤洞达”，总写两句，表现浣花溪山光水色的清幽秀丽，增添了文章情趣。杜甫在穷愁奔走中犹能择此胜地而居，这样旷达的襟怀令人钦佩不已。这一段描写青羊宫附近的浣花溪景色，视野空阔。

　　第三段介绍浣花溪的源流，但仅从轿夫口中侧面点出，一笔带过，作为传闻之辞。而重点写溪旁人家，错落有致，景色如画。凡有人家住处，溪流就被遮挡；一到没有人家的空阔出，溪流又呈现在视野之中，“如是者数处”，写出人家错落和溪流掩映的情状，于溪水的隐现中抒发了愉悦之情，颇有风致。“缚柴编竹，颇有次第”两句以工整的句式描写临溪人家的风貌，展现出其乡野淳朴之趣，成为沿溪景致的点缀。随后，作者一一交代沿溪的“缘江路”亭、武侯祠、“浣花溪”题榜等古迹。抵达此行的目的地杜甫祠堂后，作者不再着力写水，转而描写这座建于宋代的杜工部祠。作者未对其作浓墨重彩的描摹，写祠中的画像，仅以“清古”二字传其风神，以求与溪之清逸相协调。这一段介绍浣花溪、杜甫祠，意在为写杜甫及由此引发的感慨蓄势。

　　第四段中，作者直抒胸臆，叙说杜甫“穷愁奔走”之事，以此反映杜甫在穷困之时依然忧国忧民的伟大精神，突出杜甫幽恬渊静的人格与从容的风度。行文至此，作者对杜甫的敬仰、爱慕跃然纸上，凸显了文章主题。

　　最后一段，交代出游的时间和经过。作者厌恶世俗的应酬，清早独自探访杜甫草堂，正是其高洁自持情怀的体现。文末用自己“偶然独往”同“使客游者”的附庸风雅、冠盖喧哗相比照，表达了作者对附庸风雅的达官显贵的嘲讽和鄙视，从另一个侧面也表现出作者对杜甫的敬仰和对浣花胜地的热爱。并衬之以“是日清晨，偶然独往”，烘托出作者的孤独之感。

　　这篇文章结构紧凑，线索清晰，作者以浣花溪为主线把所观所感贯穿其中。最后两段，以“钟子曰”发感想，实仿古辞赋篇末乱辞之例；记出游时日及缘起并具名，实仿唐宋古文家游记体例。这两段体现出作者对人生境界的思考。文中写景，善用比喻、白描，其语言显示了竟陵派散文的独特风格。

参考资料：

　　此诗歌颂石亨的这一段战迹，诗人的用心在于借怀念石亨以呼唤现实生活中抗敌卫国的英雄。全诗分三部分。

　　开篇四句是全诗的一个引子，诗人自述，当他来到清风店南时，当地父老向他讲述了在上一个己巳年发生在店北的那一场战事。“店北犹存古战场，遗锻尚带勤王字”二句，不仅在空间上展开，指明古战场的方位，以及上次战争的遗迹，而且在时间上打通了历史与现实。诗作从第五句起也就顺势折入对己巳年间战争的回忆。

　　自“忆昔蒙尘实惨怛”至“岂说唐朝郭子仪”共三十句，是全诗的主干部分。这部分用笔的特点在于，不作泛泛的叙述，而是采用绘形绘色的再现，“忆惜”句点出八月间英宗被俘一事，“蒙尘”谓天子被俘。“反覆”句写再次进攻。时间已到十月。“反覆”是一再的意思，十月间的进攻已非首次，所以这样说。“势如风雨至，脱胎于高适《燕歌行》的“胡骑凭陵杂风雨”，铁骑来袭，犹如风雨骤至，极言其迅猛。继而写敌兵一路过关夺隘，直通京师城下：“紫荆关头昼吹角，杀气军声满幽朔。胡儿饮马彰义门，烽火夜照燕山云。”“关头昼吹角”表明此关已落入敌手，幽州和朔方因之笼罩在浓重的战争气氛之中。彰义门前胡儿饮马。烽火烛天，意味着京城已危在旦夕。在写足敌方以后，转写石亨一面。“石家官军若雷电，天清野旷来酣战”以“若雷电”形象地写出石亨的军队奔进之速与气势之壮，由此不难想见士气之高昂。“天清野旷”四字，本于杜甫《悲陈陶》“野旷天清无战声”句。“天清”言天时，“野旷”说地利。这两句从主客观两方面表明决战的天时、地利与人和的条件都已具备，似乎只待短兵相接了。出乎意料的是，用笔上忽然荡开，插入对战区百姓情况的描写。据历史记载，在清风店保卫战中，百姓们同仇敌忾，投石助战。诗中写“野人屋上看旌旄”可见对战事的关心；“吾民岂保清风店”，更有毁家纤难的慷慨气概。但描写的侧重点则在于战事带给百姓的恐惧与灾难，“牵爷负子无处逃，哭声展天风怒号”便是这方面的典型诗句。写百姓的若难，从另一角度加强了对战争氛围的渲染，更为进一步写石亨作好铺垫，见出石亨抗击入侵之敌既是保卫明王朝的需要，也是救民于水火的义举。对石亨的直接描写，着墨不多，但很有层次感而且写得相当精彩。“挺戈出”，是石亨刚一露面时的英姿；“杀敌不异草与蒿”，写他“有我无敌”，猛勇冲杀；“追北归来血洗刀”，写他杀伤甚多，胜利返回。“白日不动苍天高”，一句相当深入而细致地表现了石亨等人在血战之后突然抬头时的特定感受，也是拟人化了的“白日”“苍天”在见到人间的厮杀场面时感到吃惊以至变得出神的表现。杨慎在《空同诗选》中于此七字旁加圈，见出他对这一神来之笔的句子是颇为欣赏的。“单于痛哭倒马关，羯奴半死飞狐道”，从敌人一面说石亨的战功；“处处欢声嗓鼓旗，家家牛酒犒王师”，从百姓一面写克敌制胜引起的广泛而又热烈的反响。主干部分开始时写敌人，表现的是敌入的嚣张；写百姓，侧重于写出战争环境中百姓的痛苦。至这一部分行将结束、再次写到敌人与百姓时，敌人已是溃败之师，百姓已沉爱子欢乐的气氛之中，从而与中间正面有写石亨的主要笔墨互相呼应，在相当广阔的背景上展示并歌颂了石亨的战功。“休夸汉室嫖姚将，岂说唐朝郭子仪”在前面叙述描写基础上的议沦、抒情。西汉时霍去病六击匈奴，战功卓著；唐朝郭子仪，大破安禄山，有再造唐室之功，引霍、郭作比，且以“休夸”、“岂说”加以比较评价，意谓石亨决不霍之下，可见诗人对己巳年间进行保卫战的石亨评价之高。

　　从“沉吟此事六十春”至诗末共十四句，是全诗的结尾部分。全诗的语气由开篇的第一人称，至中腹改用第三人称，至此重又改为第一人称。写法上，由倒叙历史重又拉回到现实。诗人途经古战场，时间已是六十年后的另一个已巳年，其时正当日暮，“黄云落日”下，“古骨”暴露于野，砂飞石走，景象惨淡。诗人下马折柳，席地而坐，向东北方向的居庸关的所在地遥望，在想像中出现了景泰元年（1450）八月千官迎驾的热烈场面。瓦剌统领也先在己巳年战败后，挟英宗诱和不成，不得已于下一年将英宗送还北京。诗中称英宗为“中兴主”，虽不免夸大，但从歌顷石亨战功的角度写到英宗的回归，还是符合历史的真实的。“枭雄”二句，由前之写英宗，仍复转回到石亨身上。以杨石并提，重点在石亨，杨弘为连类而及。此二句意在以汉明帝时的中兴功臣作比，突出石亨力挽狂澜的砥柱作用。诗的结尾落到“安得弄生此辈西备胡”，诗人抚今忆昔，回顾历史，日的正是为了呼唤现实中的英雄。

　　诗的构想宏大，结构紧凑，熔深沉与悲壮为一炉。感情真挚，抒写真切，六十年前的事件写得栩栩如生，如在眼前，沉雄蹈厉，振奋人心。诗的意境深沉，情绪激昂，一时如雷如电，一时如火如风，一时如泣如诉，感人甚深。特别是策马古战场，折柳坐望居庸关一节，感怀沉思，哨然长叹，神情声貌跃然纸上，充分显示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深忧患。

参考资料：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 。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上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

　　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豫让在春秋末年曾做过晋贵族范氏、中行氏的家臣，因不被重用而投奔智伯。智伯非常尊重他。在赵、魏、韩三家贵族合谋灭了智氏之后，他改名换姓，潜入赵襄子宫中企图行刺，未遂而被捕获。释放后，他又用漆身吞炭的办法改变了容貌和声音，再一次行刺，结果又一次被俘。于是，他要求赵襄子将衣服脱给他，他朝着衣服“三跃而击之”，然后伏剑自杀。

　　历来人们都称赞豫让是忠义之士。文章作者认为豫让的行为是不值得称道的。真正的忠义应该表现在诱导君主“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必要时以死进谏，促使君主悔悟。作者所提倡的做法，显然比豫让的行为高明得多，但立论的目的无非是更有效的效忠于君主。文末，对那些朝秦暮楚的政客提出的批评，也是由此而来。

　　战国时的豫让因为舍身为主报仇而被视为忠义之士，历来为人所颂扬。作者做翻案文章，认为身为智伯所倚重的臣子的豫让，应该尽到自己劝谏的职责，帮助智伯弭祸于未然。而充当刺客，在智伯因祸亡身后去为他报仇，并不值得称道，即所谓的小忠小义。

　　史论是比较难写的，它不但要有新意，而且要评论公允，以理服人，而不能失之偏颇。本文确实做到了上述的要求。豫让之死，曾被史书渲染为壮举，“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见《史记·刺客列传》），司马迁称赞他为“名垂后世”的义士。然而方孝孺却一反旧说，认为他“何足道哉”，这必然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站得住脚。全文的论证中心在于对知己的家主应该采取“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的积极的态度，而不应“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我们认为，他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从智伯的失败来看，可以说智伯是一个好大喜功而又缺乏策略的莽夫，他不能审时度势，而只知一意孤行，终于导致败亡，可称咎由自取。豫让在关键时刻既不能对他进行开导，而在智伯死后又轻率地以身相殉，实属不够明智之举。作者在这里只是就豫让之死这一历史事件进行评说，而不是全盘否定这个人物。所以在最后一段中，又把豫让和那些厚颜无耻之徒进行了比较，说明他们之间有着根本的不同，这样就使得作者的持论公允、客观了。

　　本文在结构上采取了层层深入的写法。开头先泛论“士君子立身事主”的要求，并不直接提到豫让。第二段中把豫让的言行进行了简短的概括，并提出了作者的初步评价。第三段才是全文的重点，他不但论证了豫让之死为不足取，而又为其设计了一整套的对智伯进行规劝的方案，可称周到之至。结尾时又做了一点补充，这就使得全文浑然一体，令人心服口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