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心动·柳

　　“十里”两句，状柳枝。“十里”，极言柳树之多。言在和煦的东风吹拂下，无数柳枝临风袅袅飘飞，这多么像那些舞女翩翩而舞时婀娜多姿的瘦腰身啊。“翠馆”三句，赞春天。言在春天里，楼馆增色，巷陌闹盈，艳阳之下到处莺歌燕舞，喜气洋洋。句中“翠”、“朱”、“紫”、“青”色彩缤纷，“燕莺闹盈”，满目动态，所有这些都是为了突出繁华春日的多彩景色。“乍看”两句，述柳色。此言纤细的柳枝上长着金黄色的茸茸嫩芽，在春阳掩映下迎风摇曳，冷眼一见，能会联想起鹅黄似的酒色。“嫩阴里”三句，描述柳树下的花草。言柳枝刚刚发芽，柳荫浅淡，树底下的花草经过烟霞、露水的滋润，显得愈加娇翠鲜红。

　　“此际”两句，由“柳”字引申出“留”不住的游子。言游子从这儿出发，羁游在外已经很久了。留在这里的伊人，只能不时来到这离别时的邮亭边，手抚柳树上折柳送别的断枝处，昂首盼望那游子早日归来。“海角”三句，述伊人苦候游子不至的哀痛。当寒食清明时节，柳絮漫天飘扬，伊人仍来柳树下苦候远隔天涯海角的游子归来，但却始终杳无音讯。因此悲伤得泪点和着柳絮沾满了衣袖。“去年”四句，承上，状思念游子的伊人。此言她去年就在这邮亭边折柳赠别游子，并且嘱咐他早日归来。可恨今年她仍旧站在这儿抚摸断枝盼望着，但他却仍未归来。这种“生别离、思断肠”的愁绪，占去了她全部的空馀时间，甚至连妇女们日常应做的梳洗、画眉的打扮工作，也顾不上去做了。

　　上片以“担子挑春虽小“起笔，花担虽小.怕挑起的却是整个春天。接下来笔锋一转.不写春天.而把目光投向担子里的花儿，那白白红红的花就是春天的象征。第二句“卖过巷东家，巷西家”以不免重复的方式写出了卖花人走街串巷的情形，通过文字，我们仿佛听到了卖花人那熟悉而又悠长的叫卖声在曲折而深幽的老巷里回荡。

　　下片紧接着写这叫卖声穿帘入户’被帘里的丫环听到，问道小姐"买梅花？买桃花？”

　　在春雨过后的早提，俏丽的小丫环倚在窗边等待着这卖花的一声声吆喝。此刻地正迫不及待的回报着主人:卖花的已在门外了。她们等的岂只是那些花，俨然是春天的到来。最后以"买梅花？买桃花？"这样一个菏单的问句收尾.既让我们再次回咏起担花郎担子中的白白红红的花，又让我们不禁去猜想，主人家到底是想要悔花还是桃花呢？没等揭晓答案.整首词就戛然而止了，留下一丝回味。

　　整首词作并不长，却为我们描绘 了一个鲜活的情景剧：在一个春雨后的早晨，卖花郎挑着红红白白的一担花，就象挑起了按个春天一样.走街串巷。他悠长的叫卖声在深幽的空巷中起伏。然后镜头一转，一个俏丽活泼的丫环出现了，她迫不及待的问主人要梅花还是要桃花？还没等主人回答.幕布便拉上了。这其中有人物、有声音、有色彩、有对话，让人过目难忘。此外，全词最大的特色在于以平实的生活语言为我们描绘了生活中最常见、最生动、最真实的一幕，因而显得明具一格。

　　此词是作者在饱经人生忧患之后对历史、社会的沉思和对人生的抉择。历史、社会是虚幻变化的：古人的坟墓变成了今人的耕田，昔日的江河流水如今变成了村落住上了人家：社会动乱又太平，太平了又动乱：整个人生又是那么劳碌奔忙，疲惫不堪，就像长安道上人无水马无草的倦客。在这虚幻变化的社会历史中，摆在作者面渐的只有荫条路：一是遁入深山做隐士，一是沉入醉乡做酒徒，因为仕进之路早巳堵塞。而追思往古，历史上的所谓高人隐士多属虚伪，君不见秦末汉初的商山四皓，一度以隐居深山不仕新朝而名扬四海，可不久就撕下伪装住进了侯门。看来唯一的人生选择只有像刘伶那样沉入醉乡；旋浪形髌，且尽生前一杯酒，也不管死后有无名。不过，作者表面上看破红尘，实质上他难以看破，也难以真正忘名，不然他就不会这么激愤了。

　　自然界的变化，一般比人事变化迟缓。如果自然界都发生了变化，那人事变化之大就可想而知了。沧海桑田的典故，就是说的这种情况。这首词一上来的六句，也是就自然与人事两方面合写这个意思。词句用顾况《悲歌》“边城路，今人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时流水今人家”，而略加增改。前三句写陆上之变化，墓已成田（用《古诗》“古墓犁为田”之意），有人耕；后三句写水中之变化，水已成陆，有人住。下面“黄埃”二句也从顾况《长安道》“长安道，人无衣，马无草”来，接得十分陡峭。看了墓成田，水成陆。他们依旧为了自己的打算，不顾一切地奔忙着。函谷关是进入长安的必由之路。关开关掩，改朝换代，然而长安道上还是充满了人渴马饥的执迷不悟之徒。歇拍用一问句收束，讥讽之意自见。

　　“六国扰”，概括了七雄争霸到秦帝国的统一，“三秦扫”，概括了秦末动乱到汉帝国的统一。“初谓”四句，是指在秦、汉帝国通过长期战争而完成统一事业的过程中，几乎所有人都被卷进去了。词人说，他最初还以为商山中还留下了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这四老。谁知道经过统治者写信派车敦请以后，就也撕下了隐士的服饰，一个跟着一个地穿起官服，在帝王门下行走起来了。（商山四皓最初不肯臣事汉高祖，后被张良用计请之出山，保护太子，见《史记·留侯世家》。南齐周彦伦隐居钟山，后应诏出来做官，孔稚圭作《北山移文》来讥讽他，中有“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尘容而走俗状”之语。又汉邹阳《上吴王书》中句：“何王之门不可曳长裾乎？”）这四句专写名利场中的隐士，表面上很恬淡，实则非常热中。隐居，只是他们的一种姿态、一种向统治者讨价还价的手段，一到条件讲好，就把原来自我标榜的高洁全部丢了。上面的“初”字、“遗”字和下面的“裂”字、“焚”字、“接”字、“曳”字，不但生动准确，而且相映成趣，既达到嘲讽的目的，也显示了作者的幽默感。不加评论，而这般欺世盗名的人物的丑态自然如在眼前。

　　“高流”以下，正面结出本意。《醉乡记》，隋、唐之际的王绩作，《酒德颂》，晋刘伶作，都是古来赞美饮酒的著名文章。在《记》中，王绩曾假设“阮嗣宗、陶渊明等十数人并游于醉乡，没身不反，死葬其壤，中国以为酒仙。”在《颂》中，刘伶曾假设有贵介公子和搢绅处士各一人，起先反对饮酒，后来反而被专门痛饮的那位大人先生所感化。高流，指阮、陶、刘、王一辈人，当然也包括自己在内。末三句是说，酒徒既外生死、忘名利，那么公子、处士这二豪最初不赞成刘伶那位先生，没有人会去计较这些。肯定阮、刘等，也就是否定“长安道”上的“倦客”、“裂荷焚芰”的隐士。（“生忘形”，用杜甫《醉时歌》：“忘形到尔汝，痛饮真吾师。”“死忘名”，用《世说新语·任诞篇》载晋张翰语：“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均与“高流端得酒中趣”切合。）方伯海《〈文选〉集成》评《酒德颂》云：“古人遭逢不幸，多托与酒，谓非此无以隐其干济之略，释其悲愤之怀。”此词以饮酒与争权势、夺名利对立，也是此意。

　　此词针对这种普遍存在的历史现象而发出的不平之鸣。作品中所表现的对于那样一些统治者及其帮忙、帮闲们的鄙视，是有其进步意义的。但由于阶级性和世界观的限制，他又只知道向“醉乡”中逃避，即采取不合作的态度，这种消极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感情又显示了这种进步意义的局限性很大。

　　以愤慨、嘲讽的口吻来描写历史上那些一生忙着追求权势和名利的人，占了此词的大部分篇幅。但起笔却从人事无常写起，这样，就好比釜底抽薪，把那些热衷于富贵功名的人都看得冷淡了，从而为下文揭露这些人的丑态埋下伏线，同时也为作者自己最后表示的消极逃避思想埋下伏线。

　　张耒《〈东山词〉序》曾指出贺词风格多样化的特点：“夫其盛丽如游金、张之堂，而妖冶如揽嫱、施之袂，幽洁如屈、宋，悲壮如苏、李，览者自知之。”此词和前几首截然不同，也可证明此点。从这些地方可以看出，苏轼的作品在词坛出现以后，其影响是相当广泛的。

参考资料：

　　这首诗是诗人被俘后路过建康（今南京）所作。前六句主要写了建康的历史地位、变化以及人民的不幸。最后两句对月抒怀，表达祖国河山为外敌所占的无奈和沉痛。

　　“金陵古会府，南渡旧陪京。”点明建康地位的诗句，很有王勃《滕王阁序》的开头：“豫章故郡，洪都新府”的意味。不过这两句并非在泛泛地介绍建康的历史，而是把它放在“会府”、“陪京”的位置上，使之越发显示出同国家兴亡的关系来，并进而说明作者所以一入建康便感慨系之的原因。同时，句中的一个“旧”字，还仿佛表示：陪京之事，已为陈迹，只可追抚，不得而再了。

　　“山势犹盘礴，江流已变更。”继言建康的变化。山势既然盘礴，江流也当依旧，这才是生活的真实，因为改朝换代并不能使山河改观。然而，国家变了，人事变了，作者的感情也变了，所以在诗人看来山势依旧，而江流已非，这种用艺术的真实“破坏”生活的真实而成的句子，古人叫做“无理语”。“无理语”有极强的表现力，清人贺裳称之为“无理而妙”（《皱水轩词签》），并说：“理实未尝碍诗之妙······但是千理多一曲折耳”（吴乔《围炉诗话》引）。之所似能够“多一曲折”，是由于感情的作用；反过来又因为有了这一曲折，感情被表达得更集中、更突出了。

　　“健儿徒幽土，新鬼哭台城。”则是说这里最大的变化是这里的人。元人入主中原后，宋朝的忠臣良将非迁即死。“健儿”、“新鬼”包括了忠于宋室的一切人；“徒幽土”、“哭台城”则是他们最可能有的归宿。本应居于城中的人偏徒幽土，含冤的鬼魂竟哭于往日繁华的台城，这里叙写的是建康的现实，也泣诉了作者的情怀。从写法上看，中间四句采用两两相对的形式：三、五句真事直写，朴素、有力；四、六句虚事实描，强烈、感人。

　　“一片清溪月，偏于客有情。”写对月伤怀。大约是山河供愁、人事催泪，所以当不堪回首的时候，作者只能掉头去看“清溪月”。也只有这月“偏于客有情”。有何情，作者不说，但从亡国以后的陪京“月”，同被俘以后解送北上的“客”的联系中不难得出答案。这里，诗篇以欲言又止的姿态刹尾，是有意留给以广阔的想象天地。无言的结果，可能敌得过万语千言。

参考资料：

　　本诗以白描手法，站在一位农民的角度，反映他如何日夜劳动，向往过太平日子，但又受到官府滥征暴敛，以致无以维生的血泪遭遇。本诗一共可以分为三个部分。

　　前六句为第一部分，写出农民辛勤劳作、心盼安慰的生活要求。农民只能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地制宜地耕种庄稼。犁牛颈背被日夜轭住，以致磨烂成疮，露出骨头。马、牛等家畜是农民的重要生产资料，农家视为至宝而百般爱护，何以伤害至此，联系“妻子鸿毛轻”句可知，父子、夫妇尚且不能相保，更何况是牲畜于此可见生存之艰难。前四句从空间（“有山皆种麦，有水皆种秔”）、时间（“叱叱犹夜耕”）两个角度说明靠耕地为生的农民的生存之艰难。“竭力事本业，所愿乐太平”，这两句说出农民的心愿。这里的“太平”，显然不是古代“三世”中的“太平盛世”，当取其平安、安稳之意。古代社会里，口腹之需有时尚难以满足，更何敢奢望太平盛世。

　　中间六句为第二部分，写出农民在县衙遭受严刑拷打，求生不能，求死不得，“爱民如子”的道德伦理荡然无存。作者陆游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他对农民的艰辛不可能有深入的体会与认识，但是如果能睁开眼睛看现实，看着农民被捆绑着投进官衙、听着他们夜半三更传来的哀求哭嚎声，也就能冲破阶级局限，发出内心的声音。

　　最后四句为第三部分，写出农民心中的巨大悲愤与对现实的无奈。

　　作该诗时，作者陆游已经是退休在家、颐养天年的七十一岁老人，儒家“为生民立命”的民间情怀和诗人“不平则鸣”的使命感，使其突破阶级局限，记录了“农家之口义”，也是对现实政治无奈的“一声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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