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潭唱和诗序

　　从事有示愈以《荆谭酬唱诗》者，愈既谭以卒业，因仰而言曰：“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好之，则不暇以为。

　　今仆射裴公，开镇蛮荆，统郡惟九；常侍杨公，领湖之南，壤地二千里。德刑之政并勤，爵禄之报两崇。乃能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往复循环，有唱斯和，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铿锵发金石，幽眇感鬼神，信所谓材全而能钜者也。两府之从事与部属之吏属而和之，苟在编者，咸可观也。宜乎施之乐章，纪诸册书。”从事曰：“子之言是也。”告于公，书以为《荆谭酬唱诗序》。

　　作者在序文中对于上司官高禄厚、有志文学说了一番称颂之辞，但是主要在于阐述“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的文学理论。揭示了封建时代达官显贵，骄奢淫逸，志得意满，不可能唱出时代的强音；相反有些仕途坎坷、备谭压抑的贫士却往往能写出真实感人的诗歌。文章篇幅短小，语言简练直快，立论雄健挺拔，颂扬而有分寸，爽直而有余味。

　　文章劈头一句“从事有示愈以《荆潭酬唱诗》者”，显然是想讲清楚这篇文章是应人所请，并非主动邀宠。但行文中却有意隐去了“从事” 的主人，隐去了拿诗给作者看的目的，似乎从事是漫不经心毫无目的地拿来给我看看罢了，并非裴公有意求序，这就不露痕迹地抬高了裴公的地位，维护了他的自尊心、谦恭的态度无疑会使求序者高兴，从而在心理上产生后面的感慨肯定是对自己赞扬的直感，而不去深究底层的蕴含。

　　作者的感慨无疑是全文的主体，是作者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段双关语性质的议论。从字面上看，作者真像是在运用常见的反衬手法，用写作的平常规律来反衬裴、杨二公的特殊性，从而得出“材全而能钜”的结论，在行文上又能做到起承转合，环环相扣。对方听了自然心满意足，深信不疑，不仅点头称是，裴公也欣然首肯，连忙命人“书以为《荆潭唱和诗序》”。这里通过强烈的对比，强调的是深切的感谭，真实的内容。那些和平之音、欢愉之词，由于缺乏真情实感，哪怕在文辞上力求工巧，也是平谈无味，难以打动人心的；反之，那些愁思之声、穷苦之言。由于是发自肺腑的心声，即使在文辞上不刻意求工，也自然带有一种撼人心魄的神奇力量。这不单单是作者观察文艺现象的基本出发点，也给读者树立了品评诗文优劣的标准。作者把这个观点首先亮出来，作为立论的根据，接着又得出“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的结论。

　　照对上述观点，再看作者对裴、杨二人的介绍，表面上虽然是一派赞扬之词，说得很热闹，但突出的只是他们的位高权重，只是他们的“搜奇抉怪，雕镂文字”，而对诗歌的内容却较少提及。 “统郡惟九”的荆南节度使，领“壤地二千里”的湖南观察使，明显是属于“气满志得”的“王公贵人”；他们虽然“存志乎《诗》、《书》，寓辞乎咏歌”， “搜奇抉怪，雕镂文字，与韦布里闾憔悴专一之士较其毫厘分寸”，但通过两者对照，读者不难做出客观而中肯的评价：作者在慑于权势、碍于情面的情况下违心地说了些恭维之词，通情达理的读者是会理解的，作者给后人提供了品评诗文的武器：他所序的《荆谭唱和诗》并没有因那些恭维之词而流传千古，而他这篇序文却因为深刻揭示了文学创作的一条重要规律而永放光彩。

　　作者应友人要求为诗集《荆潭唱和诗》写序文，并借着这篇应酬式的序文，趁机阐明他的文学主张，间接而含蓄地评价了这部诗集。这篇序言提出了一个重要观点——“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作者这几句话，其实是其“不平则鸣”之文论、“以文为诗”之技法的延伸，同时也道出了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文学现象。

　　翻开一部中国度学史，虽不乏歌功颂德、粉饰太平之作，但感人至深的还是那些感时伤世、抒发优国忧民愁思的作品。描写愉悦之情的像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一样的作品，实属少见，而脍炙人口、比比皆是的则是抒写穷苦与愁恨的作品。这大概与中国古代社会乱离，民生多艰，知识分子大都具有忧患意识有关。

参考资料：

1、 罗斌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鉴赏 第一卷：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01：第120-121页

纤云四卷天无河，清风吹空月舒波。
沙平水息声影绝，一杯相属君当歌。
君歌声酸辞且苦，不能听终泪如雨。
洞庭连天九疑高，蛟龙出没猩鼯号。
十生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
下床畏蛇食畏药，海气湿蛰熏腥臊。
昨者州前捶大鼓，嗣皇继圣登夔皋。
赦书一日行万里，罪从大辟皆除死。
迁者追回流者还，涤瑕荡垢清朝班。
州家申名使家抑，坎轲只得移荆蛮。
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捶楚尘埃间。
同时辈流多上道，天路幽险难追攀。
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
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
有酒不饮奈明何。

　　这首诗以近散文化的笔法，古朴的语言，直陈其事，主客互相吟诵诗句，一唱一和，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衷情互诉，洒脱疏放，别具一格。

　　诗里写了张署的“君歌”和作者的“我歌”。题为“赠张功曹”，却没有以“我歌”作为描写的重点，而是反客为主，把“君歌”作为主要内容，借张署之口，浇诗人胸中之块垒。

　　诗的前四句描写八月十五日夜主客对饮的环境，如文的小序：碧空无云，清风明月，万籁俱寂。在这样的境界中，两个遭遇相同的朋友不禁举杯痛饮，慷慨悲歌。韩愈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在三十二岁的时候，曾表示过“报国心皎洁，念时涕汍澜”。他不仅有忧时报国之心，而且有改革政治的才干。公元803年（贞元十九年）天旱民饥，当时任监察御史的韩愈和张署，直言劝谏唐德宗减免关中徭赋，触怒权贵，两人同时被贬往南方，韩愈任阳山（今属广东）令，张署任临武（今属湖南）令。直至唐宪宗大赦天下时，他们仍不能回到中央任职。韩愈改官江陵府（今湖北江陵）法曹参军，张署改官江陵府功曹参军。得到改官的消息，韩愈心情很复杂，于是借中秋之夜，对饮赋诗抒怀，并赠给同病相怜的张署。

　　诗的开头在描写月夜环境之后，用“一杯相属君当歌”一转，引出了张署的悲歌，是全诗的主要部分。诗人先写自己对张署“歌”的感受：说它声音酸楚，言辞悲苦，因而“不能听终泪如雨”，和盘托出二人心境相同，感动极深。

　　张署的歌，首先叙述了被贬南迁时经受的苦难，山高水阔，路途漫长，蛟龙出没，野兽悲号，地域荒僻，风波险恶。好不容易“十生九死到官所”，而到达贬所更是“幽居默默如藏逃”。接着又写南方偏远之地多毒蛇，“下床”都可畏，出门行走就更不敢了；且有一种蛊药之毒，随时可以制人死命，饮食要非常小心，还有那湿蛰腥臊的“海气”，也令人受不了。这一大段对自然环境的夸张描写，也是诗人当时政治境遇的真实写照。

　　上面对贬谪生活的描述，情调是感伤而低沉的，下面一转，而以欢欣鼓舞的激情，歌颂大赦令的颁行，文势波澜起伏。唐宪宗即位，大赦天下。诗中写那宣布赦书时的隆隆鼓声，那传送赦书时日行万里的情景，场面的热烈。节奏的欢快，都体现出诗人心情的欢愉。特别是大赦令宣布：“罪从大辟皆除死”，“迁者追回流者还”，这当然使韩、张二人感到回京有望。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写到这里，诗情又一转折，尽管大赦令写得明明白白，但由于“使家”的阻挠，他们仍然不能回朝廷任职。“坎轲只得移荆蛮”，“只得”二字，把那种既心有不满又无可奈何的心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地是“荆蛮”之地，职又是“判司”一类的小官，卑小到要常受长官“捶楚”的地步。面对这种境况，他们发出了深深的慨叹：“同时辈流多上道，天路幽险难追攀”。“天路幽险”，政治形势还是相当险恶的。

　　以上诗人通过张署之歌，倾吐了自己的坎坷不平，心中的郁职，写得形象具体，笔墨酣畅。诗人既已借别人的酒杯浇了自己的块垒，不用再浪费笔墨直接出面抒发自己的感慨了，所以用“君歌且休听我歌，我歌今与君殊科”，一接一转，写出了自己的议论。仅写了三句：一是写此夜月色最好，照应题目的“八月十五”；二是写命运在天；三是写面对如此良夜应当开怀痛饮。表面看来这三句诗很平淡，实际上却是诗中最着力最精彩之笔。韩愈从切身遭遇中，深深感到宦海浮沉，祸福无常，自己很难掌握自己的命运。“人生由命非由他”，寄寓深沉的感慨，表面上归之于命，实际有许多难言的苦衷。八月十五的夜晚，明月如镜，悬在碧空蓝天，不开怀痛饮，就是辜负这美好的月色。再说，借酒浇愁，还可以暂时忘却心头的烦恼。于是情绪由悲伤转向旷达。然而这不过是故作旷达而已。寥寥数语，似淡实浓，言近旨远，在欲说还休的背后，别有一种耐人寻味的深意。从感情上说，由贬谪的悲伤到大赦的喜悦，又由喜悦坠入迁移“荆蛮”的怨愤，最后在无可奈何中故做旷达。抑扬开阖，转折变化，章法波澜曲折，有一唱三叹之妙。全诗换韵很多，韵脚灵活，音节起伏变化，很好地表现了感情的发展变化，使诗歌既雄浑恣肆又宛转流畅。从结构上说，首与尾用洒和明月先后照应，轻灵简炼，使结构完整，也加深了意境的苍凉。

参考资料：

1、 萧涤非 等 ．唐诗鉴赏辞典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83 ：786-787 ．

海燕虽微渺，乘春亦暂来。
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
绣户时双入，华堂日几回。
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

　　《归燕诗》是一首咏物诗，所咏的是将要归去的燕子，但诗人并没有工细地描绘燕子的体态和风神，而是叙述与议论多于精工细雕的刻画，是一首妙用比兴、寓意深长的诗。

　　首联“海燕虽微眇，乘春亦暂来”，从海燕“微眇”写起。诗人作为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名相，是以直言敢谏著称的，因而遭到李林甫等毁谤，从此以后，玄宗渐渐疏远张九龄，在开元二十四年那年被罢相。诗人在此借“海燕”之“微眇”来隐喻自己微贱之身，暗含着自己不像李林甫那样出身华贵。对句“乘春亦暂来”，这一句承上“海燕”而来，表面是说，海燕乘着春天的美好时光而来，即使时间不长但也来了。诗人借燕子的春来秋去来暗示自己在圣明的时代暂时来朝廷做官。一个“暂”字，不仅说燕子也已经来了，同时也暗示了自己来朝为官时间不长。这一联，诗人通过景物的描写，寓情于景，抒发了自己为民做事，忠于朝廷的情怀。

　　颔联“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这一联承上联想“燕子”而来。出句“岂知泥滓贱”中，“泥滓贱”喻指李林甫之类的小人。燕子衔泥筑巢，而不知“泥滓”之贱。这里，诗人借此暗示自己对李林甫这样的小人还认识是不太清楚。一个“贱”字，不但写出了李林甫这样的卑微，也表现出诗人对李林甫之流的厌恶。出句“只见玉堂开”，这里，诗人以燕子出入“玉堂”之中，衔泥作窠的辛苦，比喻自己在朝廷为相而日夜辛劳之状。诗人以物喻人，不但形象生动，而且含蓄蕴藉，不但引起读者的思考，而且也给读者以审美想象的空间。

　　颈联“绣户时双入，华堂日几回”，这一联紧承颔联中的“玉堂开”而来。在对偶中，具体表现出自己为朝廷效忠和大度的胸襟。诗句中的“绣户”、“华堂”和前面的“玉堂”都是隐喻朝廷。“双”即指诗人和李林甫两人。“时双入”即每天双双（指诗人和李林甫）进入朝廷。这里，诗人表现了自己没有把李林甫当成有敌意的人，从而表现出诗人为了朝廷而忘记个人的私事，也表现出诗人为朝廷、为国家而所具有的开阔心胸。出句“华堂日几回”中的“日几回”即每天进出几次。这里，诗人通过数量词表明了工作的繁忙景象——来去匆匆，更表现出对朝廷忠心耿耿。

　　尾联“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这一联集中表现出诗人对朝廷的忠诚而忘却自己之情。出句“无心与物竞”，意思是说，我没有心思和精力与外物竞争，实际上表明了诗人尽心工作，为朝廷效力。末句“鹰隼莫相猜”，这里，诗人表面写的“猛禽”，实则是诗人在告诫李林甫之流，我无心与你争权夺利，不必猜忌，更不必中伤（也许哪天我要退隐了）。那时候，朝廷大权已经落在李林甫手中，张九龄自知不可能有所作为，不得不退让，但心中不无牢骚和感慨。这正如唐代诗人刘禹锡在《吊张曲江序》中称张九龄被贬之后说：“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郁然与骚人同风。”可见，诗人张九龄在面对强敌对手时，清醒与明智，也看出张九龄在文学创作中的巧妙——以物喻人，含蓄蕴藉。

　　这首律诗对仗工整，语言朴素，风格清淡，如“轻缣素练”（张说评张九龄语）一般。它名为咏物，实乃抒怀，既写燕，又写人，句句不离燕子，却又是张九龄的自我写照。作者的艺术匠心，主要就表现在他选择了最能模写自己的形象的外物——燕子。句句诗不离燕子，但又不黏于燕子，达到不即不离的艺术境界。

参考资料：

1、 萧涤非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47-48

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
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

　　这首诗吸取了乐府民歌的长处，语言明白如话，却又耐人寻味。诗歌以白描的手法叙述了一位商人妇的心声。诗歌前两句以平实见长，后两句则想落天外，出语惊人：“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夫婿无信，而潮水有信，早知如此，应当嫁给弄潮之人。“弄潮儿”至少会随着有信的潮水按时到来，不至于“朝朝误妾期”啊!这是思妇在万般无奈中生发出来的奇想。“早知”二字写出她幽怨的深长，不由得自伤身世，悔不当初。“嫁与弄潮儿”，既是痴语，也是苦语，写出了思妇怨怅之极的心理状态，虽然是想入非非，却是发乎至情。

　　这首诗运笔自然，但内在的逻辑很严密。思妇由夫婿“朝朝”失信，而想到潮水“朝朝”有信，进而生发出所嫁非人的悔恨，细腻地展示了由盼生怨、由怨生悔的内心矛盾。全诗感情真率，具有浓郁的民歌气息。

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度几春。
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

　　作者借诗褒扬绿珠坠楼的贞烈，其意在讽刺息夫人面对强权软弱，苟且偷生。不过，表面上是贬挞妇人，其实质却在批判与妇人相关的当权者。全诗不仅立论新颖，发人深省，而且出语含蓄，温柔敦厚而不失讽喻之旨，可谓咏史诗中的佳作。

　　“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细腰宫里桃花绽放一派艳丽清新，信念故国默默无语度过多少冬春。

　　这两句用诗歌形象概括了息夫人的故事。这里没有叙述，事件是通过描绘的语言和具体的意象表现的。“细腰宫”即楚宫，它是根据“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传说翻造的，也就间接指刺了楚王的荒淫。这比直言楚宫自多一层含意。息夫人的不幸遭遇，根源也正系于楚王的荒淫。这里，叙事隐含在造语之中。在这楚王的“细腰宫”内，桃花又开了。“桃新”意味着春来，挑起下文“几度春”三字：时光多么容易流逝，然而时光又是多么难捱啊。“桃生露井上”本属成言（《宋书·乐志》），而“露桃”却翻出新的意象，似暗喻“看花满眼泪”的桃花夫人的娇面。“无言”是本事中的主要情节，古语有“桃李无言”，这是另一层双关。“无言”加上“脉脉含情”，形象生动，表达出夫人的故国故君之思及失身的痛苦。而在无可告诉的深宫，只有“无言”的桃花作她的苦衷的见证了。两句中，桃花与桃花夫人，景与情，难解难分，水乳交融，意境优美，诗味隽永。

　　“至竟息亡缘底事？可怜金谷堕楼人！”小诗的后两句是说，说到底息国灭亡究竟是因为何事？可怜金谷园殉情的绿珠这坠楼人！

　　诗人似乎要对息夫人一掬同情之泪了。及至第三句突然转折，由脉脉含情的描述转为冷冷一问时，读者才知道那不过是欲抑先扬罢了。“至竟（到底）息亡缘底事？”这一问是对息夫人内心创伤的深刻揭示，这一点在息夫人对楚王问中原有所表现，却一向未被人注意。

　　末句从对面着墨，引出另一个女子来。那就是晋代豪富石崇家的乐妓绿珠。其事与息妫颇类，但绿珠对权势的反抗是那样刚烈，相形之下息夫人只见懦弱了。这里既无对绿珠的一字赞语，也无对息妫的一字贬词，只是深情一叹：“可怜金谷坠楼人！”然而褒贬俱在此中，令人觉得语意深远。此外，直接对一位古代软弱女子进行指斥也不免过苛之嫌，而诗人把指责转化为对于强者的颂美，不但使读者感情上容易接受，也使诗意升华到更高的境界。它意味着：软弱的受害者诚然可悯，还不及敢于以一死抗争者令人钦敬。

　　因此，此诗对人所熟知的息夫人故事重作评价，见解可谓新疑独到，同时又“不显露讥刺”，形象生动，饶有唱叹之音，富于含蓄的诗美。揆之吴乔的两条标准，故宜称为咏史绝句的范作。

参考资料：

1、 周啸天 等．唐诗鉴赏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3：1088-10902、 凌冰 蒋芸．唐诗断章绝唱．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4：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