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萨蛮（游水月寺）

　　此词为作者远役怀人之作。词的上篇纯写境界，描绘作者旅途所历北国风光，下篇展示回忆，突出离别一幕，着力刻绘伊人形象。

　　本词上片开始几句，作者将亲身经历的边地旅途情景，用概括而简练的字句再现出来。“胡马”两句，写风雪交加，呼啸的北风声中，夹杂着胡马的长嘶，真是“胡马依北风”，使人意识到这里已离边境不远。抬头而望，“汉旗”，也即宋朝的大旗，却正随着纷飞的雪花翻舞，车马就风雪之中行进。“彤云”两句，写气候变化多端。正行进间，风雪逐渐停息，西天晚霞似火，夕阳即将西沉。“一竿残照”，是形容残日离地平线很近。借着夕阳余晕，只见一片广阔荒寒的景象，老树枯枝纵横，山峦错杂堆叠；行行重行行，暮色沉沉，唯有近处的平沙衰草，尚可辨认。

　　“星斗”以下，写投宿以后夜间情景。从凝望室外星斗横斜的夜空，到听任室内灯芯延烧聚结似花，还有鸭形熏炉不断散放香雾，烛泪滴凝成冰，都是用来衬托出长夜漫漫，作者沉浸思念之中，整宵难以入睡的相思之情。

　　下片用生活化的语言和委婉曲折的笔触勾勒出那位“宠人”的形象。离情别意，本来是词中经常出现的内容，而且以直接描写为多，作者却另辟蹊径，以“宠人”的各种表情和动态来反映或曲折地表达不忍分离的心情。

　　“长记”三句，写别离前夕，她浅施粉黛、装束淡雅，饯别宴上想借酒浇愁，却是稍饮即醉。“醉里”三句，写醉后神情，由秋波频盼而终于入梦，然而这却只能增添醒后惜别的烦恼，真可说是“借酒浇愁愁更愁”了。这里刻画因伤离而出现的姿态神情，都是运用白描和口语，显得宛转生动，而人物内心活动却从中曲曲道出。

　　结尾四句，是作者继续回想别时难舍难分的情况，其中最牵惹他的情思，就是她上前附耳小语的神态。这里不用一般篇末别后思念的写法，而以对方望归的迫切心理和重逢之时的喜悦心情作为结束。耳语的内容是问他何时能跃马归来，是关心和期待，从而使想见对方迎接时愉悦的笑容，于是作者进一层展开一幅重逢之时的欢乐场面，并以充满着期待和喜悦的心情总收全篇。

　　这首词写境悲凉，抒情深挚，语言疏密相间，密处凝炼生动，疏处形象真切。词中写景写事笔墨甚多，直接言情之处甚少。作者将抒情融入叙写景事之中，以细腻深婉的情思深深地感染读者。

　　诗一二句主客并提，以彼此远居又各不得意为“怀”字提供丰富的内容。“幽人”指李子先，他在并州作小官。“青袍”是下级官员的服装。历代文人常用青草比青袍，如庾信《哀江南赋》：“青袍如草。”杜甫诗：“汀草乱青袍。”含有不被见用的意思。这里作者说“堤草”认出自己的青袍来，不光属思奇巧，而且以草为有情物来反衬人的情怀难禁，效果极好。

　　三四句承首联中“各在异地”的含义，叙遥相思念之情这两句借景抒情，情景互生。作者时在平舆，地近汝水。前句写自己，后句写朋友，但同第一二句一样都用实写法。仿佛友人也在目前，诗人颇觉亲切。

　　五六句承首联中“各不得志”的含义，写无人理解的愤懑。这两句诗措辞自然，对仗工稳而又意在言外，显示出诗人锤炼语言的深厚功力。黄庭坚曾以此联示人，并说读这两句可以得律诗之法。《观林诗话》对这两句诗从形式上加以评论，说：“杜牧之云：‘杜若芳州翠，严光钓濑喧。’此以杜与严为人姓相对也。又有‘当时物议朱云小，后代声名白日悬’此乃以朱云对白日，皆为假对，虽以人姓名偶物，不为偏枯，反为工也。如涪翁（黄庭坚号）‘世上岂无千里马，人中难持（当为“得”）九方皋’，尤为工致。”《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二）从内容上着眼加以评论，说：“鲁直（黄庭坚字）《过平舆怀李子先》诗：‘世上岂无千里马，人中难得九方皋。’《题徐孺子祠堂》诗：‘白屋可能无孺子，黄堂不是欠陈蕃。’二诗命意绝相似，盖叹知音者难得耳。”足见这两句诗受到人们的推重。

　　末二句写出全诗的主旨，劝李子先也解官归故里，与诗人同游。其中“归来”二字明言作者用心，紧接着又下一个很有分量的“是”字，但诗人犹嫌不足，同时还用水涨花落、渔船载酒构成一幅具有强烈吸引力的图画，劝归之意发挥得淋漓尽致。

　　黄庭坚作诗，最讲章法。《昭昧詹言》卷十二说：“山谷之妙，起无端，接无端，大笔如椽，转折如龙虎，扫弃一切，独提精要之语。每每承接处，中亘万里，不相联属，非寻常意计所及。”这首诗用“幽人佐吏”开篇，以“故溪篙深”作结，很像是无首无尾，然而横空出语，收束有力。各联之间，首联说官卑，颔联写春兴，颈联叹九方皋之罕见，尾联叙故溪之可游，每联下语也如同不知其所从来。但细味诗意，脉理仍然是清晰可辨的。因为从内容上讲，诗人和朋友之所以“心动”、“兴高”，并不仅仅是感觉到“春波”、“夜月”的缘故，更重要的是他感慨于自己“佐吏曹“、“青袍”这样的低下地位，因此也就极容易作千里马、九方皋之叹，慨叹之余，希望能退隐于酒船渔网之间，也就是顺理成章了。从结构上看，首联总提，中间两联分议，末联收拢，也分得巧妙，合得有力，既富变化，又做到了天衣无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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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首以近于俚俗的语言写成的相思之作。与同类题材不同的是，这首词中词人与恋人可能是因了一点小事呕了气，于是二人“轻分手”了。如今，他深悔自己当初的轻率，独自度着难捱的长夜，内心涌起一浪一浪的情感波澜。

　　柳永抒情往往上片铺叙景物，下片为内心独白。而这首词景语仅“床前残泪烛”一句，余皆情语，则所抒之情倍觉突出、充盈，亦可见此情非由外物触起，实是无时不萦系心中。上片以“梦觉清宵半”开头，先点明时间乃“夜半”，主人公的情状难以再眠。于是以下借“银箭”、“残沿烛”、“鸳被”三种意象写事叙情，三种意象与主人公的行动紧紧联在一起，“银箭”在这里代指古代计时漏壶滴漏的声音，它表示时光在一秒一秒地缓慢行进，此刻，词中的主人公正屈着指头细数这单调的滴滴答答的声音，从而表现出主人公深夜无眠的寂寞无聊。蜡烛已将燃尽，烛泪将残，表示夜已深，只有烛泪“啼红”相伴主人，进一步写出主人公的孤单。“鸳被”本象征男欢女爱，而今，主人公却是“孤眠”，昔日的欢爱自是不堪回首，所以一人在被中“展转千余遍”，任凭它是“数重”，仍觉“不暖”，再次写出词人内心的凄凉。三种意象成为叙事叙情的关键物。在上片中，三种意象又以直接写情写事的句子相串联。首句直写主人公夜半即醒，难以再眠，引出第一个听觉的意象“银箭"；长夜不眠再出现第二个视觉意象“残泪烛”，视觉听觉的双重意象引出“暗惹起、云愁雨恨情何限”的情语，直抒旧日欢情带来而今无限的愁恨。从旧日欢情联及“鸳被”这一意象，于是“展转千余遍”，“孤眠不暖"，写尽孤独寂寞的难耐。

　　下片直抒其情，先以“堪恨还堪叹”一句总写这一段不了情缘引发的种种情味，然后分写内心的层层情感波澜。后悔“当初不合轻分散”是为一层，此句化用许岷《木兰花·小庭日晚花零落》：“当初不合尽饶伊，赢得如今长恨别。”虽用典，亦写实；“厌厌独自”一人，盼伊人盼得“眼穿肠断”是为二层，前一层不过后悔而已，此时却已经相思成病；由于“眼穿肠断”而想到昔日的“深情蜜意如何拚”是为转折后的一层；再想及当日虽有重聚的“后约”，但毕竟而今“片时难过”，是为再转折后的一层；直至“怎得如今便见”是最后深悔当初又盼今后的最后一层。一层进一层，一浪高一浪，把内心的百转千折细细密密地铺展开来。这种相思虽然说不上有什么价值，但在词中表现得自然真切，很富有生活气息 。

　　生活中，一对相恋的人因为偶然的小事而分手，分手后又后悔当初决定的草率者，并不少见。抛开词中男女主人公的身份地位，词中抒发的情感还是能引起人共鸣的。

参考资料：

连理枝头花正开，妒花风雨便相催。
愿教青帝常为主，莫遣纷纷点翠苔。

　　惜春和怜花的情感中，不仅仅是对自然美的珍惜，而且包含着一种自怜、对人生短促的叹惜、对生命不能圆满的茫然。也就是所谓的写景以自况，借花以自怜。《红楼梦》中林黛玉之怜花、葬花最明显也最强烈地表现了这种心态。

　　这首诗直露惜花之情，并借惜花来表达她对人世间不平的愤慨和对美的呼唤。前两句写象征邪恶力量的横雨狂风侵袭着象征美好事物的花；后两句写呼唤青帝为落花做主，莫让风雨欺凌花，隐含着诗人对人间幸福和美的呼唤。诗写得含蓄而深情。

　　唐代的孟浩然曾写过一首有名的“惜花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诗人在春眠中被欢快的鸟啼惊醒，想来当时还并未完全从梦中清醒，却唯独想起了昨夜的风雨和遭风雨的花。怜花之情写得很是生动。而这首朱淑真的诗，惜花之情却写得更是直露。

　　起首两句，展开的似乎是一种搏斗的场面，一方面是正在开的弱花，另一方则是满怀妒意的横雨狂风，作者用“正”和“便”两个字突出了其间时间的紧迫，有搏击的紧张感。“连理枝头花正开，妒花风雨便相摧”，花开正好，风雨何急，但是在作者眼里，横雨狂风夹着妒意向落花袭来时，已经成为人间暴虐力量的化身，而那正当新鲜、美好而又娇嫩的花枝则成了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作者眼中不仅仅只有落花，还有落花般不幸的人生、世事：人之无力掌握捉弄人的命运，而人间暴虐的力量往往占上风。这两句实际上是对人世生活的一种概括。

　　诗人无力改变残酷的现实和苦难重重的人生，只能从内心发出呼唤：“愿教青帝常为主，莫教纷纷点翠苔。”在乞求司春之神保护花儿，不要落下地成为尘埃的心情中，实际上隐含着诗人对人间幸福和美的呼唤。这种呼唤有点类似于晚清诗人龚自珍写“我劝天公重抖擞”时的浪漫精神。整首诗的情花之情，并非是对自然景物的感慨，而是对人生的感溉，诗表达的主要是一种哲理，以落花来写人世的风雨沧桑，以惜花来表达她对人世间不平的愤慨和对美的呼唤。

　　将这首诗与孟浩然的那首诗作以比较，孟诗的意象和情感更自然，更生动，形象和意念结合得更紧密，更饱满，而这首诗则理大于象，理大于情，如果说孟诗更合于林黛玉所说的：“这是人心自然之音，做到那里就到那里”，那么朱淑贞的诗则是为理而作的诗。这也是唐诗与宋诗的基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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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呜呼！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

　　世言晋王之将终也，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庄宗受而藏之于庙。其后用兵，则遣从事以一少牢告庙，请其矢，盛以锦囊，负而前驱，及凯旋而纳之。

　　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至于誓天断发，泣下沾襟，何其衰也！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书》曰：“满招损，谦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自然之理也。

　　故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

　　此文通过对五代时期的后唐盛衰过程的具体分析，推论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和“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结论，说明国家兴衰败亡不由天命而取决于“人事”，借以告诫当时北宋王朝执政者要吸取历史教训，居安思危，防微杜渐，力戒骄侈纵欲。文章开门见山，提出全文主旨：盛衰之理，决定于人事。然后便从“人事”下笔，叙述庄宗由盛转衰、骤兴骤亡的过程，以史实具体论证主旨。具体写法上，采用先扬后抑和对比论证的方法，先极赞庄宗成功时意气之盛，再叹其失败时形势之衰，兴与亡、盛与衰前后对照，强烈感人，最后再辅以《尚书》古训，更增强了文章说服力。全文紧扣“盛衰”二字，夹叙夹议，史论结合，笔带感慨，语调顿挫多姿，感染力很强，成为历来传诵的佳作。

　　全文可分为两个部分。

　　前半部分以叙史为主。作者于开篇之首即开宗明义，用一兼带感叹语气的反诘句道出了此文的中心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可谓立论鲜明，催人警醒，又具有论战性，一反当时流行的宿命论的历史观。前人曾评此句是“起势横空而来，神气甚远”。文章接着写道：“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表明作者将列举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例作为论据，对上述论点加以论证。这一过渡句的运用，使论点与论据间衔接紧密自然，论点有总领全篇之功，而下面文字的出现又不致突兀。

　　为论证中心论点，作者并未赘述庄宗身世或伶官轶事，也未过多地列举史例，而是从纷繁的史料中，仅选取了传奇色彩较浓，颇具典型意义的庄宗得失天下的史事，以洗练的文字，沉挚充沛的感情，抑扬顿挫的语调，纵横捭阖的气势加以叙述。据说，晋王李克用与梁王朱温结仇极深。燕王刘守光之父刘仁恭，曾被李克用保荐为卢龙节度使。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辽太祖）曾与李克用把臂定盟，结为兄弟，商定共同举兵讨梁。但刘仁恭与阿保机后皆叛晋归梁，与晋成仇。李克用临终时以三枝箭作为遗命，要其子李存勖为其复仇。李存勖兵精将勇，东征西讨，于公元913年攻破幽州，生俘刘氏父子，用绳捆索绑，解送太原，献于晋王太庙。公元923年，李存勖攻梁，梁兵败，朱温之子梁末帝朱友贞命部将杀死自己，李存勖攻入汴京，把朱友贞及其部将的头装入木匣，收藏在太庙里。李存勖还曾三次击败契丹，为父报了大仇。但他灭梁以后，骄傲自满，宠信伶官，纵情声色，使民怨沸腾，众叛亲离，在位仅三年就死于兵变之中。在叙述这段史事的过程中，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通过一盛一衰的对比，一褒一贬的抒情，给人以强烈的碰撞感、落差感，引起读者心灵的震颤，增强了论点的说服力，正如前人说：“叙唐庄宗处，倏而英俊，倏而衰飒。凭吊欷歔，虽尺幅短章，有萦回无尽之意。”作者于叙事之后，又以两个反诘句回扣主题——“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至此，对比论证初步告一段落。

　　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作者由叙事转入论理，论证步步深入，立意层层递进。从“《书》曰：‘满招损，谦得益’”自然引出“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忘身”的论点。为增强这一论点的说服力，作者又将庄宗得失天下之事浓缩为一段简洁对偶的文字，反证此论，再次通过一盛一衰的强烈对比，与篇首的立论形成前后照应，首尾呼应之势，使此文的中心论点更加鲜明突出。文章写至此处，作者胸臆仍未尽抒，又进一步推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这样一个论点，令读者的认识随着作者的笔触进一步深化，以历史的教训中受到更加深刻的启迪。“忧劳”、“逸豫”、“忽微”、“所溺”皆为人事，因此，上述两个论点，既是中心论点的深化，又是其具体化。作者于全文论证的高潮处蓦然收笔，可谓言已尽而意未绝，令读者有余音绕梁之感——“夫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也哉！作《伶官传》。”此处以点睛之笔，阐明了作者写作《伶官传》，“善善恶恶”的目的并非就史论史，而是具有广泛而现实的醒世意义。

　　《五代史伶官传序》一文在语言特色上，具有“语言委婉，气势旺盛”、“文笔酣畅，波澜起伏”和“平易自然，简约凝练”三个特点：

　　1.语言委婉，气势旺盛  

　　本文作为一篇总结历史教训，为在世及后世君主提供借鉴的史论，毫无生硬的说教，而是娓娓道来，婉转动人。即使是在慨叹庄宗败亡时，也只是寓惋惜之意而无责难之词，可谓意正言婉。全文从“呜呼”起笔，到“岂独伶人也哉”收尾，一叹再叹，以叹始终，于反复叹咏之中显现委婉的韵致。在议论的文字中，多用反问句、疑问句，使说理委婉而令人深思;多用对称语句，特别是在关键的地方，采用语言凝练、对仗工整的格言式的骈句，造成鲜明的对比感和节奏感;适当运用长句，调节语势，有张有弛。疑问句、感叹句与陈述句，骈句与散句，长句与短句，错综有致，读起来抑扬顿挫，一唱三叹，感情饱满，气势旺盛。清代文学家沈德潜认为《五代史伶官传序》：“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后来做史论的人往往学这种抑扬顿挫的笔法。

　　2.文笔酣畅，波澜起伏

　　文章开篇突兀而起地提出论点，马上落到立论根据上，再落入“晋上三矢”的叙事，又语势猛然一升，发出对庄宗之“盛”赞叹，而后语势陡然一降，发出对庄宗之“衰”的悲叹，继而步步紧逼，设疑问、引古语而得出“自然之理”，然后再次评论庄宗盛衰，语势再升再降，在大起大落之中引出发人深省的教训，戛然而止，将全文的语势稳稳地落在结尾上。篇幅虽短小，却写得起伏跌宕。全文一气呵成，淋漓酣畅。

　　3.平易自然，简约凝练  

　　文中没有佶屈聱牙的措辞，也不堆砌词藻，用平实的语言生动地叙说事例，深入地说明道理，语言平易近人，自然晓畅。叙事不枝不蔓，议论简明扼要，其中一些格言式的对称语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祸患常积于忽微，智勇多困于所溺”，句式整齐，言简意丰，发人深省。

　　通观全篇，融叙事、议论、抒情为一体，叙事生动晓畅，论证层层深入，感情深沉浓烈，实为一篇不可多得的佳作。历代的文学家多视此篇为范文，倍加赞赏，如明代茅坤称此文为“千古绝调”，清代沈德潜誉此文为“抑扬顿挫，得《史记》神髓，《五代史》中第一篇文字”。欧阳公之文风、政见与为人，于此文可略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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