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客归湘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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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辞一杯酒,昔日与君深。秋色换归鬓,曙光生别心。
桂花山庙冷,枫树水楼阴。此路千馀里,应劳楚客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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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祜

张祜

张祜(hù)(约785年—849年?), 字承吉,唐代清河(今邢台市清河县)人,诗人。家世显赫,被人称作张公子,有“海内名士”之誉。早年曾寓居姑苏。长庆中,令狐楚表荐之,不报。辟诸侯府,为元稹排挤,遂至淮南寓居,爱丹阳曲阿地,隐居以终。张祜的一生,在诗歌创作上取得了卓越成就。“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张祜以是得名,《全唐诗》收录其349首诗歌。 252篇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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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储邕之剡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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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问剡中道,东南指越乡。
舟从广陵去,水入会稽长。
竹色溪下绿,荷花镜里香。
辞君向天姥,拂石卧秋霜。

借问剡中道,东南指越乡。
向你打探问去剡中的道路,你举手示意遥指东南方的越地。

舟从广陵去,水入会稽长。
乘船由扬州而南下,长长的流水一直通向会稽。

竹色溪下绿,荷花镜里香。
溪水清澈,掩映着丛丛绿竹,水明净如镜,映着荷花的倒影,传出阵阵清香。

辞君向天姥,拂石卧秋霜。
与君辞别前往天姥,抖尽石尘我将高卧于秋日的霜露之中。

参考资料:

1、 纪准 .李白诗赏读 .北京市 :线装书局 ,2007年 :75-76页 .2、 詹福瑞 .李白诗全译 .石家庄市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7年 :553页 .

借问剡(shàn)中道,东南指越乡。
借问:请问,打听。越乡:今浙江绍兴周围。春秋时越国统治中心。

舟从广陵去,水入会稽(jī)长。
广陵:今江苏扬州。会稽:今浙江绍兴。

竹色溪下绿,荷花镜里香。
镜:指水面。一则阳光照射,水面闪闪发光,二则水面清澈见底,所以比喻为镜子。

辞君向天姥(mǔ),拂石卧秋霜。
天姥:即天姥山,在今浙江新昌。传说有仙人在山上唱歌,此山被道教尊为仙山。

参考资料:

1、 纪准 .李白诗赏读 .北京市 :线装书局 ,2007年 :75-76页 .2、 詹福瑞 .李白诗全译 .石家庄市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7年 :553页 .
借问剡中道,东南指越乡。
舟从广陵去,水入会稽长。
竹色溪下绿,荷花镜里香。
辞君向天姥,拂石卧秋霜。

  诗的前二句,交待诗人的去向。但作者避免平铺直叙,用“借问”故作跌宕,引出所要行经的路线;下面用一“指”字,回应上文;同时,一“问”一“指”两个举动,又令人想到行者和送者将要分手时的情状,增强形象感。

  “舟从广陵去,水入会稽长。”两句进一步补充离别和要去的地点,并借“舟”、“水"二字点明诗人乃由水路进发,从而自然引出下面两句舟行所特有的景象。翠竹本生于岸边,却说“溪下绿’’,显见这是水中倒影;荷花原生予水中,却说“镜中香’’,令人于形象的比喻中悟出真象。这里,前句巧妙地衬托出溪水之清,后句突出地渲染了水面之静。水静而且清,伴以飘香的荷花,泛绿的翠竹,活画出了江南水乡所独具的特色。

  “辞君向天姥,拂石卧秋霜。”“辞君"正面点出别离,与诗题关合;“天姥”乃越东灵秀之山,号称奇绝。从“剡中“,到“越乡",到“会稽”,再到“天姥”,同一地区的不同名称被诗人连续使用,表面看来,似有重复繁杂之弊,但实际上,不仅每一名称的出现都有其不可取代的意义,而且还从侧面衬托出了诗人初入越东前那种向往、盼望的急切心情。在诗人想来,到了天姥山以后,仰卧于巨石之上,受着洁白的秋霜的沐浴,是何等的舒畅。

  这首别离诗别辟蹊径,新人耳目。诗中只以“辞君"见出别离,其余笔墨都用来铺叙诗人的行程和沿途的景色,最后一句,更将想象中事如实写来,充分展现了诗人热爱大自然、向往大自然的一片童心。

参考资料:

1、 霍松林 尚永亮 .李白诗歌鉴赏 .上海市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9年 :167-168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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羽林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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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恶少出名字,楼下劫商楼上醉。
天明下直明光宫,散入五陵松柏中。
百回杀人身合死,赦书尚有收城功。
九衢一日消息定,乡吏籍中重改姓。
出来依旧属羽林,立在殿前射飞禽。

长安恶少出名字,楼下劫商楼上醉。
长安的恶少的坏得出了名的。他们敢于在酒楼下抢劫商人的财物后,马上又跑到酒楼上去狂欢醉饮。

天明下直明光宫,散入五陵松柏中。
天亮他们下班后从皇宫里一出来,就分头藏入五陵一带的松柏中。

百回杀人身合死,赦书尚有收城功。
终于有一天这伙人落网了,按法律规定他们多次杀人本该判处死刑,但皇帝却下赦书释放他们,还道他们有收城之功。

九衢一日消息定,乡吏籍中重改姓。
当他们被赦的消息在长安城中得到证实,他们便立刻在乡吏簿籍中重新恢复了自己原来的姓名。

出来依旧属羽林,立在殿前射飞禽。
这些人被释放出来后,依旧当他们的羽林郎,他们站在宫殿前逍遥自在地弯弓搭箭射杀飞鸟。

长安恶少出名字,楼下劫商楼上醉。
恶少:品行很坏,行凶作恶的少年。出名字:著名。

天明下直明光宫,散入五陵(líng)松柏中。
下直:直即值,意同今日的下班。明光宫:汉宫殿名,这里指唐皇宫。

百回杀人身合死,赦书尚有收城功。
合死:该死。

九衢(qú)一日消息定,乡吏籍中重改姓。
九衢:长安城中的大街,此处指全城。

出来依旧属羽林,立在殿前射飞禽(qín)
羽林:即羽林军。汉代以来,历代封建王朝,都用“羽林”称呼皇帝的禁卫军。

长安恶少出名字,楼下劫商楼上醉。
天明下直明光宫,散入五陵松柏中。
百回杀人身合死,赦书尚有收城功。
九衢一日消息定,乡吏籍中重改姓。
出来依旧属羽林,立在殿前射飞禽。

  “长安恶少出名字,楼下劫商楼上醉”,开宗明义,指出羽林军的来源是“长安恶少”,都是坏得出了名的!他们在楼下打劫客商,转身上楼,便大吃大喝起来。一般强盗作案后,要隐匿潜逃,而这批恶少,堂而皇之,无视法纪。他们不仅转身上楼醉酒,毫无顾忌,而且是“天明下直明光宫,散入五陵松柏中”。诗人接连使用“楼下”、“楼上”、“天明”、“散入”诸词以显示这是一连串毫无顾忌的行动;写他们在长安城中,大摇大摆地干坏事;楼下劫财,楼上醉酒,天明又从楼上下来,径到皇宫里去值班,值班完毕,就又散入到五陵松柏林中去路劫杀人了。明光宫,汉代宫殿名,这里是以汉代唐:“五陵”,西汉五个皇帝的陵墓,面积很大,多植松柏,是豪门贵族居住的地方。从“散入”二字看,说明参加杀人劫货的人数很多,胆子极大。

  以上四句,表面上是写羽林恶少之“胆”,实则是写羽林恶少之“势”,炙手可热,有很厉害的后台。

  “百回杀人身合死,赦书尚有收城功。”“百回”二字不可轻轻放过。这说明他们尽管常常劫财杀人,谁也奈何不得,直到“百回杀人”,罪大恶极才被问成死罪;但接踵而来的,却是皇帝的赦书,说他们“收城”有功,可以将功折罪!古代,在政治混乱时期,战役中常有虚报战功的现象。中唐之岁,常让根本不懂军事的宦官统兵或监军,更是可以信口雌黄,在叙录战功之际,甚至把根本没有参加战斗的人也报进去。羽林恶少,或认宦官为义父,或以财货重赂阉党,“赦书”之事,自然就由他们一手操办了。所谓“收城功”云云,就直接反映了军事、政治的混乱与黑暗。

  最末四句,是写羽林恶少们逍遥法外的得意之态:“九衢一日消息定,乡吏籍中重改姓。”“九衢”,长安城中的各条大街,代指京城。恶少们犯了“身合死”的大罪之后,最多不过更改姓名,暂避乡间,一当被赦的消息从京城中得以证实,他们就又在乡吏的户籍册中重新恢复了原来的姓名;并且露面之后,依然当他的羽林军,可以“立在殿前射飞禽”,又受到皇帝的赏识了!末句是全篇最精彩、最传神之笔。它惟妙惟肖地刻画了一群羽林恶少逍遥法外、有恃无恐的情状。“射飞禽”已见其自由狂放之态,“立在殿前”射御前之鸟,更见其得宠骄纵的神态,他似乎在向人们挑战!读至此,人们不禁发出无可奈何的苦笑,诗人对朝政的失望、感叹,尽在不言之中。吴乔《围炉诗话》说:“诗贵含蓄不尽之意,尤以不著意见、声色、故事、议论者为贵上。”此篇不著议论,题旨所在,又以一幅令人深思的画面出之,可见作者表现手法之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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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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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天地果无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生人果有初乎?吾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孰为近?曰:有初为近。孰明之?由封建而明之也。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
  自然界果真没有原始阶段吗?我没法知道。人类果真有原始阶段吗?我也没法知道。那么,(有或没有原始阶段)哪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呢?我认为:有原始阶段这种说法比较接近事实。怎么知道这一点呢?从“封国土、建诸侯”的封建制就可以明白。那种封建制,经历了古代贤明的帝王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没有谁能把它废除掉。不是不想把它废除掉,而是事物发展的趋势不允许,这种形势的产生,大概是在人类的原始阶段吧?不是原始阶段的那种形势,就没有可能产生封建制。实行封建制,并不是古代圣人的本意。

  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榛榛,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是故有里胥而后有县大夫,有县大夫而后有诸侯,有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方伯、连帅而后有天子。自天子至于里胥,其德在人者死,必求其嗣而奉之。故封建非圣人意也,势也。
  人类在他的原始阶段跟万物一起生存,那时野草树木杂乱丛生,野兽成群四处奔走,人不能像禽兽那样抓扑啃咬,而且身上也没有毛羽来抵御严寒,不能够光靠自身来供养自己、保卫自己。荀卿说过:“人类一定要借用外物作为自己求生的工具。”借用外物来求生的必然会相争,争个不停,一定会去找那能判断是非的人而听从他的命令。那又有智慧又明白事理的人,服从他的人一定很多;他把正确的道理告诉那些相争的人,不肯改悔的,必然要惩罚他,使他受痛苦之后感到惧怕,于是君长、刑法、政令就产生了。这样附近的人就聚结成群,分成许多群以后,相互间争斗的规模一定会大,相争的规模大了就会产生军队和威望。这样,又出现了更有威德的人,各个群的首领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部属。于是产生了一大批诸侯,他们相争的规模就更大了。又有比诸侯威德更大的人,许多诸侯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封国。于是又产生了方伯、连帅一类诸侯领袖,他们相争的规模还要大。这就又出现了比方伯,连帅威德更大的人,方伯、连帅们又去听从他的命令,来安定自己的老百姓,这以后天下便统一于天子一人了。因此先有乡里的长官而后有县的长官,有了县的长官而后有诸侯,有了诸侯而后有方伯、连帅,有了方伯、连帅而后才有天子。从最高的天子到乡里的长官,那些对人民有恩德的人死了,人们一定会尊奉他们的子孙为首领。所以说封建制的产生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发展的必然结果。

  夫尧、舜、禹、汤之事远矣,及有周而甚详。周有天下,裂土田而瓜分之,设五等,邦群后。布履星罗,四周于天下,轮运而辐集;合为朝觐会同,离为守臣扞城。然而降于夷王,害礼伤尊,下堂而迎觐者。历于宣王,挟中兴复古之德,雄南征北伐之威,卒不能定鲁侯之嗣。陵夷迄于幽、厉,王室东徙,而自列为诸侯。厥后问鼎之轻重者有之,射王中肩者有之,伐凡伯、诛苌弘者有之,天下乖戾,无君君之心。余以为周之丧久矣,徒建空名于公侯之上耳。得非诸侯之盛强,末大不掉之咎欤?遂判为十二,合为七国,威分于陪臣之邦,国殄于后封之秦,则周之败端,其在乎此矣。
  尧、舜、禹、汤的事离我们很远了,到了周代记载就很详备了。周朝占有天下,把土地像剖瓜一样分割开来,设立了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分封了许多诸侯。诸侯国像繁星似地罗列,四面遍布在大地上,集结在周天子的周围,就像车轮围绕着中心运转,就像辐条集中于车毂;诸侯聚合起来就去朝见天子,分散开来就是守卫疆土的臣子、朝廷的捍卫者。但是往下传到周夷王的时候,破坏了礼法,损害了尊严,天子只得亲自下堂去迎接朝见的诸侯。传到周宣王的时候,他虽然倚仗着复兴周王朝的功德,显示出南征北伐的威风,终究还是无力决定鲁君的继承人。这样日渐衰败下去,直到周幽王、周厉王,后来周平王把国都向东迁移到洛邑,把自己排列在诸侯同等地位上去了。从那以后,问周天子传国九鼎的轻重的事情出现了,用箭射伤天子肩膀的事情出现了,讨伐天子大臣凡伯、逼迫天子杀死大夫苌弘这样的事情也出现了,天下大乱,再没有把天子看作天子的了。我认为周王朝丧失统治力量已经很久了,只不过还在公侯之上保存着一个空名罢了!这岂不是诸侯势力太强大而指挥不动,就像尾巴太大以至摇摆不动所造成的过失吗?于是周王朝的统治权分散到十二个诸侯国,后来又合并为七个强国,王朝的权力分散到陪臣掌政的国家,最后被很晚才封为诸侯的秦国灭掉。周朝败亡的原因,大概就在这里了。

  秦有天下,裂都会而为之郡邑,废侯卫而为之守宰,据天下之雄图,都六合之上游,摄制四海,运于掌握之内,此其所以为得也。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有由矣:亟役万人,暴其威刑,竭其货贿,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时则有叛人而无叛吏,人怨于下而吏畏于上,天下相合,杀守劫令而并起。咎在人怨,非郡邑之制失也。
  秦朝统一了全国后,不分诸侯国而设置郡县,废除诸侯而委派郡县长官。秦占据了天下的险要地势,建都于全国的上游,控制着全国,把局势掌握在手里,这是它做得对的地方。但没过几年便天下大乱,那是有原因的。它多次征发数以万计的百姓服役,使刑法越来越残酷,耗尽了财力。于是那些扛着锄木棍被责罚防守边境的人们,彼此递个眼色就联合起来,怒吼着汇合成群,奋起反秦。那时有造反的老百姓而没有反叛的官吏,老百姓在下怨恨秦王朝;官吏在上惧怕朝廷。全国四面八方互相配合,杀郡守劫县令的事情在各地同时发生。错误在于激起了人民的怨恨,并不是郡县制的过失。

  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数年之间,奔命扶伤之不暇,困平城,病流矢,陵迟不救者三代。后乃谋臣献画,而离削自守矣。然而封建之始,郡国居半,时则有叛国而无叛郡,秦制之得亦以明矣。继汉而帝者,虽百代可知也。
  汉朝统一了全国之后,纠正秦朝的错误,沿袭周朝的封建制,分割天下,分封自己的子弟和功臣为诸侯王。但没有几年,为了平息诸侯国的叛乱便闻命奔赴镇压,以至连救死扶伤都来不及,汉高祖刘邦被围困在平城,被飞箭射伤,如此衰落不振达三代之久。后来由于谋臣献策,才分散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并由朝廷命官管理诸侯国。但是汉朝开始恢复封建制的时候,诸侯国和郡县各占一半疆域,那时只有反叛的诸侯国而没有反叛的郡县,秦朝郡县制的正确性也已经明白清楚了。继汉朝而称帝的,就是再过一百代,郡县制比封建制优越,也是可以知道的。

  唐兴,制州邑,立守宰,此其所以为宜也。然犹桀猾时起,虐害方域者,失不在于州而在于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唐朝建立以后,设置州县,任命州县的长官,这是它做得正确的地方。但还是有凶暴狡猾的人不时起来叛乱、侵州夺县的情况出现,过失不在于设置州县而在于藩镇拥有重兵,那时有反叛的藩镇将领而没有反叛的州县长官。郡县制的建立,确实是不能改变的。

  或者曰:“封建者,必私其土,子其人,适其俗,修其理,施化易也。守宰者,苟其心,思迁其秩而已,何能理乎?”余又非之。
  有的人说:“封建制的世袭君长,一定会把他管辖的地区当作自己的土地尽心治理,把他管辖的老百姓当作自己的儿女悉心爱护,使那里的风俗变好,把那里的政治治理好,这样施行教化就比较容易。郡县制的州县地方官,抱着得过且过的心理,一心只想升官罢了,怎么能把地方治理好呢?”我认为这种说法也是不对的。

  周之事迹,断可见矣:列侯骄盈,黩货事戎,大凡乱国多,理国寡,侯伯不得变其政,天子不得变其君,私土子人者,百不有一。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周朝的情况,毫无疑问地可以看清楚了:诸侯骄横,贪财好战,大致是政治混乱的国家多,治理得好的国家少。诸侯的霸主不能改变乱国的政治措施,天子无法撤换不称职的诸侯国的君主,真正爱惜土地爱护人民的诸侯,一百个中间也没有一个。造成这种弊病的原因在于封建制,不在于政治方面。周朝的情况就是如此。

  秦之事迹,亦断可见矣:有理人之制,而不委郡邑,是矣。有理人之臣,而不使守宰,是矣。郡邑不得正其制,守宰不得行其理。酷刑苦役,而万人侧目。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秦朝的情况,也完全可以看清楚了:朝廷有治理百姓的制度,而不让郡县专权,这是正确的;中央有管理政务的大臣,不让地方官自行其是,这也是正确的。但是郡县不能正确发挥郡县制的作用,郡守、县令不能很好地治理人民。残酷的刑罚、繁重的劳役,使万民怨恨。这种过失在于政治方面,不在于郡县制本身。秦朝的情况便是这样。

  汉兴,天子之政行于郡,不行于国,制其守宰,不制其侯王。侯王虽乱,不可变也,国人虽病,不可除也;及夫大逆不道,然后掩捕而迁之,勒兵而夷之耳。大逆未彰,奸利浚财,怙势作威,大刻于民者,无如之何,及夫郡邑,可谓理且安矣。何以言之?且汉知孟舒于田叔,得魏尚于冯唐,闻黄霸之明审,睹汲黯之简靖,拜之可也,复其位可也,卧而委之以辑一方可也。有罪得以黜,有能得以赏。朝拜而不道,夕斥之矣;夕受而不法,朝斥之矣。设使汉室尽城邑而侯王之,纵令其乱人,戚之而已。孟舒、魏尚之术莫得而施,黄霸、汲黯之化莫得而行;明谴而导之,拜受而退已违矣;下令而削之,缔交合从之谋周于同列,则相顾裂眦,勃然而起;幸而不起,则削其半,削其半,民犹瘁矣,曷若举而移之以全其人乎?汉事然也。
  汉朝建立的时候,天子的政令只能在郡县推行,不能在诸侯国推行;天子只能控制郡县长官,不能控制诸侯王。诸侯王尽管胡作非为,天子也不能撤换他们;侯王国的百姓尽管深受祸害,朝廷却无法解除他们的痛苦。只是等到诸侯王叛乱造反,才把他们逮捕、流放或率兵讨伐、以至灭掉他们。当他们的罪恶尚未充分暴露的时候,尽管他们非法牟利搜刮钱财,依仗权势作威作福,给百姓造成严重的伤害,朝廷也不能对他们怎么样。至于郡县,可以说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了。根据什么这样讲呢?汉文帝从田叔那里了解到孟舒,从冯唐那里了解到魏尚,汉宣帝听说黄霸执法明察审慎,汉武帝看到汲黯为政简约清静,那么就可以任命黄霸做官,可以恢复孟舒、魏尚原来的官职,甚至可以让汲黯躺着任职,委任他只凭威望去安抚一个地区。官吏犯了罪可以罢免,有才干可以奖赏。早上任命的官吏,如果发现他不行正道,晚上就可以撤了他;晚上接受任命的官吏,如果发现他违法乱纪,第二天早上就可以罢免他。假使汉王朝把城邑全部都分割给侯王,即使他们危害人民,也只好对它发愁罢了。孟舒、魏尚的治理方法不能施行,黄霸、汲黯的教化无法推行。如果公开谴责并劝导这些侯王,他们当面接受,但转过身去就违反了;如果下令削减他们的封地,互相串通联合行动的阴谋就会遍及侯王各国之间,那么大家都怒眼圆睁,气势汹汹地反叛朝廷。万一他们不起来闹事,就削减他们的一半封地,即使削减一半,百姓还是受害了,何不把诸侯王完全废除掉来保全那里的人民呢?汉朝的情况就是这样。

  今国家尽制郡邑,连置守宰,其不可变也固矣。善制兵,谨择守,则理平矣。
  今天国家完全实行郡县制,不断地任命郡县长官,这种情况是肯定不能改变了。只要好好地控制军队,慎重地选择地方官吏,那么政局就会安定了。

  或者又曰:“夏、商、周、汉封建而延,秦郡邑而促。”尤非所谓知理者也。
  有人又说:“夏、商、周、汉四代实行封建制,他们统治的时间都很长久,而秦朝实行郡县制,统治的时间却很短。”这更是不懂得治理国家的人说的话。

  魏之承汉也,封爵犹建;晋之承魏也,因循不革;而二姓陵替,不闻延祚。今矫而变之,垂二百祀,大业弥固,何系于诸侯哉?
  魏继承汉朝,分封贵族的爵位仍然实行封建制;西晋继承魏,因袭旧制不加改变,但魏和晋都很快就衰亡了,没听说有国运长久的。唐朝纠正魏晋的过失改变了制度,享国已近二百年,国家基业更加巩固,这与分封诸侯又有什么关系呢?

  或者又以为:“殷、周,圣王也,而不革其制,固不当复议也。”是大不然。
  有人又认为:“治理商、周二代的是圣明的君王啊,他们都没有改变封建制,那么,本来就不应当再议论这件事了。”这种说法大大的不对。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尽臣畜于我也。然而公天下之端自秦始。
  商、周二代没有废除封建制,是不得已的。因为当时归附商朝的诸侯有三千个,商朝靠了他们的力量才灭掉了夏,所以商汤就不能废除他们;归附周朝的诸侯有八百个,周朝凭借他们的力量才战胜了商朝,所以周武王也不能废弃他们。沿用它来求得安定,因袭它来作为习俗,这就是商汤、周武王不得不这样做的原因。他们是不得已的,并不是什么大公无私的美德,而是有私心,是要使诸侯为自己出力,并保卫自己的子孙。秦朝用废除分封诸侯的办法来作为制度,是最大的公;它的动机是为私的,是皇帝想要巩固个人的权威,使天下的人都臣服于自己。但是废除分封,以天下为公,却是从秦朝开始的。

  夫天下之道,理安斯得人者也。使贤者居上,不肖者居下,而后可以理安。今夫封建者,继世而理;继世而理者,上果贤乎,下果不肖乎?则生人之理乱未可知也。将欲利其社稷以一其人之视听,则又有世大夫世食禄邑,以尽其封略,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
  至于天下的常理,是治理得好、政局安定,这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使贤明的人居上位,不肖的人居下位,然后才会清明安定。封建制的君长,是一代继承一代地统治下去的。这种世袭的统治者,居上位的果真贤明吗?居下位的真的不肖吗?这样,人民究竟是得到太平还是遭遇祸乱,就无法知道了。如果想要对国家有利而统一人民的思想,而同时又有世袭大夫世世代代统治他们的封地,占尽了诸侯国的全部国土,即使有圣人贤人生在那个时代,也会没有立足之地,这种后果就是封建制造成的。难道是圣人的制度要使事情坏到这种地步吗?所以我说:“这不是圣人的本意,而是形势发展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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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湖亭

:
轻舸迎上客,悠悠湖上来。
当轩对尊酒,四面芙蓉开。(一作 对樽酒)

轻舸迎上客,悠悠湖上来。
乘坐着轻便的小船迎接贵客,小船在湖上悠悠的前行。

当轩对尊酒,四面芙蓉开。(一作 对樽酒)
宾主围坐临湖亭中开怀畅饮,四周一片盛开的莲花。

参考资料:

1、 周蒙,冯宇主编.全唐诗广选新注集评 2: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08:第547页

轻舸(gě)迎上客,悠悠湖上来。
轻舸:轻便的小船。吴楚江湘一带方言,称船为舸。 上客。尊贵的客人。

当轩对尊(zūn)酒,四面芙蓉开。(一作 对樽酒)
芙蓉:此指荷花,即水芙蓉。当轩。临窗。轷。有窗的长廊。樽:盛酒的器具。

参考资料:

1、 周蒙,冯宇主编.全唐诗广选新注集评 2: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08:第547页
轻舸迎上客,悠悠湖上来。
当轩对尊酒,四面芙蓉开。(一作 对樽酒)

  诗人王维在亭子里等待、迎接贵宾,轻舸在湖上悠然驶来。宾主围坐临湖亭开怀畅饮,窗外就是一片盛开的莲花。诗歌将美景、鲜花、醇酒和闲情巧妙地融于一体,在自然中寄深意,与质朴中见情趣,娟秀飘逸的意境,令人陶醉。

  此诗颇同《山居秋瞑》“竹喧”“莲动”之意。然“竹喧”“莲动”是从他人着笔,而此诗则是自我抒怀。与“上客”挚友相约湖上一游,良辰、美景、高朋,人生之快哉莫过如此。诗中最为精彩处乃最后一句,此本为唐诗小绝句之惯例,喜以收束处点缀二三意象,以达言尽无穷之效。技法众人皆,唯如何遣词造句则有凡圣之异。“四面”显景色之开阔以见心境之敞亮。芙蓉之嫣然,映衬游客之欢颜。诗人轻松欢快之情韵传播于辞章,使小诗亦随之简明单纯,无甚深意揣摩,只以清新自然得一时之欢然欣悦。

  此类风调甚似孟襄阳之作,世以“王孟”并称,即多着意于此。襄阳思虑单纯,酣然以乐,无幽思而多甜美。心田得此滋润,无须深意仍能回味萦怀。稍有不同处,襄阳乐之欢畅,故而兴高而采烈。摩诘思虑深沉,难得有此闲淡。因此心性,而淡然以欢并无神采飞扬之色。襄阳亦是“开轩面场圃”,但末尾仍不忘叮咛“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可见其兴致之高昂。而摩诘只一“四面芙蓉开”,点到为止,幽喜意俱在无言之中。

参考资料:

1、 (唐)王维著;李俊标疏解.王维诗选:中州古籍出版社,2012.12: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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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西山隐者不遇

:
绝顶一茅茨,直上三十里。
扣关无僮仆,窥室唯案几。
若非巾柴车,应是钓秋水。
差池不相见,黾勉空仰止。
草色新雨中,松声晚窗里。
及兹契幽绝,自足荡心耳。
虽无宾主意,颇得清净理。
兴尽方下山,何必待之子。

绝顶一茅茨,直上三十里。
高高的山顶上有一座茅屋,从山下走上去足有三十里。

扣关无僮仆,窥室唯案几。
轻扣柴门竟无童仆回问声,窥看室内只有桌案和茶几。

若非巾柴车,应是钓秋水。
主人不是驾着巾柴车外出,一定是到秋水碧潭去钓鱼

差池不相见,黾勉空仰止。
错过了时机不能与他见面,空负了殷勤仰慕一片心意。

草色新雨中,松声晚窗里。
新雨中草色多么青翠葱绿,晚风将松涛声送进窗户里。

及兹契幽绝,自足荡心耳。
这清幽境地很合我的雅兴,足可以把身心和耳目荡涤。

虽无宾主意,颇得清净理。
我虽然还没有和主人交谈,却已经领悟到清净的道理。

兴尽方下山,何必待之子。
玩到兴尽就满意地下山去,何必非要和这位隐者相聚。

绝顶一茅茨,直上三十里。
茅茨:茅屋。

扣关无僮(tóng)仆,窥(kuī)室唯案几。
扣关:敲门。僮仆:指书童。唯案几:只有桌椅茶几,表明居室简陋。

若非巾柴车,应是钓秋水。

巾柴车:指乘小车出游。钓秋水:到秋水潭垂钓。

差池不相见,黾(mǐn)勉空仰止。
差池:原为参差不齐,这里指此来彼往而错过。黾勉:勉力,尽力。仰止:仰望,仰慕。

草色新雨中,松声晚窗里。
“草色”二句:这是诗人经过观察后亦真亦幻地描写隐者居所的环境。

及兹契幽绝,自足荡心耳。
及兹:来此。契:惬意。荡心耳,涤荡心胸和耳目。一本无此二句。

虽无宾主意,颇(pō)得清净理。
“虽无”二句:意谓虽没有受到主人待客的厚意,却悟得了修养身心的真理。

兴尽方下山,何必待之子。
兴尽:典出《世说新语》晋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之子:这个人,这里指隐者。一作“夫子”。

绝顶一茅茨,直上三十里。
扣关无僮仆,窥室唯案几。
若非巾柴车,应是钓秋水。
差池不相见,黾勉空仰止。
草色新雨中,松声晚窗里。
及兹契幽绝,自足荡心耳。
虽无宾主意,颇得清净理。
兴尽方下山,何必待之子。

  这是一首描写隐逸高趣的诗。诗以“寻西山隐者不遇”为题,到山中专程去寻访隐者,当然是出于对这位隐者的友情或景仰了,而竟然“不遇”,按照常理,这一定会使访者产生无限失望、惆怅之情。但却出人意料之外,这首诗虽写“不遇”,却偏偏把隐者的生活和性格表现得历历在目;却又借题“不遇”,而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自己的幽情雅趣和旷达的胸怀,似乎比相遇了更有收获,更为心满意足。正是由于这一立意的新颖,而使这首诗变得有很强的新鲜感。

  诗是从所要寻访的这位隐者的栖身之所写起的。开首两句写隐者独居于深山绝顶之上的“一茅茨”之中,离山下有“三十里”之遥。这两句似在叙事,但实际上意在写这位隐者的远离尘嚣之心,兼写寻访者的不惮艰劳、殷勤远访之意。“直上”二字,与首句“绝顶”相照应,点出了山势的陡峭高峻,也暗示出寻访者攀登之劳。三、四两句,写到门不遇,叩关无僮仆应承,窥室只见几案,杳无人踪。紧接着下两句是写寻访者停在户前的踟蹰想象之词:主人既然不在,到哪儿去了呢?若不是乘着柴车出游,必是临渊垂钓去了吧?乘柴车出游,到水边垂钓,正是一般隐逸之士闲适雅趣的生活。这里不是正面去写,而是借寻访者的推断写出,比直接对隐者的生活做铺排描写反觉灵活有致。“差池不相见,黾勉空仰止”,远路相寻,差池不见,空负了一片景仰之情,失望之心不能没有。但诗写至此,却突然宕了开去,“草色新雨中,松声晚窗里。及兹契幽绝,自足荡心耳。虽无宾主意,颇得清净理”,由访人而变成问景,由失望而变得满足,由景仰隐者,而变得自己来领略隐者的情趣和生活,谁也不能说作者这次跋涉是入宝山而空返。“兴尽方下山,何必待之子”,结句暗用了著名的晋王子猷雪夜访戴的故事。故事出于《世说新语·任诞篇》,记王子猷居山阴,逢雪夜,忽忆起隐居在剡溪的好友戴安道,便立时登舟往访,经夜始至,及至门口又即便返回,人问其故,王子猷回答说:“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诗人采用了这一典故,来自抒旷怀。访友而意不在友,在于满足自己的佳趣雅兴。读诗至此,读者似乎遇到了一位绝不亚于隐者的高士。诗人访隐居友人,期遇而未遇;读者由诗人的未遇中,却不期遇而遇──遇到了一位胸怀旷达,习静喜幽,任性所之的高雅之士。而诗人在这首诗中所要表达的,也正是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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