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乌江亭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这首小诗的前两句是说，胜败这种事是兵家难以预料的事，但是能够忍受失败和耻辱才是男儿。

　　首句直截了当的指出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一普通常识，并暗示关键在于如何对待的问题，为以下做好铺垫。“事不期”，是说胜败的事，不能预料。此句强调指出只有“包羞忍辱”，才是“男儿”。项羽遭到挫折便灰心丧气，含羞自刎，怎么算得上真正的“男儿”呢？“男儿”二字，令人联想到自诩为力能拔山，气可盖世的西楚霸王，直到临死，还未找到自己失败的原因，只是归咎于“时不利”而羞愤自杀，实在有愧于他的“英雄”称号。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小诗的后两句是说，江东的子弟大多是才能出众的人，如项羽愿返江东可能卷土重来。

　　第三句“江东子弟多才俊”，是对亭长建议“江东虽小，地方千里，众数十万人，亦足王也”的艺术概括。人们历来欣赏“无面见江东父老”一语，认为表现了他的气节。其实这恰好反映了他的刚愎自用，听不进亭长的忠言。他错过了韩信，气死了范增，确是愚蠢得可笑。然而在这最后关头，如果他能面对现实，“包羞忍耻”，采纳忠言，重返江东，再整旗鼓，则胜负之数，或未易量。这就又落脚到了末句。

　　“卷土重来未可知”，是全诗最得力的句子。它的意思是说，如果能做到这样，还是大有可为的；可惜的是项羽却不肯放下架子而自刎了。这样就为上面一、二句提供了有力的依据。而这样急转直下，一气呵成，令人想见“江东子弟”“卷土从来”的情状，是颇有气势的。同时在惋惜、批评、讽刺之余，又表明了“败不馁”的道理，也是很有积极意义的。

　　此诗与《赤壁》诗一样，议论战争成败之理，提出自己对历史上已有结局的战争的假设性推想。首句言胜败乃兵家常事。次句批评项羽胸襟不够宽广，缺乏大将气度。三四句设想项羽假如回江东重整旗鼓，说不定就可以卷土重来。这句有对项羽负气自刎的惋惜，但主要的意思却是批评他不善于把握机遇，不善于听取别人的建议，不善于得人、用人。司马迁曾以史家眼光批评项羽“天亡我，非战之罪”的执迷不悟。杜牧则以兵家的眼光论成败由人之理。二人都注重人事，但司马迁是总结已然之教训，强调其必败之原因；杜牧则是假想未然之机会，强调兵家须有远见卓识和不屈不挠的意志。

　　议论不落传统窠臼，是杜牧咏史诗的特色。诸如“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赤壁》），“南军不袒左边袖，四老安刘是灭刘”（《题商山四皓庙》），都是反说其事，笔调都与这首类似。人们之所以喜欢这些诗，是因为他标新立异，也说明历史是复杂的，从多维的角度来看，有许多所谓定论是值得商榷的。宋人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谓这首诗：“好异而畔于理。······项羽以八千人渡江，败亡之余，无一还者，其失人心为甚，谁肯复附之？其不能卷土从来，决矣。”其实从历史的观点来看，胡氏的指责不为无由。人们之所以喜欢这首诗，主要是这首诗借题发挥，宣扬百折不饶的精神，是可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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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诗通过人们在玄都观看花的事，含蓄地讽刺了当时掌管朝廷大权的新官僚。第一、二句写人们去玄都观看花的情景，展示出大道上人欢马叫、川流不息的热闹场面，看花回来的人们“无人不道”花的艳丽，呈现出心满意足的神态；第三、四句表面上写玄都观里如此众多艳丽的桃花，自己十年前在长安的时候还根本没有，离别长安十年后新栽的桃树长大开花了，实则是讽刺当时权贵的。此篇诗语讥忿，触怒当权者，作者因此又遭贬逐。

　　这首诗表面上是描写人们去玄都观看桃花的情景，骨子里却是讽刺当时权贵的。从表面上看，前两句是写看花的盛况，人物众多，来往繁忙，而为了要突出这些现象，就先从描绘京城的道路着笔。一路上草木葱茏，尘土飞扬，衬托出了大道上人马喧阗、川流不息的盛况。写看花，又不写去而只写回，并以“无人不道”四字来形容人们看花以后归途中的满足心情和愉快神态，则桃花之繁荣美好，不用直接赞以一词了。

　　它不写花本身之动人，而只写看花的人为花所动，真是又巧妙又简练。后两句由物及人，关合到自己的境遇。玄都观里这些如此吸引人的、如此众多的桃花，自己十年前在长安的时候，根本还没有。去国十年，后栽的桃树都长大了，并且开花了，因此，回到京城，看到的又是另外一番春色，真是“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了。

　　再就此诗骨子里面的，即其所寄托的意思来看，则千树桃花，也就是十年以来由于投机取巧而在政治上愈来愈得意的新贵，而看花的人，则是那些趋炎附势、攀高结贵之徒。他们为了富贵利禄，奔走权门，就如同在紫陌红尘之中，赶着热闹去看桃花一样。

　　结句指出：这些似乎了不起的新贵们，也不过是自己被排挤出外以后被提拔起来的罢了。他这种轻蔑和讽刺是有力量的，辛辣的，使他的政敌感到非常难受。所以此诗一出，作者及其战友们便立即受到打击报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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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问谏议大夫阳城于愈，可以为有道之士乎哉?学广而闻多，不求闻于人也。行古人之道，居于晋之鄙。晋之鄙人，熏其德而善良者几千人。大臣闻而荐之，天子以为谏议大夫。人皆以为华，阳子不色喜。居于位五年矣，视其德，如在野，彼岂以富贵移易其心哉？

　　愈应之曰：是《易》所谓恒其德贞，而夫子凶者也。恶得为有道之士乎哉?在《易·蛊》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则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亦以所居之时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蛊》之“上九”，居无用之地，而致匪躬之节；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则冒进之患生，旷官之刺兴。志不可则，而尤不终无也。今阳子在位，不为不久矣；闻天下之得失，不为不熟矣；天子待之，不为不加矣。而未尝一言及于政。视政之得失，若越人视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于其心。问其官，则曰谏议也；问其禄，则曰下大夫之秩秩也；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且吾闻之：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今阳子以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与不得其言而不去，无一可者也。阳子将为禄仕乎?古之人有云：“仕不为贫，而有时乎为贫。”谓禄仕者也。宜乎辞尊而居卑，辞富而居贫，若抱关击柝者可也。盖孔子尝为委吏矣，尝为乘田矣，亦不敢旷其职，必曰“会计当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阳子之秩禄，不为卑且贫，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乎哉?

　　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阳子恶讪上者，恶为人臣招其君之过而以为名者。故虽谏且议，使人不得而知焉。《书》曰：“尔有嘉谟嘉猷，则人告尔后于内，尔乃顺之于外，曰：斯谟斯猷，惟我后之德”若阳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应之曰：若阳子之用心如此，滋所谓惑者矣。入则谏其君，出不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夫阳子，本以布衣隐于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谊，擢在此位，官以谏为名，诚宜有以奉其职，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流之美。庶岩穴之士，闻而慕之，束带结发，愿进于阙下，而伸其辞说，致吾君于尧舜，熙鸿号于无穷也。若《书》所谓，则大臣宰相之事，非阳子之所宜行也。且阳子之心，将使君人者恶闻其过乎?是启之也。

　　或曰：阳子之不求闻而人闻之，不求用而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变，何子过之深也?愈曰：自古圣人贤士，皆非有求于闻用也。闵其时之不平，人之不义，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故禹过家门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圣一贤者，岂不知自安佚之为乐哉诚畏天命而悲人穷也。夫天授人以贤圣才能，岂使自有余而已，诚欲以补其不足者也。耳目之于身也，耳司闻而目司见，听其是非，视其险易，然后身得安焉。圣贤者，时人之耳目也；时人者，圣贤之身也。且阳子之不贤，则将役于贤以奉其上矣；若果贤，则固畏天命而闵人穷也。恶得以自暇逸乎哉?

　　或曰：吾闻君子不欲加诸人，而恶讦以为直者。若吾子之论，直则直矣，无乃伤于德而费于辞乎?好尽言以招人过，国武子之所以见杀于齐也，吾子其亦闻乎?愈曰：君子居其位，则思死其官。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我将以明道也，非以为直而加入也。且国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尽言于乱国，是以见杀。《传》曰：“惟善人能受尽言。”谓其闻而能改之也。子告我曰：“阳子可以为有之士也。”今虽不能及已，阳子将不得为善人乎哉?

　　《争臣论》针对德宗时谏议大夫阳城，不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身为谏官却不问政事得失的不良表现，用问答的形式，对阳城的为人和行事进行直截了当的批评，指出为官者应当认真对待自己的官职，忠于职守，不能敷衍塞责，得过且过。由于文章有的放矢，确实也使阳城改变了自己的作风，此乃后话。《争臣论》又作《诤臣论》。

　　《争臣论》在写法上采取问答的形式。首先由对方发问，提出阳城是“有道之士”的看法，并且阐述其理由。尽管是发问，实际上是希望得到韩愈的认可。这就迫使韩愈不能不就什么是“有道之士”，什么是“争臣”作一番论证。这第一轮辩论之后，对方其实已经势屈。势屈而不服，只有用狡辩的方式来应战了。认为阳城不是不谏议，而是不愿让君主负恶名，所以他虽有谏诤而外人不知。这个狡辩应该说是很难反驳的，因为在古代君主是神圣的，臣子确有不愿让君担恶名而匿其谏诤之迹，所谓朝回焚谏草，是为世俗传为美谈。论者企图以此而使韩愈语塞。但韩愈禀承的是原始儒家的政治原则，并不像一般人那样，把君主看得那样神圣。谏官之设，其前提就是君主会犯错误，所以作为谏官而隐瞒君主犯错误的事实，久而久之，就会使君主真以为自己是永远英明正确的。这种行为，其危害是显而易见的。阳城如果真像论者所说的那样，难道他是为了有意地让君主养成“恶闻其过”的危险习惯吗?第二轮辩论后，胜负已成定局。但对方仍然可笑地负隅顽抗，甚至到最后提出了与开始的观点完全相矛盾的理由，企图让韩愈最后收回对阳城的批评，但这只能使自己越来越失去道义的立场。全文的整个论辩设计，确实颇为精彩。

　　历史的事实是，阳城在后来陆贽遭贬官时曾经力谏，这说明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谏官。但他一开始任谏官五年不言事，确是不对。

　　第一、二两句写绥州城的自然状况。“雕阴”句描绘了边地荒凉。眼前是一片广漠的灰黄——黄土高原伸展到天边。这里树木不长，水土严重流失，到处是塬、峁、沟、壑，连水也不能畅流。原野多树，此地却“无”；水易流淌，这里却“难”。一“无”、一“难”，写尽了边地的荒凉、环境的艰苦。“雉堞”句写边防的严酷。在一望无垠的黄土高原上，蜿蜒的城墙高耸天际。“连云”，写空间；“古”写时间。这句时空跨度极大，故蕴蓄丰厚，寓意深刻。以上两句从静的角度来写，用笔粗犷简括。说明了诗人是从从时、空两方面拓展了深邃的意境。

　　第三、四两句写诗人形象、夜雨驼铃与倚楼怀乡。诗人的形象是独倚高楼、引颈远望。“带雨”从动的角度写景，笔触转而工致。“望乡孤客”既点明诗人的身份处境，又表现了他的动作行为。诗人的目的是“望乡”，时已届晚，没有望到故乡，却望见烟雨迷蒙的远方戍兵的身影，以及驼铃声中的骆驼在缓缓跋涉。给荒凉的旷野增添许多凄凉况味，充满鲜明的边地特色。同时也更加暗示出诗人所在之地与家乡距离的遥远，突出了“孤客”之“孤”。

　　第五、六两句是诗人所展开的联想。诗人望着眼前的路，引起内心的联想：这条连通内地边塞的路自古以来就一直存在着，汉元帝昭君出塞时走的就是这条路，她之后被曹操以匈奴赎归回汉时走的也是这条路。这两个历史人物一向被视为背井离乡、沦落不偶的典型，在这里诗人也有将他们引以自况的意思在内。自己到处漂泊，前途茫茫，这种处境同当年的王昭君、蔡琰也有某种相似。即使以后倘或出现文姬归汉式的转机，个人也会两鬓斑白，垂垂老矣了，诗人借历史人物委婉的传达出自己的心曲，可谓别开生面。

　　第七、八两句，写对边患的感慨，以景语出之。单于，曲名。属唐大角曲。单于又是匈奴的最高首领，故亦有相关义。边月如钩，月色凄冷，《单于》一曲，在夜空回荡，引起“孤客”对边患的联想，暮色中蓦地升起了报警的烽火，结句摇曳生姿，感慨蕴蓄在写景之中，神味飞逸于语言之外。“扶苏城上月如钩”一句诗还包含有许多意蕴，可看出诗人还意有未尽，但诗却戛然而止，给人以含不尽之意于言外的感觉。

　　这首诗对边地景物的描写渲染笔酣墨饱，淋漓尽致。无树无水、雉堞连云、鸣驼远戍、单于烽烟，都是诗人眼中望到的边塞景象。这些景象又被迷离的晚雨和朦胧的月光所笼罩，将分散的景物组接融和在一起，构成统一的格调氛围。这一切既是诗人眼中之景，又是诗人身处之境，情由境生，境真情切，透过诗人对绥州景物的描写，表现他郁塞悲苦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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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松汀驿只是太湖东岸边上的一个供人宿食及停车置马的小旅店，但却美景无限，可见太湖的美名绝非虚传。太湖古称震泽、笠泽、五湖，面积古称三万六千顷。因为水秀山明，湖中水产丰富，所以开发得很早，在春秋时代就是吴王夫差打猎游憩的地方。

　　此诗前六句描写了山色、水光、东海日出、白浪涛声，以及山间险峻的羊肠小道，用江南水乡的特有景物构成了一幅气象壮阔、风光明丽的风景画。结尾二句意义不甚可解。唐汝询解云：“因想世人皆以五湖为隐士栖逸之所，殊不知古时之遗逸，乃有不居五湖而在此中者。其意必有所指，地既无考，人亦宜阙。”因此他就说结句有含蓄，实则含蓄些什么，他自己也说不出。吴昌祺在《删订唐诗解》中删去了唐汝询的解释，批云：“其驿或在吴越间，故望五湖而意其有逸民。”后来屈复却说：“言高原小径，既通人烟，则遗逸斯在，而那知其不然也。”三家对结句的体会，都不相同。因为“那知”和“不在”的关系很不清楚。唐解“那知”为“岂知”，意为：岂知旧时隐士，不在五湖而在此地。吴解“那知”为“安知”，意为：怎么知道旧时的隐士不会在这五湖中呢？屈解“那知”亦为“岂知”，但是作肯定语气。施蛰存则认为，这里的“旧遗逸”指旧时隐士，可能就是范蠡。他把最后两句的意思理解为：但恨如今的五湖中，已无范蠡可追随。这末二句是从前面“人烟小径通”的进一步联想而来。“五湖遗逸”是整幅风景画的一个构成部分。前六句是实写，后二句是虚写，虚实结合，给此诗带来了想象的空间和余味，而避免了板滞之嫌。

　　题目“松汀驿”，从来没有人加注，不知在什么地方。唐汝询云：“驿之所在未详，疑必依枕山陵，襟带江海。其高原险绝，则为鸟道；其小径幽僻，则通人烟。斯固隐沦之所藏乎？”唐汝询、吴昌祺都是松江人，却不敢设想这个“松汀驿”乃是“松江驿”之误。在题咏旅途的唐诗中，没有见过第二个“松汀驿”，而“松江驿”却是常见的。许浑、窦巩都有题松江驿诗。由吴入越，舟行必取道松江。松江驿在太湖之东，故诗云“苍茫泽国东”。这个江字，大约很早已误成汀字，故各本都作松汀，而无法在地理书中找到作注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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