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僧明惠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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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诗以民歌形式，三章六句分述三个并不相关的内容，通过对比手法讽刺时局，矛头直指最高统治阶级，鞭笞了皇帝的种种罪行，道出了人民的强烈呼声。

　　《捕渔谣》共三章六句，分述三个并不相关的内容，用两种方式组合：一是不同内容的排比，拓宽外延；二是同一内容的对比，深化内涵，并集中在一个焦点（主题）曝光。丰茸其辞而凝炼其意，正是民间歌谣的普遍特色。远者汉桓灵时童谣：“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黾。”近者如民歌：“种田郎，吃米糠；纺织娘，没衣裳；卖盐的老婆喝淡汤，编凉席的睡光床。”其语虽浅显，事虽明了，作者仅仅作客观叙写，不加褒贬，而事实提供的强烈对比，却表达了深刻的思想内容与鲜明的憎爱态度。

　　进一步考察，《捕渔谣》所列举三端，非同泛泛。首句写农桑为立国之本，废于征战；人才为兴邦之道，囿于偏见；夫妇为人伦之先，乱由上作。天子所好虽不过尔尔，其影响却至巨至大。诚如司马迁言：“其称文小，而所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屈原列传》）即以冯唐而论，冯唐向以不遇于时作为典故人物流传，在汉时尚数次有人举荐，如今竟至于荐引无人，可悲可叹。曹邺对晚唐社会的病态症结作了深刻揭露，既具有针对的时事性，又有深厚的历史感。

　　至于题作《捕渔谣》，而诗却无相关内容，或以为怪异。盖民歌民谣向有特殊调名，如近世“杨柳青”“马灯调”“莲花落”“无锡景”可以推知；起先可能抒写直接内容，后来渐渐失去联系。水路山歌，渔夫樵子，“牧笛无心信口吹”，只取其自由洒脱。文人词原亦由民间词发展而来。其词调最初大抵有来历，尔后创作渐多，遂与内容分离；犹如时新名酒仍以百年老窖陈酿作商标，示其古朴醇正而已。顺便再说一说章法，前两章如正形方阵，纵横悉成对衬；第三章奇数陡起，便觉欹兀，戛然而止，锐其锋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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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燕虽微渺，乘春亦暂来。
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
绣户时双入，华堂日几回。
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

　　《归燕诗》是一首咏物诗，所咏的是将要归去的燕子，但诗人并没有工细地描绘燕子的体态和风神，而是叙述与议论多于精工细雕的刻画，是一首妙用比兴、寓意深长的诗。

　　首联“海燕虽微眇，乘春亦暂来”，从海燕“微眇”写起。诗人作为唐玄宗开元年间的名相，是以直言敢谏著称的，因而遭到李林甫等毁谤，从此以后，玄宗渐渐疏远张九龄，在开元二十四年那年被罢相。诗人在此借“海燕”之“微眇”来隐喻自己微贱之身，暗含着自己不像李林甫那样出身华贵。对句“乘春亦暂来”，这一句承上“海燕”而来，表面是说，海燕乘着春天的美好时光而来，即使时间不长但也来了。诗人借燕子的春来秋去来暗示自己在圣明的时代暂时来朝廷做官。一个“暂”字，不仅说燕子也已经来了，同时也暗示了自己来朝为官时间不长。这一联，诗人通过景物的描写，寓情于景，抒发了自己为民做事，忠于朝廷的情怀。

　　颔联“岂知泥滓贱，只见玉堂开”。这一联承上联想“燕子”而来。出句“岂知泥滓贱”中，“泥滓贱”喻指李林甫之类的小人。燕子衔泥筑巢，而不知“泥滓”之贱。这里，诗人借此暗示自己对李林甫这样的小人还认识是不太清楚。一个“贱”字，不但写出了李林甫这样的卑微，也表现出诗人对李林甫之流的厌恶。出句“只见玉堂开”，这里，诗人以燕子出入“玉堂”之中，衔泥作窠的辛苦，比喻自己在朝廷为相而日夜辛劳之状。诗人以物喻人，不但形象生动，而且含蓄蕴藉，不但引起读者的思考，而且也给读者以审美想象的空间。

　　颈联“绣户时双入，华堂日几回”，这一联紧承颔联中的“玉堂开”而来。在对偶中，具体表现出自己为朝廷效忠和大度的胸襟。诗句中的“绣户”、“华堂”和前面的“玉堂”都是隐喻朝廷。“双”即指诗人和李林甫两人。“时双入”即每天双双（指诗人和李林甫）进入朝廷。这里，诗人表现了自己没有把李林甫当成有敌意的人，从而表现出诗人为了朝廷而忘记个人的私事，也表现出诗人为朝廷、为国家而所具有的开阔心胸。出句“华堂日几回”中的“日几回”即每天进出几次。这里，诗人通过数量词表明了工作的繁忙景象——来去匆匆，更表现出对朝廷忠心耿耿。

　　尾联“无心与物竞，鹰隼莫相猜”，这一联集中表现出诗人对朝廷的忠诚而忘却自己之情。出句“无心与物竞”，意思是说，我没有心思和精力与外物竞争，实际上表明了诗人尽心工作，为朝廷效力。末句“鹰隼莫相猜”，这里，诗人表面写的“猛禽”，实则是诗人在告诫李林甫之流，我无心与你争权夺利，不必猜忌，更不必中伤（也许哪天我要退隐了）。那时候，朝廷大权已经落在李林甫手中，张九龄自知不可能有所作为，不得不退让，但心中不无牢骚和感慨。这正如唐代诗人刘禹锡在《吊张曲江序》中称张九龄被贬之后说：“有拘囚之思，托讽禽鸟，寄词草树，郁郁然与骚人同风。”可见，诗人张九龄在面对强敌对手时，清醒与明智，也看出张九龄在文学创作中的巧妙——以物喻人，含蓄蕴藉。

　　这首律诗对仗工整，语言朴素，风格清淡，如“轻缣素练”（张说评张九龄语）一般。它名为咏物，实乃抒怀，既写燕，又写人，句句不离燕子，却又是张九龄的自我写照。作者的艺术匠心，主要就表现在他选择了最能模写自己的形象的外物——燕子。句句诗不离燕子，但又不黏于燕子，达到不即不离的艺术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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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元（713-741）后期，唐玄宗沉溺声色，奸佞专权，朝政日趋黑暗。为了规劝玄宗励精图治，张九龄曾撰《千秋金镜录》一部，专门论述前代治乱兴亡的历史教训，并将它作为对皇帝生日的寿礼进献给玄宗。唐玄宗心中不悦，加李林甫的谗谤、排挤，张九龄终于被贬为荆州长史。遭贬后，他曾作《感遇十二首》，运用比兴手法，表现其坚贞清高的品德，抒发自己遭受排挤的忧思。此篇为其第一首。

　　诗一开始，用整齐的偶句，突出了两种高雅的植物——春兰与秋桂。屈原《九歌·礼魂》中，有“春兰兮秋菊，长无绝兮终古”句。张九龄是广东曲江人，其地多桂，即景生情，就地取材，把秋菊换成了秋桂，师古而不泥古。兰桂对举，兰举其叶，桂举其花，这是由于对偶句的关系，互文以见义，其实是各各兼包花叶，概指全株。兰用葳蕤来形容，具有茂盛而兼纷披的意思，“葳蕤”两字点出兰草迎春勃发，具有无限的生机。桂用皎洁来形容，桂叶深绿，桂花嫩黄，相映之下，自然有皎明洁净的感觉。“皎洁”两字，精炼简要地点出了秋桂清雅的特征。

　　诗的前四句说兰、桂这些“草木君子”只要逢时就会欣欣向荣，生机盎然。兰叶在春风吹拂下“葳蕤”繁茂，桂花在仲秋明月的辉映下更显“皎洁”秀丽。春兰秋桂生意勃发，也给季节带来了荣耀，春、秋因兰、桂而成为美好的季节。这里既包含了朴素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说明了时势造英雄，英雄壮时势的客观辩证法；也表达了真正的贤人志士只有在政治开明的时代才能施展自己的才华抱负的思想，流露了自己对重新“遇时”的渴望。

　　诗的后四句从春兰秋桂芳香袭人的社会效果来委婉地说明自己行芳志洁并非为了求人赏识，以博取高名；象春兰秋桂的香气一样，它博得山林隐士的喜爱，只是客观效果而已；实际上，兰、桂散发芳香并非有意希求人们来折取它，欣赏它，而是纯粹出于它们的本性。“谁知”两字对兰桂来说，大有出乎意料之外的感觉。美人由于闻到了兰桂的芬香，因而发生了爱慕之情。“坐”，犹深也，殊也。表示爱慕之深。诗从无人到有人，是一个突转，诗情也因之而起波澜。“闻风”二字本于《孟子·尽心篇》，其中说：“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也。”张九龄就把这章中的“闻风”毫不费力地拉来用了，用得这样恰如其分，用得这样自然，用得这样使读者毫不觉得他在用典故，这也是值得一提的。“何求”二字用得斩截有力，它淋漓尽致地将诗人不肯廉价赢得美名的清高志趣给表现出来了。

　　这首诗以兰、桂自况，借兰桂之芳香比喻自己的高志美德，使人感到贴切自然，蕴含深厚，耐人寻味。

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语不涉难，已不堪忧。
是有真宰，与之沉浮。
如渌满酒，花时返秋。
悠悠空尘，忽忽海沤。
浅深聚散，万取一收。

　　唐代是中国诗歌文化发展的巅峰，不论是从诗人规模还是作品质量上，再没有哪个时期能望其项背。这一时期，诗歌理论发展也达到了一个巅峰，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便是其中的代表作，这部着重探讨诗歌美学问题的理论著作也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经典名篇。

　　《含蓄》一则是《二十四诗品》的第十一品，是全书最具文采的篇章之一，向来为人所称道。既名曰“含蓄”，下笔就不能太露骨，提出要“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作诗也好，行文也罢，神韵首先是摆在第一位的，就是要让读者品出“韵外之致”和“味外之旨”来。紧接着，为具体阐述这种思想，作者首先举了个例子，“语不涉难，已不堪忧”：在措辞上没有苦大仇深的句子，但蕴含在字间的忧患就足以让人唏嘘不已，以文已尽而意有余，回味无穷为上。

　　第二段是在第一段基础上的递进，主要是想说明含蓄所要达到的境界，“是有真宰，与之沈浮”。所谓的“真宰”语出《庄子•齐物论》，即指万物运行的内在规律，在此则是指作品的内容和情感。含蓄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根据作品的“沈浮”而“与之”，须得自然。如酒之溢出于器，虽已积满，而仍不休；抑如花之将绽，遇有秋寒之气，则必放慢其速，含而不露。这两个比喻，不仅切合命题，而且给人以美的享受，所以说这则很有文采。

　　文到第三段而境界始大，空中之尘、海中之沤，无穷无尽，而诗人只要取其九牛之一毛，也就理解他们的特质了。进而以一驭万，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而末句之“万取一收”与首句“不著一字，尽得风流”这一纲领性判断相照应，这也正是一种含蓄的笔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