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元亨

　　汪元亨的《朝天子·归隐》共二十首，就体段来说，前人或名为“重头”，或称为“联章”。这里所抄录的是其第二首。

　　前三句写其归隐的生活：不为衣食操心，不为名利劳神，有时“歌咏楚词”，有时“赓和杜诗”，有时“临写羲之字”。悠闲，风雅，用作者在这一组诗的第四首中的话来说，是“无半点尘俗闷”。“楚词”即“楚辞”，指以屈原《离骚》为代表的“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的诗歌。为了欣赏楚辞的韵味，吟时必须节奏舒缓，因此特于“歌咏”之前恰 切地置一“长”字，强调其声调的曼长，表现其陶醉的神情。“杜诗”，指诗圣杜甫的诗歌。“赓和”是接在后面模仿别人诗歌的题材或体裁而写作。杜甫曾说他“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晚节渐于诗律细”。为了要踵武诗圣，握笔时必须十分认真，因此特于“赓和”之前以恰切地置一“细”字，强调其字斟句酌的细心，表现其推敲的神态。“羲之”，即被人尊为书圣的东晋大书法家王羲之。“临写”之前的“闲”字，是安静的意思，是用以表现临摹王羲之书法时，聚精会神，没有丝毫杂念之心境的。作者在这一组诗的第四首中说“长歌楚些吊湘魂，谁待看匡时论。”可以与这三句相互发明。

　　接下来的第四、五句，写其归隐的处所，兼表相关的主观意向。就处所来说，包括两层意思：一是其地理位置在远离“朝市”的“乱去诗里”的高山深处；二是其房舍的质量为简陋的“茅茨”。曲的语言，“不贵熟烂而贵新生”，作者在这里不用现成的“白云深处”，而铸造出“乱云诗里”，便是有意识地避熟就生，并增加语言形象的视觉感。“茨”，用芦苇、茅草盖的情屋顶。《诗·小雅·甫田》：“如茨如染。”郑玄笺：“茨，屋盖也。”“朝市”，犹言都会，指繁华的闹市。相关的主观意向，是对“朝市”的厌恶，“无意居”，对“乱云诗”里的“茅茨”的喜爱，有意“结”。为什么厌“朝市”而喜“乱云诗里结茅茨”呢？作者在这一组诗的第一首中说的“远红尘俗事冗”，正好可以移来做为注脚。

　　第六、七、八句，写其归隐的原因。这原因来自作者对历史人物命运的总结，是他在这一组诗中经常使用的音符。“珠履三千”，用战国春申君事。《史记·春申君列传》：“春申君客三千余人，其上客皆蹑珠履。”这里是借以泛指承君主恩宠的势家豪门的奢华。“金钗十二行”用唐代牛僧孺（思黯）事。《山堂肆考·角集》二十三：“白乐天尝方言牛思黯自夸前后服钟乳三千两，而歌舞之妓甚多，故答思黯诗云钟乳三千两，金钗十二行。”这里是指以泛指承君主恩宠的势家豪门的姬妾众多。这两句，对偶成文，词藻华丽，触笔无多，但其富贵、煊赫的气象，已经跃然纸上了。紧接着的“朝承恩暮赐死”一句，陡然一转，说明“福兮祸之所伏”，富贵荣华难以久长。早晨刚刚得宠，晚上便会被杀。这真是当头棒喝，足以令人惊心动魄，冷汗淋漓，不胜恐惧之至。

　　最后的三句，写归隐的志向：要像商山四皓的采此芝于商山和严子陵的理钓丝于桐江，彻底与功名事决裂，以渔樵生活终老。“采商山紫芝”，用商山四皓事，意谓隐于山林。秦末，东园公、甪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为避乱而隐居商山。四人年皆八十有余，须眉皓白。高邦建汉为皇帝后，想要把他们罗致到朝廷来辅政，结果没有办到。“商山”，在今陕西商县东南，林壑深邃，形势优胜。“紫芝”一句灵芝，是一种菌类植物。“理桐江钓丝”，用严子陵事。意谓隐于水滨。严子陵，本姓庄。少年时与东汉的开国之君刘秀同游学，刘秀即帝位后，他变姓句而隐居不见。后来刘秀找到了他，任为谏议大夫，他不肯就职，归隐于富春山，垂钓于桐县南之江滨。“毕罢了功名事”这一末句，肯切坚决，字声合谱。作者这一组诗的第七首中的“功名事莫求”，第十七首中的“断绝了功名念”，都与这一句意同。“毕罢”，元时俗语，意为了结，撇下。

　　用事较多是这首小令的特点之一，亦是其缺点。不论其“珠履三千，金钗十二”，还是其“采商山紫芝，理桐江钓丝”，都做到了如王骥德《曲律》所说的，“引得的确，用得恰好”，“明事暗使”，用在句中，令人不觉，如禅家所谓撮盐水中，饮水乃知咸味。

参考资料：

　　首先，用喧器热闹的都市与清幽恬适的村庄比照（明比）。都市的富贵繁华，没有给予作者优越的舒适感，反而觉得自己像久在笼中的鸟，失去自由，失去乐趣，失去本性，而竹篱茅舍，环山傍水的宁静村庄，天然无雕饰，极具诱惑，人在这里可以无拘束无忧虑，心情舒畅地过着淳朴的生活，虽则“带月荷锄归”，不无辛苦，甚至“饥来驱我去”，难免饥寒，但日子过得踏实，过得充实。乡野清幽淡雅的环境很适合作者生活，更是他找到精神解脱的地方，故“近村居水色山光”，是说自己要投入到新环境新生活中去。此外，处在元末乱世的作者，能做到“远城市人稠物穰”，足见他是一位敢于改变自己，对自由生活有所追求的士大夫。通过城乡生活的对照，展现的不仅仅是环境氛围的差异，更是作者的勇气。

　　其次，用污浊险恶的官场与清新优美的田园比照（暗比）。作者曾以“苍蝇竞争，黑蚁争穴”形容当时官场的腐朽，表达厌恶之情；而对清新幽静的田园则描述到“居山林”，“看青山，玩绿水”……充满着喜悦之情。感情的色彩差异，折射出他对生活价值的取向，官场的生活已让他厌倦，并说出“急流中勇退是豪杰，不因循苟且”，表明退出仕途的决心，而那“采黄花，摘红叶”，“随分耕耘”，“演习会牧歌樵唱”的田园生活令他神往，于是他主动地选择“绝念荣华，甘心恬淡”的道路。他乐田躬耕，是为了最终能够摆脱官场的“天罗地网”，过上自由自在的生活；他歌咏隐逸，“老瓦盆边醉几场”，庆幸自己身心得到了解放。在两种境界的对照中，展现的不仅仅是作者摆脱羁绊而获自由的幸福之情，更是对自身价值的重新认识。

　　最后，用虚假多变的“时官样”与纯真率真的“野居情”比照（暗比）。作者对归田前的“官样”和归田后陶冶成的“野居情”怀有憎恶和喜爱的不同感情。但这前后感情和态度的变化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是以行动来表现作者思想本质的改变。这体现生活作风、生活方式上的改变：一是从官场来到乡村，环境变了，自己的生活作风也要彻底改变。清除官场中的习气，就是不迎合，不依附，不伪装，不再察言观色地行事，与随波逐流的坏习气彻底决绝；去掉官吏的架子，就是把身上沾有的号发施令、指手画脚的官僚作风去掉，回归“野居情”，亲近“野居情”。所以，“铲削去时官样”暗示作者的人格和尊严没有丢失。二是种地求食，生活在自己的田园———学会“牧歌樵唱”，享受悠然之后；“竹几藤床，草舍柴门”，怡然简朴的生活……熏陶成野居老农的性情。由此鲜明地反映出作者的脱胎换骨及叛逆精神。

　　摆脱束缚而流露的欣喜之情，在于表明作者具有积极的追求精神和改变自己的勇气；为归田村居生活而深感自豪，在于表明作者具有纯朴的人生价值和安贫乐道的思想。这是心灵的净化，是高唱人生新旅途新生活的真情流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