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翼
赵翼（1727年～1814年1月10日）清代文学家、史学家。字云崧，一字耘崧，号瓯北，又号裘萼，晚号三半老人，汉族，江苏阳湖（今江苏省常州市）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官至贵西兵备道。旋辞官，主讲安定书院。长于史学，考据精赅。论诗主“独创”，反摹拟。五、七言古诗中有些作品，嘲讽理学，隐寓对时政的不满之情，与袁枚、张问陶并称清代性灵派三大家。所著《廿二史札记》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合称清代三大史学名著。
65篇诗文
赵翼（1727年～1814年1月10日）清代文学家、史学家。字云崧，一字耘崧，号瓯北，又号裘萼，晚号三半老人，汉族，江苏阳湖（今江苏省常州市）人。乾隆二十六年进士。官至贵西兵备道。旋辞官，主讲安定书院。长于史学，考据精赅。论诗主“独创”，反摹拟。五、七言古诗中有些作品，嘲讽理学，隐寓对时政的不满之情，与袁枚、张问陶并称清代性灵派三大家。所著《廿二史札记》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合称清代三大史学名著。
65篇诗文
赵翼的先祖是宋代宗室，到了他的祖父尚且为官儒林郎，后家道开始中落。他的父亲赵惟宽，字子容，以设塾授业为生。赵翼自六岁起，即随父亲就读于外。十二岁为制举文，一日能成七艺，人皆奇之。乾隆六年（1741年）他的父亲在一家姓杭的大户家教书时去世。赵翼孤苦伶仃，无以养弟妹。杭家怜悯他，遂留他继承父业，继续教书。当时他仅15岁。十九岁入府学，成为秀才。在此后的数年中，他一直应聘为富家课徒。
乾隆十四年（1749年），私塾职被解雇，饥寒驱迫他离家北上，投奔作幕于京城的亲戚。时年二十三岁。抵京后，赵翼以其文才受知于刑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刘统勋。刘文正公延至家，纂修《国朝宫史》三十六卷。该书后来在乾隆三十五年完稿出版。
翌年秋，他在顺天乡试中一举克捷，中乾隆庚午科北榜举人，又考中明通榜。由于主考官汪由敦的器重，自同年冬起，赵翼在结束《国朝宫史》的编写之后，又被聘入汪氏幕署。汪氏家中富于藏书，加以汪由敦本人深于文学，又极爱赵才。积以日月，赵翼的诗文修养不觉大进。在此期间，赵翼虽在会试中败北，但仍然以文理畅通而先后考取礼部教习、内阁中书。
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入直军机。此时正值清廷兴兵征计西北准噶尔，军事文书往返频繁，为赵翼崭露头角提供了良机。尹文端公、傅文忠公咸倚重之。其扈从行在，或伏地草奏，下笔千言，文不加点，一切应奉文字，几非君不办。
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成进士。殿试拟第一，高宗以清代陕西未有元，因取第三，卷互易，即王文端也。授翰林院编修。担任方略馆纂修官撰文，修《通鉴辑览》。京察一等后，记名以备用为道员知府。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在顺天府乡试任同考官。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赵翼出任会试同考官。乾隆三十年（1765年），出任顺天武举主考官。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冬，出任广西镇安知府。到任后，他视察全境。当时因购马补济滇军，有关部门改用大筐代替旧小筐收敛粮食。百姓怨声载道。赵翼允许改回旧筐纳粮，改变了常平仓谷出轻入重的弊端。同时对横征暴敛的监仓奴和书吏严加惩处，制定了各种利民的改革措施。镇安百姓感激涕零。后奉特旨，赴滇筹划与缅甸的战事。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重返广西镇安府原任。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调守广州知府。获海盗一百八人，按律皆当死，乃条别其轻重，戮其魁，馀多遣戍。乾隆三十六年，经调部引见，赵翼任贵州贵西兵备道道员，任上，他查处两铅厂谋私利造成亏空的大小官员。改任贵西道经历，他又除掉短缺工资运费的多种弊端。
乾隆三十七年，上司知道他在云南参予过缅甸之役的军务，略次建功之际，在广州平海盗处理的谳大狱旧案事发，赵翼受弹劾被交部议而降级。乾隆三十八年，奉旨被吏部引见时，他以老母年事高为由，告假回乡，不再复出为官，朝廷准允辞官。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五月，他取道山东赴京，打算在宦海竞渡中再决雌雄。行至台儿庄，忽患风疾，双臂不能自主，他只好向命运屈服，掉头南归。从此开始了长达三十余年的归隐生涯。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台湾发生林爽文事件，闽督李侍尧征台湾，道常州，邀请赵翼入幕商研。赵翼出谋划策，指出：靠省钱成功晚，反不如多花费用，给足军需，早些攻克成功，反而省钱。台湾林爽文起义因而被镇压平息。李侍尧奏明皇上，想要启用赵翼。赵翼坚决辞官，既归，复以著述自娱。主讲安定书院。往来常苏间，所至名流倾倒，传写诗篇，江左纸贵。与钱塘袁枚、铅山蒋士铨齐名，如唐之“元、白”，合称“江右三大家”。而君高才博物，既历清要，通达朝章国典，尤邃于史学，非袁、蒋所及也。存诗近五千首，以五言古诗最有特色，亦为“毘陵七子”之一。赵翼与袁枚、张问陶（船山）合称“乾嘉性灵派三大家”。
家居数十年，手不释卷。所撰《廿二史札记》三十六卷，钩稽同异，属辞比事；其于前代弊政，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又撰《陔馀丛考》四十三卷、《檐曝杂记》六卷，虽未逮《日知》《养心》，并足为多闻之助。其馀《皇朝武功纪盛》四卷，亦征史才。所为诗，无不如人意所欲出，不拘唐宋格律，自成一家。有集五十三卷。又《唐宋十家诗话》十二卷。
嘉庆十五年（1810年），重赴鹿鸣宴，赐三品冠服。
嘉庆十九年（1814年）卒，享年八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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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赵翼论诗重“性灵”，主创新，与袁枚接近。他反对明代前、后七子的复古倾向，也不满王士禛、沈德潜的“神韵说”与“格调说”。他说：“力欲争上游，性灵乃其要。”（《闲居读书作六首》之五）“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论诗》）所著《瓯北诗话》，系统地评论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元好问、高启、吴伟业、查慎行等十家诗，他重视诗家的创新，立论比较全面、允当。赵翼存诗4800多首，以五言古诗最有特色。如《古诗十九首》、《闲居读书六首》、《杂题八首》、《偶得十一首》、《后园居诗》等，或嘲讽理学，或隐寓对社会的批评，或阐述一些生活哲理，颇有新颖思想。七古如《将至朗州作》、《忧旱》、《五人墓》，七律如《过文信国祠同舫庵作》、《黄天荡怀古》、《赤壁》等，都独具特色，并在造句、对仗方面见出功力。另外，造语浅近流畅，也是一大优点。其诗的缺点，是有时议论过多，过于散文化，形象性较差。赵翼的文学著作有诗集53卷及《瓯北诗话》。赵翼与袁枚、张问陶合称“清代性灵派三大家”。
著作 赵翼史学著作有《二十二史札记》、《陔余丛考》、《檐曝杂记》、《皇朝武功纪盛》等。由于《二十二史札记》把《旧唐书》、《五代史/ target=_blank class=infotextkey>旧五代史》罗织在内，实际为廿四史。他单披阅廿四史就达3200卷，加上正文和夹注中引用的稗史笔记4000多种，工作量浩瀚。赵翼从40多岁动笔，到1796年方完成。成书时他已经是七旬老翁了。《廿二史札记》一书考证史籍著述体例的演变和历史事实的真相，显示出特有的经世意识和对大量历史问题的深刻见解，堪称是乾嘉朴学时代创造性思维的出色成果。赵翼生前史学著作因与时风不同而未受重视。死后多年，却声名大涨，梁启超以为赵翼“用归纳法比较研究，以观盛衰治乱之原”。《二十二史札记》与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合称三大史学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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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
纷纷的艺苑里各种说法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对错互见，深浅不一，对同一问题的看法有时也五花八门。这时需要的是独具慧眼，有自己的视角和观点。
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
如果自己见识低下，就像矮人看戏似的，自己什么也没看见，对戏的好坏心中没有定数，只是随声附和罢了。说明评论事物要有主见，不要人云亦云。
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yuàn)漫雌(cí)黄。
只眼：独到的见解，眼力出众。艺苑：艺坛，艺术领域。雌黄：即鸡冠石，黄赤色，可作颜料。古人写字用黄纸，写错了用雌黄涂掉再写。后用信口雌黄喻随口乱说。
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
这是一首作者表白自己的艺术主张的诗。指出文艺批评应提倡有独到的见解，不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评论诗词的好坏优劣，应当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哪个，而不能像文坛艺苑中的某些人一样，心口雌黄。马克思哲学认为，要做到独具慧眼，深刻地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一是必须在实践中占有大量的感性材料；而是必须善于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实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和发展。
前二句点出在纷纷的艺苑里各种说法鱼龙混杂，这时 需要的是独具慧眼，有自己的视角和观点。当然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需要自己有深厚的学养和阅历，成为“高人”。
后二句作一形象的比喻，用矮人看戏作比，矮人看戏时被前边的人挡住目光，哪里能看到戏台上的场景?戏散大家一起谈起来时，只能是附和人家的说法。这就好比我们自己对“艺苑”的看法，如果自己学力浅薄，不能“独具只眼”，那就只能“随人说短长”了，这种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行为作者是坚决反对的。
这首诗继承以诗歌体裁论诗歌的传统，见解卓异，说理畅达。全诗看似佶手拈来、随手而出，但却具有极为精辟深刻的理论内涵。李白、杜甫被称为诗中仙圣，在唐代即受到推崇，如韩愈在仕由逝世时才3岁，后来他熟读李杜诗篇，作有《调张籍》一诗，其中有“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等语，可谓敬佩得五体投地。而后世特别是明清两代，对李杜的崇拜更是前所未有，并且普遍地认为诗自唐以来诗道不振，一代不如一代。甚至有人还提出从《诗经》以来每况愈下、自宋元以来无诗之论，这种看法在明清诗歌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
诗人开篇即总论概述了这一普遍现象，以李杜为代表指出了他们的诗作固然光耀千秋，流传万古，其崇高地位与普及程度已是脸炙人家传户诵。接下来却陡然转笔，尖锐地指出了这种情况带来的另外的弊端：熟极而流，不仅令人觉得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新意，而且还隐隐含有这一现象在某一程度上阻碍了后世诗人的创新之意，其见解之深刻，笔触之辛辣，思虑之周到，足以发人深省。前两句并非真足在贬低李杜，而是为下文略作铺垫而已，以下即转入主题的抒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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峭寒催换木棉裘，倚杖郊原作近游。
最是秋风管闲事，红他枫叶白人头。
峭寒催换木棉裘，倚杖郊原作近游。
料峭的寒风催着换上了厚衣服，到附近的郊区原野去游玩。
最是秋风管闲事，红他枫叶白人头。
秋风最爱多管闲事了，它一来，不但把枫叶变红，还把人的头发变白了。
峭(qiào)寒催换木棉裘(qiú)，倚杖郊原作近游。
峭寒：料峭。
最是秋风管闲事，红他枫叶白人头。
红他枫叶白人头：这是名句。
峭寒催换木棉裘，倚杖郊原作近游。
最是秋风管闲事，红他枫叶白人头。
绝句就是“截句”，从律诗中截出两联，单独成诗，可以把不必要的部分删去，只突出精华的内容。由于形式适合，有相当一部分绝句是着眼于奇想巧思的，前两句交代，后两句用奇，此诗即如此。
“峭寒催换木棉裘”，寥寥数字，勾勒出了较长一段时间里诗人的心理状态。“催”者，催促，催逼，仿佛料峭秋寒正不停地催促诗人换上棉袄。在这里，诗人赋予了峭寒一个独立的人格，它想用寒冷逼迫诗人换衣，诗人不肯，它便更添寒冷，诗人仍不肯，它便一冷再冷，再冷，再冷，诗人不得已，只好屈服。实际上，峭寒是没有人格的，更不可能故意与诗人作对，诗人这样写，是把自身的感情外施于物，通过自己与峭寒的交锋表现内心复杂的情感。诗人为什么不肯换上棉袄呢？可能有多种原因，但结合后文来看，最可能的就是诗人认为多穿衣服是年老体衰的表现，他不肯服老，所以不愿听任峭寒摆布，但最终还是无奈投降了。“倚杖郊原作近游。”“倚杖”是说腿脚不便，“近”是指无力走远。那么，大冷的天，诗人为什么要去野步呢？他在秋风萧瑟中，又将会是怎样的心情呢？
“最是秋风管闲事，红他枫叶白人头。”诗人笔下的秋风，仿佛成了一个讨人厌的家伙，它萧萧地吹，不停地吹，吹红了湛湛青枫，吹白了满头乌发，诗人对这秋风，不禁发出一句“管闲事”的牢骚来。如果说前面的“催”字还不是那么明显的话，那么这里的移情于物就十分突出了。本来秋风没有感情，也不好管闲事，枫叶之红、青丝之白，都与秋风没半点关系，诗人发此怪怨，实属无理。但越是无理，越是有情，诗人自入秋以来，一直不堪寒冷，再加上年事已高，感伤之情就从没断过，此刻他看到瑟瑟作响的红叶，一腔悲怀再也把持不住，便冲秋风抱怨道：“你怎么这么好事！”这里的秋风，实际上已经超出它本身的含义，成为了整个秋天、甚至永远无情地流逝着的时间的代表，正是无情的岁月逼红了枫叶，也催老了诗人。诗人此处将自己的感情外化为原本无辜的秋风，以蓄意悖理的手法，让衰凉之感直达读者心灵深处，仿佛读者自己已经成为了一个步履蹒跚的老者，在秋风中不禁洒泪。
综合全诗来看，最核心的无疑是后两句，但前两句也不应忽视。应该说，如果没有前面两句的交代和铺垫，后面的感情不可能抒发得那么充分。全诗表现了诗人对年华逝去的感伤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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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李白和杜甫的诗篇被成千上万的人传颂，流传至今感觉已经没有什么新意了。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历史上每一朝代都会有有才华的人出现，各自开创一代新风，领导诗坛几百年。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李杜：指李白和杜甫。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才人：有才情的人。风骚：指《诗经》中的“国风”和屈原的《离骚》。后来把关于诗文写作的事叫“风骚”。这里指在文学上有成就的“才人”的崇高地位和深远影响。
诗的前两句以李白、杜甫的诗为例来说理：“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为了说明诗风代变的道理，诗人举出了诗歌史上的两位大家，唐代的李白与杜甫为例。李白、杜甫的诗歌万古流传，无人能与之相比。即使是李、杜这样的大诗人，他们的诗作因流传千年，播于众口，已经不再给人以新鲜感了。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各个时代都有其标领风骚的人物。可见，“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国家代代都有有才情的人出现，他们各自的影响也不过几百年而已。作者认为诗歌应随着时代不断发展，诗人在创作上应求变创新，而不要刻意模仿，跟在古人后面亦步亦趋。
此诗反映了作者诗歌创作贵在创新的主张。他认为诗歌随时代不断发展，诗人在创作的时候也应求新求变，并非只有古人的作品才是最好的，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格的诗人。写出了后人继承前人。本诗虽语言直白，但寓意深刻。“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一句表达了文学创作随着时代变化发展的主题思想与中心。
赵翼论诗提倡创新，反对机械模式。他通过对诗家李白、杜甫成就的回顾，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各个时代都有其标领风骚的人物，不必为古人是从。诗歌也应随着时代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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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
大自然和人类社会不断的运动发展，新事物，新思想层出不穷。
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即使能预支五百年的新意作诗，到了一千年又觉得陈旧了。
满眼生机转化钧(jūn)，天工人巧日争新。
化：造化，即大自然。钧：陶瓷匠所用的转轮。
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陈：旧的，时间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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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
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
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
少时学语苦难圆，只道工夫半未全。
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
诗解穷人我未空，想因诗尚不曾工。
熊鱼自笑贪心甚，既要工诗又怕穷。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
大自然和人类社会不断的运动发展，新事物，新思想层出不穷。
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即使能预支五百年的新意作，到了一千年又觉得陈旧了。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李白和杜甫的篇曾经被成千上万的人传颂，但读起来感觉已经没有什么新意了。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国家代代都有很多有才情的人，他们的诗篇文章以及人气都会流传数百年。
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
纷纷的艺苑里各种说法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对错互见，深浅不一，对同一问题的看法有时也五花八门。这时需要的是独具慧眼，有自己的视角和观点。
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
如果自己见识低下，就像矮人看戏似的，自己什么也没看见，对戏的好坏心中没有定数，只是随声附和罢了。
少时学语苦难圆，只道工夫半未全。
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
诗解穷人我未空，想因诗尚不曾工。
熊鱼自笑贪心甚，既要工诗又怕穷。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
预支工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李杜：指李白、杜甫。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江山代有才人出：国家代代都有很多有才情的人。风骚：指《诗经》中的“国风”和屈原的《离骚》。后来把关于诗文写作的诗叫做“风骚”。这里指在文学上有成就的“才人”的崇高地位和深远影响。
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cí)黄。
只眼：独到的见解，眼力出众。艺苑：艺坛，艺术领域。雌黄：即鸡冠石，黄赤色，可作颜料。古人写字用黄纸，写错了用雌黄涂掉再写。后用信口雌黄喻随口乱说。
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
少时学语苦难圆，只道工夫半未全。
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
诗解穷人我未空，想因诗尚不曾工。
熊鱼自笑贪心甚，既要工诗又怕穷。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
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
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
少时学语苦难圆，只道工夫半未全。
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
诗解穷人我未空，想因诗尚不曾工。
熊鱼自笑贪心甚，既要工诗又怕穷。
其二
第一、二句人指出，即使是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他们的诗篇也有历史局限性。
第三、四句诗人呼唤创新意识，希望诗歌写作要有时代精神和个性特点，大胆创新，反对演习守旧。
世人常常用这句诗来赞美人才辈出，或表示一代新人替换旧人，或新一代的崛起，就如滚滚长江，无法阻拦。
此反映了作者诗歌创作贵在创新的主张。他认为诗歌随时代不断发展，诗人在创作的时候也应求新求变，并非只有古人的作品才是最好的，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格的诗人。写出了后人继承前人。本诗虽语言直白，但寓意深刻。“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一句表达了文学创作随着时代变化发展的主题思想与中心。
赵翼论诗提倡创新，反对机械模式。他通过对诗家李白、杜甫成就的回顾，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各个时代都有其标领风骚的人物，不必为古人是从。诗歌也应随着时代不断发展。
其三
这是一首作者表白自己的艺术主张的诗。指出文艺批评应提倡有独到的见解，不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评论诗词的好坏优劣，应当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哪个，而不能像文坛艺苑中的某些人一样，心口雌黄。马克思哲学认为，要做到独具慧眼，深刻地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一是必须在实践中占有大量的感性材料；而是必须善于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实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和发展。
前二句点出在纷纷的艺苑里各种说法鱼龙混杂，这时 需要的是独具慧眼，有自己的视角和观点。当然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需要自己有深厚的学养和阅历，成为“高人”。
后二句作一形象的比喻，用矮人看戏作比，矮人看戏时被前边的人挡住目光，哪里能看到戏台上的场景?戏散大家一起谈起来时，只能是附和人家的说法。这就好比我们自己对“艺苑”的看法，如果自己学力浅薄，不能“独具只眼”，那就只能“随人说短长”了，这种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行为作者是坚决反对的。
这首诗继承以诗歌体裁论诗歌的传统，见解卓异，说理畅达。全诗看似佶手拈来、随手而出，但却具有极为精辟深刻的理论内涵。李白、杜甫被称为诗中仙圣，在唐代即受到推崇，如韩愈在仕由逝世时才3岁，后来他熟读李杜诗篇，作有《调张籍》一诗，其中有“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等语，可谓敬佩得五体投地。而后世特别是明清两代，对李杜的崇拜更是前所未有，并且普遍地认为诗自唐以来诗道不振，一代不如一代。甚至有人还提出从《诗经》以来每况愈下、自宋元以来无诗之论，这种看法在明清诗歌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
诗人开篇即总论概述了这一普遍现象，以李杜为代表指出了他们的诗作固然光耀千秋，流传万古，其崇高地位与普及程度已是脸炙人家传户诵。接下来却陡然转笔，尖锐地指出了这种情况带来的另外的弊端：熟极而流，不仅令人觉得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新意，而且还隐隐含有这一现象在某一程度上阻碍了后世诗人的创新之意，其见解之深刻，笔触之辛辣，思虑之周到，足以发人深省。前两句并非真足在贬低李杜，而是为下文略作铺垫而已，以下即转入主题的抒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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