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史八首

弱冠弄柔翰，卓荦观群书。
著论准过秦，作赋拟子虚。
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
虽非甲胄士，畴昔览穰苴。
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
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
左眄澄江湘，右盻定羌胡。
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
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
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吾希段干木，偃息藩魏君。
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
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
功成耻受赏，高节卓不群。
临组不肯绁，对珪宁肯分。
连玺曜前庭，比之犹浮云。

济济京城内，赫赫王侯居。
冠盖荫四术，朱轮竟长衢。
朝集金张馆，暮宿许史庐。
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竽。
寂寂杨子宅，门无卿相舆。
寥寥空宇中，所讲在玄虚。
言论准宣尼，辞赋拟相如。
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
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
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
自非攀龙客，何为歘来游。
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
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
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
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
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
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
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

主父宦不达，骨肉还相薄。
买臣困樵采，伉俪不安宅。
陈平无产业，归来翳负郭。
长卿还成都，壁立何寥廓。
四贤岂不伟，遗烈光篇籍。
当其未遇时，忧在填沟壑。
英雄有迍邅，由来自古昔。
何世无奇才，遗之在草泽。

习习笼中鸟，举翮触四隅。
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
出门无通路，枳棘塞中涂。
计策弃不收，块若枯池鱼。
外望无寸禄，内顾无斗储。
亲戚还相蔑，朋友日夜疏。
苏秦北游说，李斯西上书。
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
饮河期满腹，贵足不愿余。
巢林栖一枝，可为达士模。

　　奠定了左思在中国文学史上地位的八首五言咏史诗，为历代传诵的名篇佳什。左思一生，虽然“良图”变成了梦想，志向没有得到伸展，但并没因此向权贵俯首，滚进污淖之中，却是断然割断俗念，“归隐田园”，洁身自好以终。而写于早年的《咏史八首》，成了左思平生思想、节操的写照，研究左思的重要资料。

　　《咏史八首》的具体写作时间难以断定。仅从诗提供的情况看，大体可以说写在左思入洛阳不久，晋灭吴之前。诗中写到左思在洛阳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所形成的特有感情。左思是因为他的妹妹左棻被选入宫而举家来到洛阳的。公元二七三年（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及普通士族家的处女五千人入宫。左思的父亲为殿中侍御史。左思入洛阳的时间，大体可以断定在公元二七三年以后。左思来到洛阳，主要是想展示自己的满腹经纶，以期取得仕途上的畅达，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思想铺平道路，结果却是不尽如人意。左思从谋求仕途所遭遇的种种坎坷、艰难，了解到晋的政治腐败，并反映在《咏史八首》诗中。这些诗也不能说是左思居洛阳很久才写成的。诗中有“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其一）句。晋灭东吴，是在公元二八〇年（晋武帝太康元年），《咏史八首》写在公元二八〇年以前，则是肯定的。

　　左思借咏史以言志的是：“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其一）左思的动机，是否诚如他所说的那样纯洁、信美，是需要做出具体分析的。然而统一中国，安定局势，是当时提出的历史任务。汉末豪强与军阀割据混战，破坏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给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之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尽管消灭了许多小的割据者，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的形势，但距离全国统一时日尚远。三国后期，崛起于魏的司马氏集团，成了全国统一趋势的新势力的代表。公元二六五年，晋政权正式成立后，为全国的统一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司马氏集团也急切于在全国的统一中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夺取东吴，荡平边境内的骚乱势力，成了上下一致的呼声。生活在这样历史条件下的左思，为形势所推动，有志于全国的统一，并借以造就自己事业的思想，大概不是一天产生的。只是到了洛阳，对天下形势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在心底酝酿了很久的思想才成熟了，爆发了，寄托在自己的诗篇中。过去的一些论者谈及左思的思想时，指出左思有很强的“功业心”，这无疑是正确的。然而还必须把左思的这种“功业心”放到具体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确定哪些是时代所赋予的内容，哪些是阶级的立场所决定的内容，这样才能更明晰、更准确地评价左思的思想。

　　有着致力于全国统一抱负的左思，并非徒作大言，纸上谈兵，而是做了许多切实的准备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他所说的：“畴昔览穰苴”（其一），即读军书兵法。在封建社会中，习文秉武，虽然并非什么罕事，然而在士族社会制度中，却是需要一定的勇气的。魏晋期间，士族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士族以“积世业儒”为贵，左思出生在一个世代业儒的下层士族之家，不能不受到这种腐朽观念的影响。但他能够打破世系门第观念的束缚，立志到疆场上去，在实现祖国统一的事业中觅取个人的功名，这是可贵的。而且，随之左思居住洛阳，见闻到“边城苦鸣镝，羽檄飞京都”（其一）的情况，更是急不可捺，跃跃欲试。尽管左思自知自己的军事才能象铅刀一样的钝，然而能为祖国的统一事业，即使有一割之用，也是能慰自己平生志向的。

　　但是，左思美好的愿望遭到了士族制度的压抑和摧残。晋实行“门选”制以维护士族集团的利益，从而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局面。更有甚者，一些门第观念很强的士族，对于文章的品评也是以门第的高低来决定弃取的态度。《晋书·左思传》记载着这样一则故事：陆机听说左思构思《三都赋》，抚掌大笑，在与他的弟弟陆云的信中说：“此间有伧父，欲作三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甕耳。”后来由于司空张华的推崇，他的赋才得以大出其名。左思的门第寒下，虽然才高志清，却很难能冲破士族制度的坚硬厚壳而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冷酷的现实，使左思献身无门，报国无期，怀着无限的愤慨。《咏史》其二，正是他这种愤慨的写照。诗中，他把像自己一样才高位卑的寒门子弟，喻作生于涧底的松柏；把依赖祖业居于要津的才劣质拙的士族纨绔子弟，喻作长于山顶的柔弱的小苗。松质柏节似的人才，受到柔条弱枝般的人的遮挡，其原因为“地势使之然”，是士族制度本身造成的。然而士族制度，又是“由来非一朝”。汉张汤、金日磾的子孙，凭借着先人的荫德，数代都享受着极大的尊荣。而奇伟出众的冯唐，直到白首仍未受到重用。在此，左思不仅把犀利的批判锋芒，直指当时的社会现实，还批判了以往的士族制度。在肯定的对象与否定的对象对比之中，使诗对士族制度的揭露，更加显得有力。

　　在功名利禄到来之时，左思毅然却步了，在《咏史八首》诗中读者可以寻找到理解其原因的线索。左思居住在洛阳，面对着“落落穷巷士，抱影守空庐”（其八）的情景，愧恨交加，认识到自己来洛阳是一次失足。因此自责自惭地说：“自非攀龙客，何为忽来游？”他想步许由的后尘：“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其五）虽然想做段干木、鲁仲连式的人物，“当世贵不羁，遭难能解纷。”（其三）但是，晋司马氏统治集团内部的相互残杀，愈演愈烈；这里又没有象魏文侯、平原君那种礼贤下士的人物。况且腐败的政治，残酷的杀夺，使荣枯盛辱瞬息万变。“俯仰生荣华，咄嗟复雕枯。”在这样的时代，“饮河期满腹”的偃鼠，“巢林栖一枝”的鹪鹩，“可为达士模”（其八）。弃却富贵，退居乡里，以求洁身自好，成了左思的必然道路。田园生活，远离杀夺中心，使左思怡然自得，乐陶其中（见《招隐》之二）。但是左思心情并不平静：“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杂诗》）又可见左思选择退居乡里的道路，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是有着无限的悲凉与凄怆的。

　　就是这样，左思的《咏史八首》以它所特有的深厚社会内容，熔铸着左思的平生理想，奠定了它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坚实地位。另外，《咏史八首》在艺术上也有着它特出的地方。

　　第一，力矫太康颓靡文风，承继建安雄健骨力。

　　晋初太康文坛上，总的创作倾向是：刻意摹仿古人作品，很少结合现实实际；追求辞句华丽和对偶的工整，形成了绮靡浮泛的形式主义风尚。在这种颓风面前，左思则独树旗帜，以《咏史八首》为代表，继续发扬了建安文学“以情纬文，以文被质”的优秀传统。虽然以咏史名篇，不是左思首创，但左思能从现实生活出发，精心选择史实，巧妙地融汇进自己的思想、情感，借咏史以抒情，借抒情以讥世。这不仅突破了前人咏史诗只限于一事，“堆垛寡变”的局限，而且与太康文学刻意摹仿古人、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倾向分庭抗礼。钟嵘说，左思的《咏史八首》“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是很符合左思诗的实际的。在艺术形式方面，《咏史八首》并非不注重，诗人从华丽之中求朴拙，于浮泛之外求深蕴，质朴自然，奔放沉郁，绝少雕镂的痕迹。综上两个方面，钟嵘称赞左思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左思风力”（《诗品》）。王夫之则说：“三国之降为西晋，文体大破，不绝于来兹者，非太冲其焉归？”（《古诗评选》卷四）这些评价是公允的。

　　第二，才志结合，浑然一体。

　　陈祚明曾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贵简。创成一体，垂示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陈祚明指出左思成功的原因，在于才志结合，是很对的。左思的艺术才能，使《咏史八首》，每首都可以独立，并能体现出一定的社会意义；同时用一根高洁理想、情操的金缕线，把首首串连在一起的，浑然一体，内在结构紧密使之不可分割。其一，正面畅抒自己的理想，可谓全组诗的总纲；其二，写遭受门阀制度的压抑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其三，表示要以段干木、鲁仲连为榜样，另僻蹊径，以期报国；其四，写自己甘于孤寂专心著述，成就自己；其五，再写此路不通，而想追奔许由；其六，赞誉荆轲，借以披露情怀；其七，从历史上许多英俊人物沈埋下僚，以慰心中的不平；其八，写社会的黑暗，决心避世，求洁身自好。这些作品中，思想情感似滔滔江水，奔泻翻腾；又似九曲黄河，曲折回环，一咏三叹，反复宛转。慷慨悲壮之中，有细腻旖旎；低音纤气之内，又挟滚滚沉雷。左思把丰富多变的思想感情，分别写在各首之中，恰似一个巨手巧匠把颗颗散珠组成一个完整精美的花环。因而《咏史八首》“遂为古今绝唱”（胡应麟语），在中国文学史上，咏史诗体同左思的名字便紧紧联起来了。

　　作为封建阶级文人的左思，又处在黑暗险恶的政治环境之中，他所写的《咏史八首》不可能不打上鲜明的阶级烙印，不能不留下他那个时代所给他的影响，如消极避世的思想，虚无无为的思想。读者不能因为左思的《咏史八首》有着丰富的精华而对其所含有的封建性的糟粕，尽管相比之下份量很轻，而有所忽视。

　　这首诗作者采用乐府旧题写作，充分反映途中的艰辛情状和胸间的忠愤，慷慨悲凉。《文选》李善注，这首诗以四句为一解，合九解成一篇。

　　首解四句写登程。下笔就写“朝发”、“暮宿”，是记实，也见出受命北去时行程的迅急：早晨刚出都城北门——广莫门，日暮已到了大河之北、丹水的发源地——丹水山，进入并州境内。这里，诗人用夸张笔法渲染出行色的匆忙，也透露了他急于赴国难的心情。接着写出自己两手所持的是像古代繁弱、龙渊那样的名弓宝剑；而“弯”（开弓）、“挥”两个富动态性的词，既说明他是行进在“胡寇塞路”的险境之中，随时都需要用武，也足以显现出作者一往无前的英武气概。

　　次解写恋阙心情。作者年轻时（作诗时也只三十六岁）正处西晋初期的安定阶段，在繁华的洛阳城里，他也曾有过诗酒从容、文友会聚的一段优游生活。洛阳城里巍峨的宫阙，是过去国家安定隆盛的标志，也是他前阶段优游生活的见证。自经变乱，现在已到了“国已不国”的地步。往事成尘，归来无日。这使他心情上不能不有所留恋，在行动上也就表现为“顾瞻”长“望”。望中最瞩目的是宫阙，是“俯仰御飞轩”。这句意思应是说，宫中廊宇高低，远望宛如急行中车辆的起伏。作者心目中，这时已经把静态中的宫中廊宇和身边行进中车辆的动态混而为一了。抚今思昔，不自禁“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

　　三解写途中小憩。京都已落在遥远的后方，现在系马、解鞍的所在是荒寂的高山头、长松下，入耳的只有秋末的烈烈悲风和泠泠涧流的声响。这四句用了音韵谐协的偶句，着力烘染出一幅秋山穷旅图。

　　四解写小憩中的心情。与熟悉的京都和那里的人挥手长辞了，黯然无言，惟余哽咽。甚至空中的浮云也凝定不流，飞鸟也回旋不去。耳目所接，竟如天地万物都在助人兴悲。后两句写境，却更增强情的抒发。

　　五解继写一时心中所想。这时心头萦绕不去的是离家日远，前路茫茫，境地险恶，存亡未卜。在这穷荒山林中，慷慨激昂，也是徒然，只有抱膝独坐，思绪紊乱，五内如焚。这是作者胸怀、心情的真实表白。

　　六解写当前困境。身处穷林，惟与麋鹿、猿猴为伍。资粮乏绝，无以充饥。看看麋鹿、猿猴还有野草、山果果腹，可以游戏自得，实在令人自叹不如。经此映衬，愈见出人的困窘不堪。这解和四解一样，都叠用两个“我”字，产生了对面倾诉的亲切感。

　　七解写困境中的自慰、自奋。作者深知重任在身，不容徬徨，终于重提辔缰，号召部下继续前行；同时，也在绝岩中，聊自吟咏舒啸，稍畅胸怀。他的重行振作，是由于在所承受的传统思想中找到了若干支撑力量：自己当前的处境，正是古人也曾慨叹的“世衰道微”的时世；孔子在陈绝粮，就曾对弟子子路说过“君子固穷”的话，何况是我辈。他精神上终于获得了宽解。

　　八解是在自慰、自奋之余，又作转折，写出内心的隐忧：历史上曾有过李陵对匈奴以少击众，最后势穷力屈，过期不得归来，被迫降敌的事。李陵在降敌前也是尽忠竭力了，降敌后亦常怀归志，但汉武帝却不予谅解，反而杀了他的母弟妻子。现在朝廷多事，不暇外顾，自己孤悬一方，后援难继，困窘之情亦与李陵相去不远，不能不对未来抱忧兴叹。

　　九解是全篇的结尾，也是乐府常见的结束形式。但在此篇，却不是单纯的套用。从上文所写，可见作者前途艰危正多，路也正长，有如他所要歌唱的曲子一样悲而且长。哀怨深沉，实在不忍、也无心重陈了。重陈，只是使自己、也使听者心伤而已。

　　全诗风格悲壮，语调苍凉，感情真挚，用语简练，鲜明坚定地表达了自己的报国之志。全篇九解，一气贯注；逐解换韵，声情激越。既多侧面地表现了辞家赴难、身处穷窘、忠愤填膺的作者的完整形象，也真实地反映他所处的时乱世危、朝廷不振、凶荒满目的现实环境，有着史的价值。全诗辞旨愀怆悲壮，千载之下，感人犹深。

参考资料：

　　余家贫，耕植不足以自给。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求之靡途。会有四方之事，诸侯以惠爱为德，家叔以余贫苦，遂见用于小邑。于时风波未静，心惮远役，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欤之情。何则？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愧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寻程氏妹丧于武昌，情在骏奔，自免去职。仲秋至冬，在官八十余日。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兮》。乙巳岁十一月也。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欲何之？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

　　晋安帝义熙元年(405)，陶渊明弃官归田，作《归去来兮辞》。这篇辞体抒情诗，不仅是渊明一生转折点的标志，亦是中国文学史上表现归隐意识的创作之高峰。 全文描述了作者在回乡路上和到家后的情形，并设想日后的隐居生活，从而表达了作者对当时官场的厌恶和对田园生活的向往。另一方面，也流露出诗人的一种“乐天知命”的消极思想。

　　渊明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起为州祭酒，到义熙元年作彭泽令，十三年中，他曾经几次出仕，几次归隐。渊明有过政治抱负，但是当时的政治社会已极为黑暗。晋安帝元兴二年(403)，军阀桓玄篡晋，自称楚帝。元兴三年，另一个军阀刘裕起兵讨桓，打进东晋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至义熙元年，刘裕完全操纵了东晋王朝的军政大权。这时距桓玄篡晋，不过十五年。伴随着这些篡夺而来的，是数不清的屠杀异己和不义战争。渊明天性酷爱自由，而当时官场风气又极为腐败，谄上骄下，胡作非为，廉耻扫地。一个正直的士人，在当时的政洽社会中决无立足之地，更谈不上实现理想抱负。渊明经过十三年的曲折，终于彻底认清了这一点。渊明品格与政治社会之间的根本对立，注定了他最终的抉择——归隐。

　　辞前有序，是一篇优秀的小品文。从“余家贫”到“故便求之”这上半幅，略述自己因家贫而出仕的曲折经历。其中“亲故多劝余为长吏，脱然有怀”，及“彭泽去家百里，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写出过去出仕时一度真实有过的欣然向往，足见诗人天性之坦诚。从“及少日”到“乙巳岁十一月也”这后半幅，写出自己决意弃官归田的原因。“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是弃官的根本原因。几经出仕，诗人深知为“口腹自役”而出仕，即是丧失自我，“深愧平生之志”。因此，“饥冻虽切”，也决不愿再“违己交病”。语言虽然和婉，意志却是坚如金石，义无反顾。至于因妹丧而“自免去职”，只是一表面原因。序是对前半生道路的省思。辞则是渊明在脱离官场之际，对新生活的想象和向往。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起二句无异对自己的当头棒喝，正表现人生之大彻大悟。在诗人的深层意识中，田园，是人类生命的根，自由生活的象征。田园将芜，意味着根的失落，自由的失落。归去来兮，是田园的召唤。也是诗人本性的召唤。“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是说自己使心为身所驱役，既然自作自受，那又何必怅惘而独自悲戚呢。过去的让它过去就是了。诗人的人生态度是坚实的。“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过去不可挽回，未来则可把握，出仕已错，归隐未晚。这一“悟”、一“知”、一“觉”，显示着诗人把握了自己，获得了新生。“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此四句写诗人想像取道水陆，日夜兼程归去时的满心喜悦。舟之轻飏，风之吹衣，见得弃官之如释重负。晨光熹微，恨不见路，则见出还家之归心似箭。这是出了樊笼向自由的奔赴呵。连陆行问道于行人，那小事也真实可喜。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一望见家门，高兴得奔跑，四十一岁的诗人，仍是这样的天真。僮仆欢喜地相迎，那是因为诗人视之为“人子”而“善遇之”(萧统《陶渊明传》)。孩儿们迎候于门，那是因为爹爹从此与他们在一起。从这番隆重欢迎的安排中，已隐然可见诗人妻子之形象。“其妻翟氏亦能安勤苦，与其同志”(出处同上)。在欢呼雀跃的孩子们的背后，是她怡静喜悦的微笑。“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望见隐居时常踏的小径已然荒凉，诗人心头乍然涌上了对误入仕途的悔意；只是那傲然于荒径中的松菊，又使诗人欣慰于自己本性的犹存。携幼入室，见得妻子理家抚幼，能干贤淑。那有酒盈樽，分明是妻子之一片温情。多么温馨的家庭，这是归隐的保证。“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饮酒开怀，陋室易安，写出诗人之知足长乐。斜视庭柯，傲倚南窗，则写诗人之孤介傲岸。

　　“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诗人的心灵与生活，已与世俗隔绝，而向自然开放。日日园中散步，其乐无穷。拄杖或游或息，时时昂首远望，也只有高天阔地的大自然，才容得下诗人的傲岸呵。“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此四句之描写，显然寄托深远。宋叶梦得《避暑录话》评上二句：“此陶渊明出处大节。非胸中实有此境，不能为此言也。”云“无心”而“出”，鸟“倦飞”“知还”，确乎喻说了诗人由出仕而归隐的心路历程。清陶澍集注《靖节先生集》评下二句：“闵晋祚之将终，深知时不可为，思以岩栖谷隐，置身理乱之外，庶得全其后凋之节也。”日光暗淡，日将西沉，是否哀悯晋祚，姑且不论，流连孤松则显然象征诗人的耿介之志。本辞中言“松菊”，言“庭柯”，言“孤松”，一篇之中，三致意矣。“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诗人与世俗既格格不入，还出游往求什么呢。“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消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亲人之情话，农人谈庄稼，是多么悦耳，多么真实。什么“应束带见”官的讨厌话，再也听不见啦。除了琴书可乐，大自然本来也是一部读不尽的奇书，何况正逢上充满希望的春天。“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

　　驾车乘舟，深入山水，山道深幽，山路崎岖，皆使人兴致盎然。“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大自然充满了生机、韵律，令人欢欣鼓舞，亦令人低徊感慨。万物畅育，正当青春，而自己呢，已近老年。“已矣乎，寓形宇内复几时。曷不委心任去留，胡为乎遑遑兮欲何之。”省察生命之有限，愈觉自由之可贵。生年无多，何不顺从心愿而行，又何须汲汲外求？“富贵非吾愿，帝乡不可期。”帝乡即仙乡，指道教所说神仙世界，其实亦可兼指佛教所说西方净土。富贵功名非我心愿，彼岸世界也不可信。由此即可透视渊明的人生哲学。他既否定了世俗政治社会，亦摒弃了宗教彼岸世界。在士风热衷官职、同时佛老盛行的东晋时代，其境界不可谓不高明。他的人生态度是认真的、现世的。他要在自己的生活中，求得人生之意义，实现人生之价值。“怀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此四句是诗人理想人生的集中描写。天好则出游，农忙则耕种，登高则长啸，临水则赋诗。劳动、自然、人文，构成诗人充实的全幅生命。“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结二句是诗人人生哲学的高度概括。《周易·系辞》云：“乐天知命故不忧。”化、天命，皆指自然之道。让自己的生命始终顺应自然之道，即实现了人生的意义，此足可快乐，此即为快乐，还有何疑虑呢！这是超越的境界，同时又是足踏实地的。

　　《归去来兮辞》是辞体抒情诗。辞体源头是《楚辞》，尤其是《离骚》。《楚辞》的境界，是热心用世的悲剧境界。《归去来兮辞》的境界，则是隐退避世的超越境界。中国传统士人受到儒家思想教育，以积极用世为人生理想。在政治极端黑暗的历史时代，士人理想无从实现，甚至生命亦无保障，这时，弃仕归隐就有了其真实意义。其意义是拒绝与黑暗势力合作，提起独立自由之精神。陶渊明，是以诗歌将这种归隐意识作了真实、深刻、全面表达的第一人。《归去来兮辞》在辞史和文学史上的重要意义，即在于此。

　　在两宋时代，《归去来兮辞》被人们所再发现、再认识。欧阳修说：“晋无文章，唯陶渊明《归去来辞》而已。”宋庠说：“陶公《归来》是南北文章之绝唱。”评量了此辞在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李格非说：“《归去来辞》，沛然如肺腑中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朱熹说：“其词意夷旷萧散，虽托楚声，而无尤怨切蹙之病。”(上引文见陶澍集注本)则指出了此辞真实、自然、冲和的风格特色。宋人这些评论，是符合实际的。(邓小军)

　　读《归去来兮辞》，并不能给人一种轻松感，因为在诗人看似逍遥的背后是一种忧愁和无奈。陶渊明本质上不是一个只喜欢游山玩水而不关心时事的纯隐士，虽然他说“性本爱丘山”，但他的骨子里是想有益于社会的。鲁迅先生在谈到陶渊明时说：“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题未定草》）透过“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这些愤激之语，我们感到了沉重。

　　《归去来兮辞》的写景是实写还是虚写？钱钟书先生说：“《序》称《辞》作于十一月，尚在仲冬；倘为追述、直录，岂有‘木欣欣以向荣’，‘善万物之得时’等物色?亦岂有‘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植杖而耘耔’等人事?其为未归前之想象，不言而可喻矣。”（参见钱钟书《管锥编》1225～1226，中华书局，1979）如此说来，本文第一大写作特色就是想象。作者写的不是眼前之景，而是想象之景，心中之景。那么，写心中之景与眼前之景有什么不同吗?眼前之景，为目之所见，先有其景后有其文，文景相符，重在写真；心中之景，为创造之景，随心之所好，随情之所至，心到景到，未必有其景，有其景则未必符其实，抒情表意而已。

　　本文语言十分精美。诗句以六字句为主，间以三字句、四字句、七字句和八字句，朗朗上口，韵律悠扬。句中衬以“之”、“以”、“而”等字，舒缓雅致。有时用叠音词，音乐感很强。如“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多用对偶句，或正对，或反对，都恰到好处。描写和抒情、议论相结合，时而写景，时而抒情，时而议论，有景，有情，有理，有趣。

　　语文人生 ·最后说明一点，就是陶渊明虽然归隐田园，且不论他这种做法是积极还是消极，但他毕竟不同于劳动人民。他写《归园田居》也罢，写《归去来兮辞》也罢，实际上是那个时代的一种现象，归隐田园的也并非他一人。然而他的归隐造就了一个文学家，形成了一种文学风格，在中国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光照千秋。欧阳修说：“晋无文章，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一篇而已。”此话虽过，但可以见出它在文学史中的地位。

参考资料：

　　“与子别无几，所经未一旬”，写分别之日并不长，只有短短的十天。这两句为后面写二人感情之深做铺垫。

　　“我思一何笃，其愁如三春”，我对你的思念是多么深重，虽然分别没几天，但我的感觉如同分别了好多年那样漫长。此句明显套用《诗经·王风·采葛》中“彼采葛兮，一日不见，如三秋兮”之诗句的意境。

　　“虽路在咫尺，难涉如九关”，这里将相距之近与相见之难对比，更加重了对友人的思念。刘桢《赠徐干》“谁谓相去远，隔此西掖垣……我独抱深感，不得与比焉”之句，二人处于不同的部门：刘祯因罪被拘禁，而徐干为官在西掖园，两地很近，但两人却无故不得相见，因此才有路在咫尺，难涉九关之叹。

　　“陶陶朱夏德，草木昌且繁”全句说，盛阳的夏季，草木是那样的昌盛而繁茂。全诗前六句写情，结尾两句写景，以草木之繁茂喻比诗人与刘桢情谊之绵长，融情于景，以景写情，情景交融，表现出无限的回味和深长的意境。

　　这首诗明白如话，无丝毫矫揉造作，却收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诗歌以“与子别无几”领起，以“其愁如三春”相接，极写相思之深；以“虽路在咫尺”与“难涉如九关”相对比，续写相见之难。在相别与难见的内心情感矛盾冲突中，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作者思念友人的思想情感。

　　全诗只有八句，四十个字，从其所表达的形象的生动性和情感的丰富性中，可见诗人之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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