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和鲁望齐梁怨别次韵

　　这首小诗表现了诗人在隐居中寂静安闲的生活情趣，又表达了对志趣相投的友人的真挚感情。

　　从诗的内容上看，此诗的主旨是要引起友人的兴致，招致他来相聚共乐。诗人首先描写他的隐居之所的清幽。虽是几间茅屋草舍，但面对着巍峨深邃、苍翠欲滴的终南山，开门即可观赏山色。头两句娓娓道来，不加丝毫藻饰，意在引起友人的联想。三、四句进而写自己的隐居生活情趣。从早到晚，无拘无束，无忧无虑，无人打扰，更无机心杂念，煞是悠闲。为了吸引友人到来，又有意写自己终年无客，门虽设而常关，流露出几分寂寞。思念友人前来相伴之意不言而喻。最后两句，又以饮酒、垂钓等赏心乐事相招，直率地表达希望友人能经常来聚会的心愿。

　　从诗的写法上看，全篇以诗代书，写得朴实、自然、亲切。为使友人从字里行间就能体会出自己孤寂而清幽的心境，诗中有意采用重复的字眼和相同的句式。首二句连用两个“终南”，使友人加深印象，突出出门面山的优势。三四句又巧妙地把终南山的“终”字移用来创造给人以悠长、缓慢之感的时间意象。一个“终年”再叠加一个“终日”，两个同一结构的诗句反复、排比，用以烘托寂寞、清闲的心态，使人感到诗人在山中就这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静静生活下去，对世事不闻不问，甚至不管岁月的流逝，惟一遗憾的是不能与张諲朝夕相处。四个“终字”，两个“长”字的叠用，诗句节奏显得非常缓慢。

　　全诗写得轻松自然，毫不着力。只有心地十分散淡、安闲的人，才能写出如此散淡、安闲的诗。

　　这是一首抒发对花的陶醉流连的小诗。诗歌先以寻花开篇。接着沉醉花中，最后写酒醒赏花。通篇都围绕着花来展开。表现出诗人对花的强烈喜爱。可谓爱花之至。

　　起首两句先写了寻芳而醉的过程，流露出一种酣醇满足之意。“寻芳不觉醉流霞，依树沉眠日已斜”。在这个美好的春日，诗人一路追寻着繁花的踪影，在不知不觉之间已经喝得大醉。便在夕阳西下之时，依着花树沉沉地睡去。诗人因为爱花，所以怀着浓厚的兴趣，殷切的心情，特地独自去“寻芳”；既“寻”而果然喜遇；既遇遂深深为花之美艳所吸引，流连称颂，不能自已；流连称颂之馀，竟不知不觉地“醉”了。“不觉”二字寓意深广，使花之美、酒之醇以及人之陶醉都包含其中了。而不自知其所以然的情态，笔意极为超妙。“流霞”，将似锦的繁花比作漫天的流霞之意。这里用“醉流霞”，含意双关，既明指为甘美的酒所醉，又暗喻为艳丽的花所醉。从“流霞”这个词语中，可以想象出花的绚烂、美艳，想象出花的芳香和形态，加强了“醉”字的具体可感性。诗人借这含意双关的“醉流霞”表达出生理的醉与心理的醉之间相互作用和奇妙融合。次句“倚树沉眠日已斜”进一步写“醉”字。因迷花醉酒而不觉倚树（倚树亦即倚花，花就长在树上，灿若流霞），由倚树而不觉沉眠，由沉眠而不觉日已西斜。叙次井然有序，而又处处紧扣“醉”字。醉眠于花树之下，整个身心都为花的馥郁所包围、所熏染，连梦也带着花的醉人芳香。所以这“沉眠”不妨说正是对花的沉醉。这一句似从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迷花倚石忽已暝”句化出，进一步写出了身心俱醉的迷花境界。

　　下两句写酒醒后夜半赏花，更显出对花之爱。同时也将美好而满足的气氛转至了凄凉与孤寂。“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客已散，酒已醒，夜已深。与前半夜寻芳时热闹欢欣的情景截然相反，孤独之感重又袭来。在这种环境气氛中，一般人是不会想到欣赏花的；即使想到，也会因露冷风寒、花事阑珊而感到意兴索然。但诗人对花的喜爱却丝毫未减，想要趁着这夜深人静无人打扰之时，再秉着红烛独自欣赏残花，对花之痴迷已显露无遗。同时诗句中的“红烛”与“残花”又进一步地构成了对比，更显花之残。诗人想到日间盛开的花朵，到了明朝也许就将落英缤纷、残红遍地，一种对美好事物的深刻留连之情便油然而生，促使他抓住这最后的时机领略行将消逝的美，于是，便有了“更持红烛赏残花”这一幕。在夜色朦胧中，在红烛的照映下，这行将凋谢的残花在生命的最后瞬间仿佛呈现出一种奇异的光华，美丽得像一个五彩缤纷而又隐约朦胧的梦境。夜深酒醒后的“赏”，正是“醉”的更进一步的表现，同时也表现诗人对美好事物即将逝去的不舍，怜惜之情油然而生。结句的意境与诗人早年失意科场时之作《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中的“留得枯荷听雨声”相似，枯荷与残花，都是为普通人所忽视的，可是诗人将之与雨滴、红烛相配合。可谓化腐朽为神奇。使之散发出一种凄美之感，深受读者的喜爱。苏轼《海棠》中的“只恐夜深花睡去。敞烧高烛照红妆”即从此句化出。只是略去了李商隐诗中的一些凄凉之感。

　　整首诗围绕着花进行，特别是最后一句更显出对花的痴迷。不仅爱盛开之花。甚至也能从凋落之花中看到美，甚为难得。

参考资料：

　　有关景阳井，是南朝的故事，到李商隐时也将过去三百年，估计文人以此典故写成诗歌、散文的已经很多。比如唐朝诗人温庭筠的《题望苑驿》诗：“ 景阳寒井人难到，长乐晨钟晓自知。”景阳井的故事到后唐，文人们还是很熟悉的很喜欢引用的。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