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参烹彘

　　曾参用自己的行动教育孩子要言而有信，诚实待人，这种教育方法是可取的。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做任何事都要诚实守信，不能说了做不到和说谎。

　　教育子女要注意言传身教不能以欺骗作为手段，做任何事都要说到做到，不能说谎。要做到言必行，行必果，这样才能获到他人信任。以后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知道自己所做事情的后果，要为以后着想。以后自己不能做的事情就不能信口雌黄。

　　《九歌·少司命》是屈原所作组曲《九歌》中一首，是《九歌·大司命》的姊妹篇，是楚人祭祀少司命神的乐歌。少司命是掌管儿童生命之神（实际上就是生育之神）。这首诗和《九歌·大司命》都是一方面用人物自白、倾吐内心的方式展示其精神世界，另一方面用对方眼中所见来刻画形象。由对方的赞颂从旁表现的办法，既变换角度，又内外结合，互相映衬，诗中的每一段唱词，都是既写“他”，又写“我”，采取了抒情与描写相结合的手法，辞采华丽，又韵味深长。

　　此篇是少司命（充作少司命的灵子）与男巫（以大司命的口吻）对唱。其末云：“荪独宜兮为民正”，则末一节为男巫之唱词。那么，第一节（有“荪何以兮愁苦”句）也应为男巫所唱。由歌词内容看，二、三、四节为少司命唱词，五、六节也是男巫以大司命口吻所唱。

　　因为此篇演唱同前一篇是连接的，少司命、大司命已在场，故再没有下神、迎神的话，但此一篇的宾主关系与上一篇相反。上一篇后半是女巫以少司命口吻所唱，故此篇开头是男巫以大司命口吻唱出，来赞颂少司命。从情绪的承接来说，前篇少司命反覆表现出愁苦的心情，故此篇开头大司命说：“夫人自有兮美子，荪何以兮愁苦？”

　　“秋兰兮麋芜，罗生兮堂下”，一方面是对少司命这个爱护生命的女神的烘托，另一方面也暗示此祭祀为的是求子嗣。《尔雅翼》云：“兰为国香，人服媚之，古以为生子之祥。而蘼芜之根主妇人无子。故《少司命》引之。”《政和证类本草》也说芎藭根茎可以入药，治“妇女血闭无子”。所以说，这两句不仅更突出了诗的主题，也反映了一个古老的风俗。

　　少司命一开始就赞叹的也是兰草，同样暗示了生子的喜兆。“满堂兮美人，忽独与余兮目成”，是说来参加迎神祭祀的妇女很多，都希望有好儿好女，对她投出乞盼的目光，她也回以会意的一瞥。她愿意满足所有人的良好愿望。她同这些人既已“目成”，也就没有愁苦了。她看了祭堂上人的虔诚和礼敬，心领神受，“入不言”而“出不辞”，满意而去。她乘着旋风，上面插着云彩的旗帜。对于她又认识了很多相知，感到十分快活；而对于同这些人又将分离，感到悲伤。这是将人的感情与神相通，体现出女神的多情。下面一节则是女神说自己的服饰和离开祭堂的情形。“荷衣兮蕙带”同大司命的“云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比起来，带有女性的特征。“夕宿兮帝郊”是说自己离开后将去的地方。《札记·月令》孔颖达正义引《郑志》，简狄被以为禖官嘉祥之后，“祀之以配帝，谓之高禖”。则由之转化而来的少司命宿于帝郊，也是有原因的。“君谁须兮云之际”是反过来回问大司命的话。

　　第五、六节都是男巫以大司命的口吻所唱，先是回答少司命的问话：“我等待你，要陪你到咸池去洗头，在阳阿之地晒发。因为一直等你不来，所以在云端恍然而立，临风高歌。”第六节描述了少司命升上天空后的情况，描绘出一个保护儿童的光辉形象：她一手笔直地持着长剑，一手抱着儿童。她不仅是送子之神，也是保护儿童之神。“荪独宜兮为民正！”事实上唱出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少司命的崇敬与爱戴。

　　《九歌·少司命》的形式具有紧凑而铿锵的韵律美。 形式是诗歌的载体，诗歌让人们最直接地感受到的是它的形式，又由于诗歌是一种通过韵律感很强的语言反映生活、抒发情感的文学体裁，所以它自然具有韵律美，“青黄杂揉，文章烂兮”，在诗歌艺术衍生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韵律，屈原以其独创的诗歌结构和格律使中国诗歌具有了一幢全新的韵律，具体到《九歌·少司命》，其韵律美主要表现在紧凑和铿锵两个方面。

　　《九歌·少司命》韵律的紧凑主要表现在结构上，全诗一气呵成，从头到尾没有任何迟滞。全诗虽然可以分为五个部分，但每个部分之间的过渡平滑而自然，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第一部分是代表人间妇女的群巫合唱的迎神曲，第二部分是代表少司命女神的主巫独唱的临坛曲，第三部分是人间妇女向少司命女神询问，第四部分是少司命女神回答人间妇女，第五部分是人间妇女合唱的送神曲，这遣五个部分一环紧扣一环，如行云流水般自然而又自如地从第一部分流泄到第五部分，街接间不着痕迹，语言流畅富于回味。

　　《九歌·少司命》韵律的铿锵主要表现在格律上，其诗句或参差或对仗，起伏有致，动感强烈，“随语成韵，随韵成趣”，气韵生勤，情趣盎然。诗句的参差，诗中比比皆是，这正是楚辞对《诗经》继承和发展的精妙之处，它除了保留《诗经》四字句的典型句式外，还将其扩展为五字句和六字句（不包括语气词“兮”），节奏在《诗经》“二二”的基磋上又增加了“三二”和“三三”，仿佛“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使其更具表现力。在《少司命》中，“二二”、“三二”、“三三”节奏的诗句交替使用，“倏而来兮忽而逝”始人以强烈的动感，仿佛踏着音乐的节拍悠然地旋转在舞池中。

　　这首诗的韵律较《诗经》也有了更大的起伏和变化，也更加铿锵动人了。同时，语气词“兮”在楚辞句式构成中的连用也是生花妙笔，对此金开诚先生曾作过推想：“以‘兮’为基点，其两端的字数如果较少，则这些字的发音用调必然悠长而近于歌唱；反之，两端的字数如果较多，则这些字的发音用调必然短促而近放吟颂”这就形成了楚辞可歌可吟、如泣如诉的独特艺术效果。诗句的对仗，以“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和“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最为典型，它们情文并茂，能充分引起人们的共鸣。

　　就形式而言，这些诗句完全符合中国传统持歌的格律，它俩都是按照字音的平仄和字义的虚育做成对偶的语句，这种工整的对仗和其前南方诗歌的发展的轨迹是一脉相承的。

参考资料：

　　作者开篇描写雄狐对伴侣的渴望，用意在于影射齐襄公对文姜的觊觎之心。作者以南山和雄狐起兴，展示出一种高远深邃的画面：山高树茂，急切的雄狐四处穿梭，叫声连连。不仅把诗的背景拉得极其宏大，让人感到诗作肯定包含丰富的所指，又将齐襄公渴切的思想状态描摹殆尽，让其丑恶嘴脸暴露无遗。章末，又用反问进行了讽刺：“既然已经出嫁了，为什么还对那段私情念念不忘呢？”即是在问文姜，也是在问齐襄公，一箭双雕，意味深长。

　　第二章还是诉说前事，但在表达上更进一步。作者影射齐襄公和文姜乱伦的无耻行为时，从寻常事物人手，描述鞋子、帽带都必须搭配成双，借以说明世人都各有明确的配偶，所指明确而又表达隐晦，既达到讽刺对象的效果，又显得不露端倪一后半部分与第一章相似，使情感力度得到更深一步加强。

　　第三、四章转换角度，发表对鲁桓公的议论：作者成功运用“兴”的手法，以种麻前先整理田地、砍柴前要先准备刀斧这些日常劳动中的必然性，来说明娶妻必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再进一层针砭实际，说明桓公既已明媒正娶了文姜，而又无法做文姜的主。放任她回娘家私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都被搁浅、践踏，显得庸弱无能，文姜的无视礼法、胡作非为也跃然于纸上。

　　这首诗的风格同《诗经》十五国风中的绝大部分作品一样，是一首群众创作的民歌，其特点也是每一章节除少数词语略作更换外，基本的语词句法都是相同的，特别是每章的最后二句，句法语气完全一样，只有一二个字的变化，其含义也相似或相近。这正是便于反覆咏唱，易于记忆吟诵，寓意比较单纯的民歌式作品。此外，从这首诗里，也反映了男女婚姻必须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样的封建礼教，早在二三千年以前就已经深入人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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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

　　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 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 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

　　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崤，崤有二陵焉。 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地；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

　　蹇叔的论战之道几千年来一直为世人称道，被奉为“知己知彼”的楷模。然而秦穆公没有听从蹇叔的正确意见。秦穆公利令智昏，一意孤行，执意要派孟明视（百里奚的儿子）、白乙丙、西乞术（蹇叔的两个儿子）三帅率部出征。蹇叔实际上已失去进谏的正常渠道，但他仍然不放弃努力——以“哭师”的形式来进谏，直言不讳地指出此次袭郑的必然结果。在送别秦国出征之师的时候，痛哭流涕地警告官兵们说：“恐怕你们这次袭郑不成，反会遭到晋国的埋伏，我只有到崤山去给士兵收尸了。” “哭师”召来了秦伯的诅咒、辱骂，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蹇叔继续进谏——以“哭子”的形式来进谏，准确地指出晋国“必御师于崤”。想通过“哭子”的形式再次使自己的意见传导给国君。

　　文中卜官郭偃和老臣蹇叔的预见有如先知，料事真如神，秦军后来果然在崤山大败而归，兵未发而先哭之，实在是事前就为失败而哭，并非事后诸葛亮。

　　郭偃托言的所谓“君命大事”，不过是个借口，人们根据经验 完全可以作出类似的判断，乘虚而入，乱而取之，是战争中常用的手法。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如果不具备这种经验和头脑，应 当属于不称职之列。从蹇叔一方看，他作为开国老臣，也具有这方面的经验，对手并非等闲之辈，不可能在非常时刻没有防备，因此，此时出征无异于自投罗网。

　　秦穆公急欲扩张自己势力的心情，导致他犯了一个致命的常识性的错误，违反了“知己知彼”这个作战的基本前提。敌手早有防备，以逸待劳，必定获胜；劳师远袭，疲惫不堪，没有战斗力，必定惨败。其中原因大概是攻城略地的心情太急切了，以至 连常识都顾不上，当然是咎由自取。马有失前蹄的时候，人也有过失的时候，而在利令智昏的情况下所犯的错误，则是不可宽恕的。利令智昏而犯常识性的错误，更是不可宽恕。

　　再说，当初秦国曾与晋国一起企图消灭郑国，后来又与郑国订立盟约。此时不仅置盟约不顾，就连从前的同伙也成了觊觎的 对象。言而无信，自食其言，不讲任何道义、仁德，这同样应当遭天谴，遭惩罚。当人心目中没有权威之时，便没有了戒惧；没有了戒惧，就会私欲急剧膨胀；私欲急剧膨胀便会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春秋的诸侯混战，的确最充分地使人们争权夺利的心理。手法、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也使命运成了最不可捉模和把握的东西。弱肉强食是普遍流行的无情法则，一朝天子一朝臣，泱泱大国可能在一夜之间倾覆，区区小国也可能在一夜之间暴发起来。由此可见，“先知”是没有的；而充满睿智并富有经验者，往往被人们认为是“先知”。

　　这篇文章虽短，但结构上却充分体现了《左传》的叙事特色，即情节曲折多变，行文起伏跌宕，叙述有条不紊。文章以秦国老臣蹇叔谏阻、哭师、哭子为线索，复以秦穆公拒谏、诅咒相间其中，使全文在结构上起伏有致、曲折多变。

　　其次，这篇文章在塑造形象上也充分体现出《左传》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刻划人物性格，将人物与情节结构融为一体的特色。这篇文章虽短，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老成先见、忧国虑远的老臣形象和一个刚愎自用、利令知昏的君主形象。两个形象一明一暗，一显一隐，然而又相互映衬，相得益彰。俗话说，姜是老的辣。蹇叔虽老，但仍不失足智多谋、思深虑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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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楚子狩于州来，次于颍尾，使荡侯、潘子、司马督、嚣尹午、陵尹喜帅师围徐以惧吴。楚子次于乾溪，以为之援。

　　雨雪，王皮冠，秦复陶，翠被，豹舄，执鞭以出，仆析父从。右尹子革夕，王见之。去冠被，舍鞭，与之语曰：“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为分，王其与我乎？”

　　对曰：“与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御王事。齐，王舅也；晋及鲁、卫，王母弟也。楚是以无分，而彼皆有。今周与四国服事君王，将唯命是从，岂其爱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旧许是宅。今郑人贪赖其田，而不我与。我若求之，其与我乎？”

　　对曰：“与君王哉！周不爱鼎，郑敢爱田？”王曰：“昔诸侯远我而畏晋，今我大城陈、蔡、不羹，赋皆千乘，子与有劳焉。诸侯其畏我乎？”对曰：“畏君王哉！是四国者，专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

　　工尹路请曰：“君王命剥圭以为鏚柲，敢请命。”王入视之。析父谓子革：“吾子，楚国之望也！今与王言如响，国其若之何？”子革曰：“摩厉以须，王出，吾刃将斩矣。”

　　王出，复语。左史倚相趋过。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对曰：“臣尝问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于祗宫。臣问其诗而不知也；若问远焉，其焉能知之？”

　　王曰：“子能乎？”对曰：“能。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

　　王揖而入，馈不食，寝不寐，数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难。

　　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溪？”

　　楚灵王乃是春秋后期一位极富争议的君主，乃楚庄王的孙子，楚共王的次子，楚康王的弟弟。楚康王死后，其幼子即位为君，当时担任执政官（令尹）的灵王趁国君生病，亲手勒死了国君，自立为王。楚国历史上一直有王子弑君自立的传统：成王杀兄自立，穆王杀父自立，灵王则杀侄自立，三者都获得了大臣的承认，坐稳了江山；但是在《春秋》上，仍然不免被讥讽为乱臣贼子。

　　自从楚共王以来，楚国霸业日益衰落，晋国占据优势，吴国也强大起来。灵王即位后，与吴国多次交战，先后灭了陈、蔡两个华夏诸侯国，又修筑了东西不羹两座大城以威慑中原，终于在会盟中压倒晋国，重新成为霸主。从这个角度看，灵王可谓中兴之主。但是他的霸业完全依靠武力和威压，而不像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当年那样威德并用，中原诸侯大多心中不服，楚国国内也有大量不稳定因素。灵王不思采用怀柔手段稳固政权基础，反而再次出兵与吴国争夺徐国（今徐州一带），《子革对灵王》的故事就发生在这时。

　　灵王率军驻扎在离徐国不远的乾溪，以狩猎为名，炫耀武力。看看他穿着的服装：皮毛做的帽子（皮冠），秦国赠送的羽衣（秦复陶），翠鸟羽毛做成的披风（翠被），豹皮做的鞋子（豹舄），手中还拿着鞭子。以上服饰极尽奢华，有楚国本土的特产，还有别的诸侯进献的宝物，充分显示了楚王作为霸主的威严。灵王一直以好大喜功著名，郑国名臣子产就曾指出此人虚荣心太强，未来难以善终。狩猎归来，大臣子革进见，灵王遂摘下帽子，脱下披风，放下鞭子，以示对大臣的尊敬。

　　这个子革是何许人也？不是楚国本土的大臣，而是从郑国来楚国“政治避难”的公子，原名郑丹，子革是他的字。春秋时代列国人才流动频繁，“楚材晋用”的例子很多，中原人才逃往楚国的也不少。子革作为一个落魄的公子，能够做到执政官的助手（右尹），显示了楚国任用人才的不拘一格。灵王接下来与子革的对话，则显示了对子革这一外国人的充分信任。

　　灵王对子革的问话很长，但精髓很简单：想要这个，想要那个，什么都想要，贪心不足而已。灵王首先回顾了自己的祖先对周王朝的巨大功勋（其实楚国在西周乃是不到百里的小国，远没有灵王吹的那么伟大），然后耿耿于怀地指出，齐国、晋国、鲁国、卫国都得到了周天子赐予的礼器，楚国却没有。如果现在派人向周天子索取礼器，天子会不会给？

　　子革回答：“肯定会给啊！我们楚国的祖先，勤劳勇敢那是没话说，可当时我们不是周天子的亲戚，天子就不拿我们当回事。今天可不一样了，周天子害怕我们，齐国、晋国、鲁国、卫国都服侍我们，大王您派人去要礼器，天子哪敢不给啊？”

　　这段回答很对灵王的胃口，于是他得寸进尺地继续问：许这个地方（即今天的许昌），原本是楚国祖先的伯父的封地（都过去一千多年的事情了，亏灵王还好意思拿出来说），后来郑国人占领了这片土地，不把它还给楚国。如果楚国现在派人去索取这片土地，郑国会不会给我们呢？

　　子革回答：“肯定会给啊！周天子都不敢不给我们礼器，郑国怎么敢不给我们土地啊？”

　　灵王听了这两个回答，简直是心花怒放，欲望继续膨胀，于是又问道：原先晋国称霸中原，是因为晋国离中原比较近，我们楚国离中原比较远。现在我们在中原建立了陈、蔡、东西不羹四座大城，都可以出动一千辆兵车，诸侯应该害怕我们了吧？

　　子革回答：“肯定会害怕啊！这四个城池的兵力足够威慑诸侯了，何况还有楚国本土的兵力呢？谁敢不害怕大王啊！”

　　至此，灵王的自信心和欲望已经膨胀到极点，幸亏工匠进来请求他去观看玉器的制作，否则真是难以想象，接下来他还会提出多么天真的问题。

　　灵王以上的问题，有许多失礼的地方。子革是郑国人，郑国是周朝的同姓，又是华夏诸侯。灵王不仅大大咧咧地问他割让郑国土地的问题，还公然提出要威逼周天子、镇压华夏诸侯，丝毫不顾及子革作为郑国人的感情，只能说明他已经被欲望蒙住了眼睛。楚国当时的国力强盛，可以做到威慑周朝和其他诸侯，但灵王提问的口吻如同想要糖果的小孩子，实在不是一个霸主应有的作风。汉朝的汲黯曾讽刺汉武帝“内多欲而外施仁义”，楚灵王则是赤裸裸的“外多欲”，连行仁义的幌子都懒得打一下。

　　灵王的欲望和子革的逢迎，果然引起了其他大臣的不满。大臣析父趁灵王不在，对子革抱怨道：“您是在我们楚国很有名望的人，现在大王问你话，你只知道唯唯诺诺，我们国家该怎么办啊？”子革胸有成竹地回答：“我刚才是在磨刀子呢，等一会大王出来，我的刀刃就要砍下来啦！”先秦时的思想家并不崇尚犯言直谏，而是崇尚温和委婉的讽谏，晏子、邹忌、孟子等均是讽谏的典型。可惜后世的谏官大多贪图名垂青史，以犯上为荣耀，以直谏为正道，已经远远偏离了孔子赞许的劝谏之道。

　　灵王从工匠那里出来了，这时，楚国的史官倚相正好经过。灵王就指着倚相说：“这是我们楚国的良史啊，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些古书。”《三坟》《五典》是三皇五帝的书，《八索》是关于八卦占卜的书，《九丘》则是关于九州地理人情的书。灵王得意洋洋地引用这些书名，大概不是为了称赞倚相的博学，而是为了炫耀楚国的人才众多，间接说明自己这个国王的伟大。可这正好给了子革一个“下刀子”的机会。

　　子革不屑地说：“我曾经问倚相，周穆王在位的时候喜欢到处游玩，大臣祭公作了一首《祈招》之诗以克制穆王的欲望，结果穆王果然没有遭到祸乱，得到了善终；倚相居然不能背诵《祈招》，这算什么博学啊？”（其实子革只是找一个由头罢了，倚相并不一定就不会背诵那首诗）灵王一听，果然来了兴致，就要子革把《祈招》背诵给他听。子革就背诵道：

　　“司马祈招多么和悦安详啊，向人民传播大王的德音。想我们大王的德行，就像美玉，又像黄金。他有限度地使用民力，没有酒足饭饱之心。”

　　—— 这首诗的意思是，君主应该按照人民能够承担的限度来使用民力，不要用民力来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的君主才算是具备金玉一样的德行，他的德行才会被天下的人民传诵。“无醉饱之心”，与刚才灵王欲壑难填、贪求利益的心态相比，是多么格格不入啊！用孔子的话说，这首诗就讲了四个字：“克己复礼”。

　　楚灵王虽然被欲望冲昏了头脑，却不失为一个聪明人，很快理解了子革的意思。他向子革作揖表示感谢，回到休息的地方，当天就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我们知道，一个人克制欲望的时候，很容易出现这种心神不宁的情形，一个普通人克制一下烟瘾、酒瘾尚且如此，何况一国之君克制权力欲？结果很悲惨，虽然子革的谏言打动了灵王，灵王却无法克制自己。第二年，楚国内部就爆发了政变，穷兵黩武的灵王被废黜，其弟登基为王，众叛亲离的灵王最后在荒野自杀，这就是一代霸主的下场。

　　春秋时期的霸主，能够善终的不多，像灵王这样身死而为天下笑的却不少。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最后因为宠信佞臣，饿死在床上，死后齐国有五世之乱；秦穆公是秦国最贤明的君主，却因为利令智昏而多次败于晋国，子孙三百年不能出函谷关一步；晋厉公在鄢陵击败楚军，独霸中原，几年之后就被卿大夫杀死，只有一辆牛车陪葬；吴王夫差先后打败齐、晋、楚，却死在自己的手下败将越王勾践手里，吴国随之灭亡。《诗经》有之：“靡不有初，鲜克有终”，不是说越到后面难度越大，而是说成功的人心态会有变化，一旦欲望膨胀起来，就算想保全身家性命都不容易，谈何建功立业？

　　孔子曰：“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克己，就是要克制自己的欲望；复礼，就是要符合周礼的规定。一旦能够做到克己复礼，则天下纷纷扰扰都归于自己的仁心，不再会有欲壑难填的苦恼，也不会再有自取灭亡的冲动。可惜后世的理学家把“克己复礼”四个字理解成了“存天理，遏人欲”，最终变成了片面空谈性理，消灭人的正常欲望，与孔子和先秦其他哲人的本意相去甚远。

　　《惜往日》以首句名篇。本篇有真伪之争。南宋魏了翁《鹤山渠阳经外杂抄》因篇中提到伍子胥，怀疑本篇和《悲回风》为伪作。明许学夷《诗源辨体》和清曾国藩《求阙斋读书录》以作品语气而致疑。清吴汝纶《评点古文辞类纂》以《怀沙》为绝笔，又因本篇文词浅显，而疑本篇非屈原所作。今人陆侃如、冯沅君、刘永济、谭介甫、胡念贻等人，也都以本篇无标题且多乱辞等原因，对本篇的作者为屈原提出疑问。然而无论如何，持此种理由的观点说服力不是很强，与持本篇作者为屈原的论点相比，显得不十分有力。因此，自然不能剥夺屈原对本篇的著作权。

　　《九章·惜往日》以首句名篇。此篇是作者在临终之前回忆自己平生政治上的遭遇，作者痛惜自己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主张遭到奸人的破坏，而未能使之实现，表明了自己不得不死的苦衷，并希望用自己的一死来唤醒顷襄王的最后觉悟。全篇可分为六段。

　　第一段从“惜往日之曾信兮”至“身幽隐而备之”。追叙自己曾被怀王信任，自己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为楚国的富强出力，但最终因奸人进谗，遭到怀王猜忌而疏远。“惜往日”就是忆往日，痛往日，因回忆过去而哀痛也。《史记·屈原传》说屈原开始时是“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开头四句与这些是对得起来的，但接下来的话就转了。

　　“国富强”四句，言当时的楚国，修明法度，上下一心，确也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可好景不长，楚怀王委弃良臣，奢侈淫佚。但屈原认为楚王虽然有过失，己犹欲弼正匡辅，此意与《离骚》和《九章·抽思》二篇可以互证。

　　“心纯庬”四句言由于自己对楚王一片忠心，不肯把秘密泄露给其他同僚，因此引起在位同僚的嫉妒，他们向怀王进谗言，怀王从而对自己发怒、猜忌、疏远，这正是《屈原传》中“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一段的形象写照。“蔽晦君”以下六句，言那些小人蔽塞君王的聪明才智，虚饰罪状，以惑误君，又欺罔之；君王也不参验考核，究其真相，就疏远贬斥了我再不思念。

　　第二段从“临沅湘之玄渊兮”至“使贞臣为无由”。屈原身临湘水，决心自沉，该段写临死之前的思想斗争，更显得其就义的从容。

　　“临沅湘”四句，汪瑗认为“上二句是极推己之恶恶之心，不欲与谗人并生于世，盖反言以见其欲死也。下二句是明己之遭君不明，死为无益，又正言其不必死也。”（《楚辞集解》）“君无度”四句言君王不知长短，故不能察，使芳草为薮泽所壅遏而不通；君王如此不明，忍死而无益，于是甘心死之，决不苟活。这四句是对“遂自忍而沉流”的回答。

　　“独鄣壅”二句谓忠臣非不欲尽力，只是由于“鄣壅而蔽隐”而不得辅佐。此所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者也。

　　第三段从“闻百里之为虏兮”至“因缟素而哭之”。历举前世君王得贤人则兴盛与信谗言则灭亡的事情来作进一步的对比说明。其中关于介子推的事情叙之尤详，本意是还希望楚王因自己之死，悔悟而改弦更张，振兴楚国。“闻百里”六句，历举百里奚逢秦穆公，伊尹逢商汤王，吕望逢周文王，宁戚逢齐桓公之事迹，此四子，国君用之而国强。

　　“吴信谗”二句举伍子胥事。吴王夫差听信谗言令伍子胥自杀，伍子胥死后吴国便被越国灭亡。“封介山”四句举介子推之事。介子推追随晋文公流亡，文公复国不封介子推，介子推逃入深山；文公以火烧迫其出山，子推抱木而死，文公悔悟，追封介子推。屈原在这里以伍子胥死后而吴亡，与介子推死后晋文公幡然悔悟，因而追封介山之事作对比，暗示“存君兴国”之意。

　　第四段从“或忠信而死节兮”至“使谗谀而日得”，承上文言自古忠臣之死，没有不是因为君王听信谗言而造成的。

　　“或忠信”四句承前一段列举贤臣之例而进一步发挥。指出忠信者反而被迫死节，奸佞者反而被信之不疑，全都是因为君王不能参验考究加以鉴别，而一味听信小人谎言。“芳与泽”两句言君主如不能按实省察，则不能分别忠信与奸佞。“何芳草”四句言君既不能省察分别忠奸，则忠臣的命运就不会好了。

　　第五段从“自前世而嫉贤兮”至“如列宿之错置”。进一步陈明自己过去与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光明正大的，如排列天上的列宿那样明明白白。在自己死后，自己所受的委屈，一切都将会昭雪于天下。

　　“自前世”六句以美女比贤能之人，谓在怀王时代，嫉善忌能，已经是这样子的了。美好的东西被说成是丑恶的，丑恶的东西被说成是美好的，一有好的东西出现，谣言马上就会产生。

　　“愿陈情”四句言自己的心情与行为光明正大，如星斗罗空，必将愈来愈明白，连“陈”、“白”也都是不必要的了。司马迁曾赞扬屈原：“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日、月、星为三光，“列宿错置”，亦即“与日月争光”。

　　第六段从“乘骐骥而驰骋兮”至最后为。进一步表明自己将沉江自尽，以身殉国的决心。

　　“乘骐骥”二句谓驾良马疾驰，却不用控制马匹的器具。

　　“乘氾泭”二句谓乘木筏沿流而下，却不用船桨而自恃人力。

　　“背法度”二句谓背弃法度而随心所欲地治理国家，就好比上述两种情况，与之并无差别。

　　“宁溘死”四句写自己赴死之因，屈原谓“恐祸殃之有再”，朱熹说“不死恐‘邦其沦丧’而辱为臣仆……箕子之忧，盖为此也。”蒋骥说：“谓国亡身虏也。”根据当时楚国屡败于秦的形势，朱、蒋二人的分析是颇有见地的。最后二句明明白白地说明了自己写完这篇诗作之后就要赴水自尽，所以可以判断这篇诗作确是屈原的绝笔。

　　这篇诗歌语言上最大的特色是文辞质朴率直，浅显易懂，表意十分明白流畅。比如对于楚王的谴责，在《离骚》等其他作品当中，一般比较委婉曲折，往往用“荃”、“灵脩”、“哲王”等来代替，而在此篇中，因是赴水之前的绝笔，则无所顾忌，直接责备楚王为“壅君”。此篇诗作的这种风格，在全部屈赋中是显得十分奇特的。

　　其次，文章结构上前后照应，诗歌以“明法度”起，以“背法度”结，前后呼应。林云铭《楚辞灯》说；“以明法度起头，以背法度结尾，中间以无度’两字作前后针线，此屈子将赴渊，合怀王、顷襄两朝而痛叙被放之非辜、谗谀之得志，全在法度上决人材之进退、国势之安危。盖贞臣用则法度明，贞臣疏则法度废；及既废之后，愈无以参互考验而得贞谗之实，而君之蔽晦日深，虽有贞臣，必不能用，是君为壅君，国非其国也。”十分准确地说出了本篇这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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