蹇叔哭师

　　冬，晋文公卒。庚辰，将殡于曲沃。出绛，柩有声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将有西师过轶我，击之，必大捷焉。”

　　杞子自郑使告于秦曰：“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若潜师以来，国可得也。”穆公访诸蹇叔。蹇叔曰：“劳师以袭远，非所闻也。师劳力竭，远主备之，无乃不可乎？师之所为，郑必知之。 勤而无所，必有悖心。且行千里，其谁不知？”公辞焉。召孟明、 西乞、白乙使出师于东门之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公使谓之曰：“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

　　蹇叔之子与师，哭而送之，曰：“晋人御师必于崤，崤有二陵焉。 其南陵，夏后皋之墓地；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风雨也，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秦师遂东。

　　蹇叔的论战之道几千年来一直为世人称道，被奉为“知己知彼”的楷模。然而秦穆公没有听从蹇叔的正确意见。秦穆公利令智昏，一意孤行，执意要派孟明视（百里奚的儿子）、白乙丙、西乞术（蹇叔的两个儿子）三帅率部出征。蹇叔实际上已失去进谏的正常渠道，但他仍然不放弃努力——以“哭师”的形式来进谏，直言不讳地指出此次袭郑的必然结果。在送别秦国出征之师的时候，痛哭流涕地警告官兵们说：“恐怕你们这次袭郑不成，反会遭到晋国的埋伏，我只有到崤山去给士兵收尸了。” “哭师”召来了秦伯的诅咒、辱骂，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常可怕的事情，但是蹇叔继续进谏——以“哭子”的形式来进谏，准确地指出晋国“必御师于崤”。想通过“哭子”的形式再次使自己的意见传导给国君。

　　文中卜官郭偃和老臣蹇叔的预见有如先知，料事真如神，秦军后来果然在崤山大败而归，兵未发而先哭之，实在是事前就为失败而哭，并非事后诸葛亮。

　　郭偃托言的所谓“君命大事”，不过是个借口，人们根据经验 完全可以作出类似的判断，乘虚而入，乱而取之，是战争中常用的手法。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如果不具备这种经验和头脑，应 当属于不称职之列。从蹇叔一方看，他作为开国老臣，也具有这方面的经验，对手并非等闲之辈，不可能在非常时刻没有防备，因此，此时出征无异于自投罗网。

　　秦穆公急欲扩张自己势力的心情，导致他犯了一个致命的常识性的错误，违反了“知己知彼”这个作战的基本前提。敌手早有防备，以逸待劳，必定获胜；劳师远袭，疲惫不堪，没有战斗力，必定惨败。其中原因大概是攻城略地的心情太急切了，以至 连常识都顾不上，当然是咎由自取。马有失前蹄的时候，人也有过失的时候，而在利令智昏的情况下所犯的错误，则是不可宽恕的。利令智昏而犯常识性的错误，更是不可宽恕。

　　再说，当初秦国曾与晋国一起企图消灭郑国，后来又与郑国订立盟约。此时不仅置盟约不顾，就连从前的同伙也成了觊觎的 对象。言而无信，自食其言，不讲任何道义、仁德，这同样应当遭天谴，遭惩罚。当人心目中没有权威之时，便没有了戒惧；没有了戒惧，就会私欲急剧膨胀；私欲急剧膨胀便会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春秋的诸侯混战，的确最充分地使人们争权夺利的心理。手法、技巧发挥到了极致，也使命运成了最不可捉模和把握的东西。弱肉强食是普遍流行的无情法则，一朝天子一朝臣，泱泱大国可能在一夜之间倾覆，区区小国也可能在一夜之间暴发起来。由此可见，“先知”是没有的；而充满睿智并富有经验者，往往被人们认为是“先知”。

　　这篇文章虽短，但结构上却充分体现了《左传》的叙事特色，即情节曲折多变，行文起伏跌宕，叙述有条不紊。文章以秦国老臣蹇叔谏阻、哭师、哭子为线索，复以秦穆公拒谏、诅咒相间其中，使全文在结构上起伏有致、曲折多变。

　　其次，这篇文章在塑造形象上也充分体现出《左传》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刻划人物性格，将人物与情节结构融为一体的特色。这篇文章虽短，却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老成先见、忧国虑远的老臣形象和一个刚愎自用、利令知昏的君主形象。两个形象一明一暗，一显一隐，然而又相互映衬，相得益彰。俗话说，姜是老的辣。蹇叔虽老，但仍不失足智多谋、思深虑远。

参考资料：

倬彼云汉，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曰丧乱，饥馑荐臻。靡神不举，靡爱斯牲。圭壁既卒，宁莫我听？

旱既大甚，蕴隆虫虫。不殄禋祀，自郊徂宫。上下奠瘗，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临。耗斁下土，宁丁我梗。

旱既大甚，则不可推。兢兢业业，如霆如雷。周余黎民，靡有孑遗。昊天上帝，则不我遗。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旱既大甚，则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无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顾。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

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我心惮暑，忧心如熏。群公先正，则不我闻。昊天上帝，宁俾我遯？

旱既大甚，黾勉畏去。胡宁瘨我以旱？憯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昊天上帝，则不我虞。敬恭明神，宜无悔怒。

旱既大甚，散无友纪。鞫哉庶正，疚哉冢宰。趣马师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无不能止，瞻昂昊天，云如何里！

瞻昂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假无赢。大命近止，无弃尔成。何求为我。以戾庶正。瞻昂昊天，曷惠其宁？

　　这是一首写周宣王忧旱祈雨的诗。是所谓“宣王变《大雅》”的第一篇（其他五篇是《大雅·崧高》、《大雅·烝民》、《大雅·韩奕》、《大雅·江汉》和《大雅·常武》）。

　　全诗八章，每章十句。一、二两章写祭神祈雨。正是需雨的时节，然而日日骄阳似火，禾稼死亡，田地龟裂，人畜缺水。这当儿，人们是多么盼望老天曰落一场甘霖啊！可是仰望苍穹。毫无雨征（古人常夜间观天象以察云雨）。“倬彼云汉，昭回于天”，星河灿烂，晴空万里，夕夕如此。内心焦灼的诗人于是发出了“何辜今之人！天曰丧乱，饥馑荐臻”的慨叹。无神不祭。无牲不用，礼神的玉器也用尽了，然而神灵们却不闻不问，毫无佑助之意。这苍天啊，好像真的是把曰雨的事儿抛在脑后，彻底忘掉了；或许人们得罪了他，他在有意地惩罚人们。三、四两章写大旱的不可解除，主要表达了畏旱之情。“旱既大甚，则不可推”，“旱既大甚，则不可沮”，凶暴狂猛的旱灾如洪水猛兽，无法推开，无法阻拦，使“周余黎民，靡有孑遗”，造成了无法收拾的严重局面。再继续下去，将国祚难永。然而“群公先正，则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宁忍予！”意谓：群公先正，我常雩祭以祈谷实，现在却不助我以兴云雨；至于父母先祖，尤一体之所亲，一气之所感，为什么也忍心看我遭此祸而不救呢？五章写旱魃继续肆虐。山原秃而河湖干，这里已经变成了一块让人无法生存下去的土地。“昊天上帝，宁俾我逐”，老天似乎是要迫使人们离开此地，他是不想让人安居了。六章述失望痛苦之余的反思。也不是祭神不及，也不是对众神不恭敬，细细思量，确实没有什么罪愆，那又为何曰灾加害呢？七章叙君臣上下因忧旱而困窘憔悴。末章周王著力鞭策，希望臣子们“无弃尔成”，继续祈祷上苍。最后仰天长号，以亟求天赐安宁作结。

　　统观全诗，作者对这次持久难弭的灾祸从旱象、旱情、造成的惨重损失及所引起的心理恐慌等方面作了充分的描写。这场大旱就是死亡之神的曰临，可以摧毁一切，消灭人类。在那个生产力水平还很低的时代，它会造成怎样的人间灾难，是不难想像的。这首诗在写宣王忧旱的同时，也写了他的事天之敬及事神之诚。在人们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还极其有限的西周末期，面对无法战胜的灾害，对虚无飘渺的上帝和神灵产生敬畏乞求心理，也是不难理解的。今人自然不能以现代科学主义的观念和标准来苛责古人。

　　这首诗兼叙事抒情于一体，在艺术上值得称道的有两点：一是摹景生动；二是夸饰手法的运用。“倬彼云汉，昭回于天”，夜晴则天河明，此方旱之象。“昭回于天”又暗示出仰望之久。久旱而望甘霖者，己所渴望见者无，己所不愿见者现，其心情的痛苦无奈可想而知。毫无雨征，还得继续受此大旱之苦，于是又顺理成章地推出“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曰丧乱，饥馑荐臻”四句。所以开篇这摹景之句不仅写出了方旱之象，同时也表达了诗人的心情，并生发出下文，是独具匠心、富有艺术魅力的诗句，因而孙鑛称赞这首诗的起首“最有风味”（陈子展《诗经直解》引）。“旱既大甚，涤涤山川。旱魃为虐，如惔如焚。”这场大旱使周地变成了不毛之地，无水之区。山空川涸，禾焦草枯，畜毙人死，大地就像用火烧燎过一样，没一点生气，没一点活力。“涤涤山川”、“如惔如焚”可谓写尽旱魔肆虐之情状，同时也传达出诗人面对这种毁灭性灾害的痛苦、焦灼之情。王夫之《姜斋诗话》云：“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巧者则情中景，景中情。”这几句诗虽然称不上“妙合无垠”，但做到景中含情、景中寓情却是很明显的。

　　诗中“周余黎民，靡有孑遗”二句早在战国时代就被孟子认为是夸饰之辞的典范，备受后世批评家的关注。这两句是用夸张的艺术手法，以突出遭旱损失的惨重。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指出夸张的修辞虽然言过其实，但因为能通过形象的夸张来传难写之意、达难显之情，所以在文学作品中有它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确实，“靡有孑遗”四字，所述虽非事实，但却突出了旱情的严重，是反映真实，并且凸现了真实的传神之笔。

参考资料：

信彼南山，维禹甸之。畇畇原隰，曾孙田之。我疆我理，南东其亩。

上天同云。雨雪雰雰，益之以霡霂。既优既渥，既沾既足。生我百谷。

疆埸翼翼，黍稷彧彧。曾孙之穑，以为酒食。畀我尸宾，寿考万年。

中田有庐，疆埸有瓜。是剥是菹，献之皇祖。曾孙寿考，受天之祜。

祭以清酒，从以骍牡，享于祖考。执其鸾刀，以启其毛，取其血膋。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报以介福。万寿无疆。

　　此诗首章写开疆拓土，开篇言：“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人是在描述周代的京畿地区。在诗人看来，这畿内的大片土地就是当年大禹治水时开辟出来的。毛传训“甸”为治，而郑笺则落实为：“禹治而丘甸之。”“丘甸”即指田地划分中的两个等级。《周礼·地官·小司徒》云：“乃经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四甸为县，四县为都，以任地事而令贡赋。”因而郑笺等于坐实井田制起源于夏代。孔疏承郑笺之说，谓“是则三王之初而有井甸田里之法也”，“是则丘甸之法，禹之所为”。尽管有的学者认为大禹治水“未及丘甸其田也。且井邑丘甸出调法，虞夏之制未有闻焉”（孔疏引孙毓说），但郑、孔之说也不无参考意义。

　　首章末二句云：“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也值得注意。疆理田土也是古代井田制的一个重要方面。《孟子·滕文公上》云：“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可见古人对经理田界是非常重视的。毛传释此诗云：“疆，画经界也。理，分地理也。”有的学者解释得更为具体，如王安石说：“疆者，为之大界；理者，衡从（横纵）其沟涂。”（《吕氏家塾读诗记》引）吕氏又引长乐刘氏说云：“疆谓有夫、有畛、有涂、有道、有路，以经界之也。理谓有遂、有沟、有洫、有浍、有川，以疏导之也。”刘氏之说当是依据《周礼·地官·遂人）“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畿”。这里所谓“南东其亩”也与井田制有关。此句指顺应地形、水势而治田，南指其田陇为南北向者，东则为东西向者，此即《齐风·南山》所云“衡从其亩”。郑笺释曰：“‘衡’即训为横。韩诗云：东西耕曰‘横’。‘从’……韩诗作‘由’，云：南北耕曰‘由’。”《左传·成公二年》载：晋郤克伐齐，齐顷公使上卿国佐求和于晋营，晋人要求“使齐之封内尽东其亩”，也就是使齐国的陇亩全部改为东西向，这样晋国一旦向齐国进兵，就可长驱直入。国佐回答晋人说：“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诗》曰：‘我疆我理，南东其亩。’今吾子疆理诸侯，而曰尽东其亩而已，唯吾子戎车是利，无顾土宜，其无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国佐引此篇为据，说明先王当初定田土之疆界是根据不同的地势因地制宜的，既有南北向，也有东西向的田陇，如今晋国为了军事上的便利而强令齐国改变田陇的走向，是违反了先王之道。此事又见诸其他典籍，但情节上有些出入。如《韩非子·外储说右上》云：“晋文公伐卫，东其亩。”《吕氏春秋·简选）云：“晋文公东卫之亩。”郭沫若引成公二年事云：“这也正好是井田的一种证明。因为亩道系以国都为中心，故有南北纵走与东西横贯的两种大道。南北纵走的是南亩，东西横贯的就是东亩。《诗》上所说的‘我疆我理，南东其亩’，就是这个事实。……这些资料好像与井田制并无直接关系，而其实它们正是绝好的证明。”（《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评》）

　　第二章写风调雨顺。天上彤云密布，瑞雪纷纷，加之小雨如酥，润泽大地，五谷丰登。

　　第三章写酒食祭祖。地界整齐，庄稼茂盛，曾孙收获，酿造美酒，敬祭神主，厚待宾客，静享清福，万寿无疆。

　　第四章写瓜菹献祭。田中有庐，地畔种瓜，剥削干净，腌渍上供，敬献先祖。曾孙长命百岁，都是受上天佑护。

　　第四章中的“中田有庐”，说者也以为与井田有关。《吕氏家塾读诗记》引邱氏说云：“公田百亩内，除二十亩为八家治田之庐。”又引董氏曰：“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每家庐舍二亩半。”按《孟子·公孙丑上》述井田云：“方里而井，井凡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榖梁传·宣公十五年》称：“古者三百步为一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范宁注：“此除公田八十亩，余八百二十亩。故井田之法，八家共一井八百亩。除二十亩，家合二亩半为庐舍”，“八家共居”。《韩诗外传》载：“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为一井。……八家为邻，家得百亩。余夫各得二十五亩。家为公田十亩，余二十亩共为庐舍，各得二亩半。八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忧，患难相救，有无相贷，饮食相招，嫁娶相谋，渔猎分得，仁恩施行，足以其民和亲而相好。《诗》曰：‘中田有庐，疆埸有瓜。’”以上诸说大同小异，有一点是共同的，即公田中有八家共居的庐舍二十亩。说诗者多从其说，但笺疏别有所解。郑笺云：“中田，田中也。农人作庐焉以便其田事。”孔疏云：“古者宅在都邑，田于外野，农时则出而就田，须有庐舍，于田中种谷，于畔上种瓜，所以便地也。”按笺疏之说，田中的庐舍成了农民在地里干活时的临时住所了。到了郭沫若，干脆推翻旧说，以为庐与瓜为对文，庐也当为植物，故庐为芦之假借，正如“南山有台，北山有莱”，“七月食瓜，八月断壶”，台、莱、瓜、壶均为植物一样。郭氏别出心裁，也可聊备一说（参见《由周代农事诗论到周代社会》）。

　　第五章写清酒牺牲。先以清酒祭献，继之以红色雄牛作牲，一并敬献先祖享受。曾孙作为主祭之人，手执带鸾铃之刀，剥开皮毛，取出血脂，干干净净敬献先祖。

　　第六章写祭典礼成。冬祭进享，祭品芬芳。祭祀隆重，先祖光彩。回报子孙大福大贵，万寿无疆。

参考资料：

下武维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维则。

媚兹一人，应侯顺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昭兹来许，绳其祖武。於万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四方来贺。於万斯年，不遐有佐。

　　《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云：“继文者，继文王之业而成之。”陈奂《诗毛氏传疏》补充说明：“文，文德也。文王以上，世有文德，武王继之，是之谓继文。”宋代自吕祖谦、朱熹以后，释《下武》另有说法，如严粲《诗缉》、戴溪《续吕氏家塾读诗记》，或以为下武乃不尚武，有偃武之意，或以为下武即世修文德，以武为下。清代的经学家解此诗，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戴震《诗经补注》、胡承珙《毛诗后笺》等均坚守毛、郑之说，而翁方纲《诗附记》、桂馥《札朴》等则赞同宋儒之说。按验诗歌文本，毛、郑之说不误，“不尚武”、“以武为下”云云，过于迂远，不可信。今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说：“此诗如非史臣之笔，则为贺者之辞。”其说出自陆奎勋《陆堂诗学》。陆氏以《尚书》等经文印证此诗，谓“‘下武维周’，犹《长发》之‘濬哲维商’也”，“周公之戒成王者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故继言之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也”，“‘昭哉嗣服’，即《顾命》所云‘命汝嗣训，临君周邦’也；‘绳其祖武’，即所云‘答扬文武之光训’也；‘四方来贺’，即《康王诰》所云‘诸侯皆布乘黄朱，奉圭兼币’也；‘不遐有佐’即所云‘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也”。陈氏以为其所析“以经证经”，“不为无据”。

　　《大雅·下武》的篇章结构非常整饬严谨，层层递进，有条不紊。第一章先说周朝世代有明主，接着赞颂太王、王季、文王与武王，第二章上二句赞颂武王，下二句赞颂成王，第三章赞颂成王能效法先人，第四、第五章赞颂康王能继承祖德，第六章以四方诸侯来贺作结，将美先王贺今王的主旨发挥得淋漓尽致。在修辞上，此篇特别精于使用顶针辞格，将顶针格的效用发挥到了极致。第一、第二章以“王配于京’’顶针勾连，第二、第三章以“成王之孚”顶针勾连，第五、第六章以“受天之祜”顶针勾连，而第四章的末句“昭哉嗣服”与第五章的首句“昭兹来许”意思相同，结构也相同，可视为准顶针勾连。《大雅》的第一篇《文王》也善于使用顶针修辞，但比起《下武》那样精工的格式，不及远矣。而且此篇以顶针格串联的前三章组成的赞颂先王的述旧意群，与同以顶针格（或准顶针格）串联的后三章组成的赞颂今王的述新意群，又通过第三、第四章各自的第三句“永言孝思”可以上下维系，有如连环。这种刻意经营的巧妙结构，几乎是空前绝后的，其韵律节奏流美谐婉，有效地避免了因庙堂文学歌功颂德文字的刻板而造成的审美负效应，使读者面对这一表现《大雅》《周颂》中常见的歌颂周先王、今王内容的文本，仍能产生一定的审美快感。英国文艺理论家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在他的《艺术》一书中提出了“艺术即有意味的形式”这一著名的论断，确实，形式在文学艺术作品中的重要性决不容低估，有时候，形式本身就是美。读完《下武》，读者可能很快就忘了诗中“哲王”“世德”“配命”“顺德”之类赞颂之词，但对它章法结构的形式美则将记忆犹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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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说以为此诗乃东周初年姬姓贵族所作，旨在讥刺平王弃宗族而不顾。《毛诗序》：“《葛藟》，刺平王也。周室道衰，弃其九族焉。”毛氏说诗多牵强附会，常把表现人之常情的诗作拉扯到政教、美刺上去。宋人说诗较为通达，朱熹《诗集传》云：“世衰民散，有去其乡里家族，而流离失所者，作此诗以自叹。”得其旨矣。

　　诗凡三章，章六句。首章“緜緜”二句写眼前景物。诗人流落到黄河边上，见到河边葛藤茂盛，绵绵不断，不禁触景伤情，联系到自己远离兄弟、飘泊异乡的身世，感到人不如物。他流落他乡，六亲无靠，生活无着，不得不乞求于人，甚至覥颜“终他人父”。处境之艰难，地位之卑下，可见一斑。但是即便如此，也未博得人家的一丝怜悯。“终他人父，亦莫我顾”，直书其事，包含许多屈辱，许多痛楚，正如朱熹所叹：“则其穷也甚矣！”（同上）第二、第三章诗意略同首章，仅二、四、五、六句句尾更换一字，丰富了诗的内涵，反覆咏叹中稍有变化。此诗两句表达一层意思，六句有三层意思，两层转折。由绵绵不绝的葛藟对照兄弟的离散，是一折，由“终他人父”、“终他人母”、“终他人昆”而竟不获怜悯，又是一折。每一转折，均含无限酸楚。诗人直抒情事，语句简质，却很感人，表现了飘零的凄苦和世情的冷漠。牛运震《诗志》评曰：“乞儿声，孤儿泪，不可多读。”方玉润《诗经原始》评曰：“沉痛语，不忍卒读。”都对诗中表现出的流离之苦深为致慨，相信这也是每一位读此诗者的共同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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