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

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
屡空既有人，春未岂自免。
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己缅。
鸟弄欢新节，泠风送馀善。
寒竹被荒蹊，地为罕人远；
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
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

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
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
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
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
虽未量岁功，既事多所欣。
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
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
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

　　陶渊明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堪称第一位田园诗人。他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是诗人用田园风光和怀古遐想所编织成的一幅图画。诗分两首，表现则是同一题材和思想旨趣。

　　第一首以“在昔闻南亩”起句，叙述了劳动经过，描绘了自然界的美景，缅怀古圣先贤，赞颂他们躬耕田亩、洁身自守的高风亮节。他早就听说过南亩，只恨自己没有尽早赶来，过这俯身躬耕的日子。这里他提到《论语》里“屡空”的颜回。陶渊明不怕贫穷。这正是他用以反抗世俗的安贫乐道。他喜欢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他从村落清新的晨曦里一路走出来，架好车马，下地干活，他的胸中饱胀着自然的情怀。鸟声婉转，风中送来弥漫的花草清香，凉爽，和善，绝不寒冷。田地上的白雪潮水般褪去，荒草覆盖了冬后大地的无数小径。这偏远的、人迹罕至的地方叫人惊喜。他可以在这里找到自由。不需要繁华、光荣和热烈的事物，以及任何一个多余的人。他甚至觉得，汲汲于功名的人类是可笑的。他理解了植杖翁的遁世选择。陶渊明觉得隐居的道理应该为人生的通识感到惭愧。隐，还是不隐，一直是个问题。这个世界的通识就是，不隐，要入世，功成名就，出人头地。陶渊明还不想归隐，时候还没到，但他的愧对只是暂时的不安。他终将心安理得地归去。

　　但是，作者却意犹未尽，紧接着便以第二首的先师遗训“忧道不忧贫”之不易实践，夹叙了田间劳动的欢娱，联想到古代隐士长沮、桀溺的操行，而深感忧道之人的难得，最后以掩门长吟“聊作陇亩民”作结。陶渊明一向把孔子视为先师。孔子说过的“忧道不忧贫”，他记在心里。但他更喜欢这种“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的农耕生活。陶渊明想成为长沮、桀溺那样的隐士。他的内心有挣扎，有焦虑，本想有所作为，世界却使他望而却步。他很失望，渐渐生出一颗叛逆之心，甘愿“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这将是他生命的归宿。

　　这两首诗犹如一阕长调词的上下片，内容既紧相联系，表现上又反复吟咏，回环跌宕，言深意远。可整首诗又和谐一致，平淡自然，不假雕饰，真所谓浑然天成。仿佛诗人站在读者的面前，敞开自己的心扉，既不假思虑，又不择言词，只是娓娓地将其所作、所感、所想，毫无保留地加以倾吐。这诗，不是作出来的，也不是吟出来的，而是从诗人肺腑中流泻出来的。明人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一则说：“靖节诗句法天成而语意透彻，有似《孟子》一书。谓孟子全无意为文，不可；谓孟子为文，琢之使无痕迹，又岂足以知圣贤哉！以此论靖节，尤易晓也。”再则说：“靖节诗直写己怀，自然成文。”三则说：“靖节诗不可及者，有一等直写己怀，不事雕饰，故其语圆而气足；有一等见得道理精明，世事透彻，故其语简而意尽。”这些，都道出了陶诗的独特的风格和高度的艺术成就。

　　冲淡自然是一种文学风格，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学艺术境界。在这种境界里，我融于物，全忘我乃至无我；神与景接，神游于物而又神随景迁。这种境界的极致是悠远宁谧、一派天籁。因此，陶渊明的“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就成了千古不衰的绝唱。不加雕饰却又胜于雕饰，这是一种艺术的辩证法。不过，这中间确也有诗人的艰苦的艺术劳动在，那是一个弃绝雕饰，返璞归真的艺术追求过程，没有一番扎实的苦功是难以达到这种艺术创作境界的。

　　这组诗写田野的美景和亲身耕耘的喜悦，也还由此抒发作者的缅怀。其遥想和赞美的是贫而好学、不事稼穑的颜回和安贫乐道的孔子，尤其是钦羡古代“耦而耕”的隐士荷蓧翁和长沮、桀溺。虽然，作者也表明颜回和孔子不可效法，偏重于向荷蓧翁和长沮、桀溺学习，似乎是乐于隐居田园的。不过，字里行间仍透露着对世道的关心和对清平盛世的向往。如果再注意一下此诗的写作时代，这一层思想的矛盾也就看得更清晰了。在写这两首诗后的两年，作者还去做过八十多天的彭泽令，正是在这时，他才终于对那个黑暗污浊的社会彻底丧失了信心，并表示了最后的决绝，满怀愤懑地“自免去职”、归隐田园了。这是陶渊明式的抗争。如果不深入体会这一点，而过多地苛责于他的逸隐，那就不但是轻易地否定了陶渊明的大半，而且去真实情况也不啻万里了。

　　有人认为，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所表现的诗意与襟怀现实而完美地昭示了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境界。或者说，借用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四境界说”，可以认为《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代表了陶渊明站在“天地境界”对自然、功利乃至道德境界的同时超越。这就是陶渊明选择返归田园过耕读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勇气与智慧的思想资源，也是陶渊明为人为诗何以超绝凡俗的根本原因。

参考资料：

　　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夫放言谴辞，良多变矣，妍蚩好恶，可得而言。每自属文，尤见其情。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它日殆可谓曲尽其妙。至于操斧伐柯，虽取则不远，若夫随手之变，良难以辞逮。盖所能言者具于此云。

　　佇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芳春。心懔懔以怀霜，志眇眇而临云。詠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游文章之林府，嘉丽藻之彬彬。慨投篇而援笔，聊宣之乎斯文。

　　其始也，皆收视反听，耽思傍讯。精骛八极，心游万仞。其致也，情曈曨而弥鲜，物昭晰而互进。倾群言之沥液、漱六艺之芳润。浮天渊以安流，濯下泉而潜浸。于是沉辞怫悦，若游鱼衔钩，而出重渊之深；浮藻联翩，若翰鸟婴缴，而坠曾云之峻。收百世之阙文，採千载之遗韻。谢朝华于已披，启夕秀于未振。观古今于须臾，抚四海于一瞬。然后选义按部，考辞就班。抱景者咸叩，怀响者毕弹。或因枝以振叶，或沿波而讨源。或本隐以之显，或求易而得难。或虎变而兽扰，或龙见而鸟澜。或妥帖而易施，或岨峿而不安。罄澄心以凝思，眇众虑而为言。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始躑躅于燥吻，终流离于濡翰。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或操觚以率尔，或含毫而邈然。

　　伊兹事之可乐，固圣贤之可钦。课虚无以责有，叩寂寞而求音。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言恢之而弥广，思按之而逾深。播芳蕤之馥馥，发青条之森森。粲风飞而猋竖，郁云起乎翰林。

　　体有万殊，物无一量。纷纭挥霍，形难为状。辞程才以效伎，意司契而为匠。在有无而僶俛，当浅深而不让。虽离方而遯圆，期穷形而尽相。故夫夸目者尚奢，惬心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悽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徹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虽区分之在兹，亦禁邪而制放。要辞达而理举，故无取乎冗长。

　　其为物也多姿，其为体也屡迁；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暨音声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虽逝止之无常，故崎錡而难便。苟达变而相次，犹开流以纳泉；如失机而后会，恒操末以续颠。谬玄黄之秩叙，故淟涊而不鲜。

　　或仰逼于先条，或俯侵于后章；或辞害而理比，或言顺而意妨。离之则双美，合之则两伤。考殿最于锱铢，定去留于毫芒；苟铨衡之所裁，固应绳其必当。

　　或文繁理富，而意不指适。极无两致，尽不可益。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虽众辞之有条，必待兹而效绩。亮功多而累寡，故取足而不易。

　　或藻思綺合，清丽千眠。炳若缛绣，悽若繁絃。必所拟之不殊，乃闇合乎曩篇。虽杼轴于予怀，忧他人之我先。苟伤廉而愆义，亦虽爱而必捐。

　　或苕发颖竖，离众绝致；形不可逐，响难为系。块孤立而特峙，非常音之所纬。心牢落而无偶，意徘徊而不能揥。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彼榛楛之勿翦，亦蒙荣于集翠。缀《下里》于《白雪》，吾亦济夫所伟。

　　或讬言于短韻，对穷迹而孤兴，俯寂寞而无友，仰寥廓而莫承；譬偏絃之独张，含清唱而靡应。或寄辞于瘁音，徒靡言而弗华，混妍蚩而成体，累良质而为瑕；象下管之偏疾，故虽应而不和。或遗理以存异，徒寻虚以逐微，言寡情而鲜爱，辞浮漂而不归；犹絃么而徽急，故虽和而不悲。或奔放以谐和，务嘈囋而妖冶，徒悦目而偶俗，故高声而曲下；寤《防露》与桑间，又虽悲而不雅。或清虚以婉约，每除烦而去滥，阙大羹之遗味，同朱絃之清氾；虽一唱而三叹，固既雅而不艳。

　　若夫丰约之裁，俯仰之形，因宜适变，曲有微情。或言拙而喻巧，或理朴而辞轻；或袭故而弥新，或沿浊而更清；或览之而必察，或研之而后精。譬犹舞者赴节以投袂，歌者应絃而遣声。是盖轮扁所不得言，故亦非华说之所能精。

　　普辞条与文律，良余膺之所服。练世情之常尤，识前脩之所淑。虽发于巧心，或受蚩于拙目。彼琼敷与玉藻，若中原之有菽。同橐籥之罔穷，与天地乎并育。虽纷蔼于此世，嗟不盈于予掬。患挈缾之屡空，病昌言之难属。故踸踔于短垣，放庸音以足曲。恒遗恨以终篇，岂怀盈而自足？惧蒙尘于叩缶，顾取笑乎鸣玉。

　　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藏若景灭，行犹响起。方天机之骏利，夫何纷而不理？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纷葳蕤以馺遝，唯豪素之所拟；文徽徽以溢目，音冷冷而盈耳。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兀若枯木，豁若涸流；揽营魂以探赜，顿精爽而自求；理翳翳而愈伏，思轧轧其若抽。是以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虽兹物之在我，非余力之所戮。故时抚空怀而自惋，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

　　伊兹文之为用，固众理之所因。恢万里而无阂，通亿载而为津。俯殆则于来叶，仰观象乎古人。济文武于将坠，宣风声于不泯。塗无远而不弥，理无微而弗纶。配霑润于云雨，象变化乎鬼神。被金石而德广，流管絃而日新。

　　《文赋》是中国最早系统地探讨文学创作问题的论著。全文以赋的形式写成。作者是西晋著名文学家陆机。

　　陆机在《文赋》中用他的文学实践的亲身体会，生动地描述和分析了创作的心理特征和过程，表达了他的美学美育思想。主要包括：

　　（1）“情因物感，文以情生”。《文赋》认为，情感是文学创作冲动的来由和起点。在艺术想象过程中，许多心理活动交织在一起，情、理、物象，文辞纷至沓来，所要创造的艺术形象也愈加清晰鲜明。在这过程中，作者的情感起着重要的作用，正所谓“思涉乐其必笑，方言哀而已叹”。

　　（2）“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文赋》充分肯定了艺术想象的作用，认为在构思阶段，则“收视反听，耽思傍讯，情骛八极，公游成仞”，“观古今于须臾，扶四海于一瞬”，“笼天地于形内，挫万物于笔端”表明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完全沉入艺术想象过程中。

　　（3）“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文赋》强调灵感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指出艺术创作成就的取得同“应感之会，通塞之纪。即灵感问题有密切关系。认为灵感具有“来不可遏，去不可止”，“或竭情而多悔，或率意而寡尤”的特征。

　　（4）“其会意也尚巧，其遣言也贵妍”。《文赋》在艺术风格上，崇尚华丽之美，强调“丽辞”。这反映了六朝时期讲求形式美的新时尚。

　　（5）《文赋》将文体区分为十种，简明概述了各体的特征。可以说，《文赋》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整个艺术创作思维的规律。

　　《文赋》是我国古代研究文学创作特点的最早的一篇专论，在美学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此诗开篇直接展开议论，明确表现诗人的观点：人生就应该把谋求衣食放在根本上，要想求得自身的安定，首先就要参加劳动，惨淡经营，才得以生存。“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起笔两句，把传统文化之大义——道，与衣食并举，意义极不寻常。衣食的来源，本是农业生产。“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诗人认为人生应以生产劳动、自营衣食为根本。在诗人看来，若为了获得衣食所资之俸禄，而失去独立自由之人格，他就宁肯弃官归田躬耕自资。全诗首四句之深刻意蕴，在于此。这几句诗，语言简练平易，道理平凡而朴素，超越“获稻”的具体事情，而直写由此引发的对人生真谛的思考与总结。

　　“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言语似乎很平淡，但体味起来，其中蕴涵着真实、淳厚的欣慰之情。“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微勤”是谦辞，其实是十分勤苦。“日入”，借用了《击壤歌》“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语意，加深了诗意蕴藏的深度。因为那两句之下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写出眼前收稻之时节，便曲曲道出稼穑之艰难。山中气候冷得早些，霜露已多。九月中，正是霜降时节。四十六岁的诗人，已感到了岁月的不饶人。以上四句，下笔若不经意，其实是写出了春种秋收、一年的辛苦。

　　“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稼穑愈是艰难辛苦，愈见诗人躬耕意志之深沉坚定。诗人对于稼穑，感到义不容辞。这不仅是因为深感“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而且也是由于深知“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魏晋以降，时代黑暗，士人生命没有保障。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何晏，司马昭杀嵇康，以及陆机、陆云之惨遭杀害，皆是著例。当时柄政者刘裕，比起曹操、司马，更加残忍。所谓异患，首先即指这种旦夕莫测的横祸。再退一步说，为了五斗米而折腰，在“质性自然”的诗人看来，也是一种异患。

　　“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农村劳动生活过来的人对这幅情景都是亲切、熟悉的。诗人是在为自由的生活、为劳动的成果而开心。“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诗人不仅是一位农民，还是一位为传统文化所造就的士人。他像一位农民那样站在自家屋檐下把酒开怀，可是他的心灵却飞越千载，尚友古人。长沮、桀溺之心意是说：“天下人都说天下是黑暗的，没有人可以改变黑暗的现状，又怎么能像归隐之人一样去归隐山林。”诗人自言与长沮、桀溺之心遥遥会合，意即在此。所以结笔说：“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但愿长久地过这种生活，自食其力，自由自在，纵然躬耕辛苦，也无所怨尤。诗人的意志，真可谓坚如金石。诗人的心灵，经过深沉的省思，终归于圆融宁静。

　　此诗夹叙夹议，透过收稻之叙说，发舒躬耕之情怀。此诗的意义在于，诗人经过劳动的体验和深沉的省思，所产生的新思想。这就是：农业生产乃是衣食之源，士人尽管应以道为终极关怀，但是对于农业生产仍然义不容辞。尤其处在一个自己所无法改变的乱世，只有弃官归田躬耕自资，才能保全人格独立自由，由此，沮溺之心有其真实意义。而且，躬耕纵然辛苦，可是，乐亦自在其中。这份喜乐，是体验到自由与劳动之价值的双重喜乐。陶渊明的这些思想见识， 晚周之后的文化史和诗歌史上乃是稀有的和新异的。诗中所耀动的思想光彩，对人生意义的坚实体认，正是此诗极可宝贵的价值之所在。

参考资料：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
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
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
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
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
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
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旁。
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
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
一朝出门去，归来夜未央。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嶣峣。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陶诗一大特点，便是他怎么想就怎么说，基本上是直陈其事的“赋”笔，运用比兴手法的地方是不多的。故造语虽浅而涵义实深，虽出之平淡而实有至理，看似不讲求写作技巧而更得自然之趣。这就是苏轼所说的“似枯而实腴”。魏晋人侈尚清谈，多言生死。但贤如王羲之，尚不免有“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之叹；而真正能勘破生死关者，在当时恐怕只有陶渊明一人而已。如他在《形影神·神释》诗的结尾处说：“纵浪大化中，不忧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意思说人生居天地之间如纵身大浪，沉浮无主，而自己却应以“不忧亦不惧”处之。这已是非常难得了。而对于生与死，他竟持一种极坦率的态度，认为“到了该死的时候就任其死去好了，何必再多所顾虑！”这同陶在早些时候所写的《归去来辞》结尾处所说的“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实际是一个意思。

　　这种勘破生死关的达观思想，虽说难得，但在一个人身体健康、并能用理智来思辨问题时这样说，还是比较容易的。等到大病临身，自知必不久于人世，仍能明智地认识到这一点，并以半开玩笑的方式（如说“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写成自挽诗，这就远非一般人所能企及了。陶渊明一生究竟只活了五十几岁（梁启超、古直两家之说）还是活到六十三岁（《宋书·本传》及颜延之《陶徵士诔》），至今尚有争议；因之这一组自挽诗是否临终前绝笔也就有了分歧意见。近人逯钦立先生在《陶渊明事迹诗文系年》中就持非临终绝笔说，认为陶活了六十三岁，而在五十一岁时大病几乎死去，《拟挽歌辞》就是这时写的。对于这三首自挽诗，吴小如先生断定他是在大病之中，至少认为自己即将死去时写的。而诗中所体现的面对生死关头的达观思想与镇静态度，毕竟是太难得了。至于写作时间，由于《自祭文》明言“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即公元427年（宋文帝元嘉四年）九月，而自挽诗的第三首开头四句说：“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竟与《自祭文》时令全同，倘自挽诗写作在前，就太巧合了。因此把这三首诗隶属于作者临终前绝笔更为适宜。

　　第一首开宗明义，说明人有生必有死，即使死得早也不算短命。这是贯穿此三诗的主旨，也是作者对生死观的中心思想。然后接下去具体写从生到死，只要一停止呼吸，便已名登鬼录。从诗的具体描写看，作者是懂得人死气绝就再无知觉的道理的，是知道没有什么所谓灵魂之类的，所以他说：“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只剩下一具尸体纳入空棺而已。以下“娇儿”、“良友”二句，乃是根据生前的生活经验，设想自己死后孩子和好友仍有割不断的感情。“得失”四句乃是作者大彻大悟之言，只要人一断气，一切了无所知，身后荣辱，当然也大可不必计较了。最后二句虽近诙谐，却见出渊明本性。他平生俯仰无愧怍，毕生遗憾只在于家里太穷，嗜酒不能常得。此是纪实，未必用典。不过陶既以酒与身后得失荣辱相提并论，似仍有所本。盖西晋时张翰有云：“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见《晋书·文苑》本传）与此诗命意正复相近似。

　　此三诗前后衔接，用的是不明显的顶针续麻手法。第一首以“饮酒不得足”为结语，第二首即从“在昔无酒饮”写起。而诗意却由入殓写到受奠，过渡得极自然，毫无针线痕迹。“湛”训没，训深，训厚，训多（有的注本训澄，训清，似未确），这里的“湛空觞”指觞中盛满了酒。“今但湛空觞”者，意思说生前酒觞常空，现在灵前虽然觞中盛满了酒，却只能任其摆在那里了。“春醪”，指春天新酿熟的酒。一般新酒，大抵于秋收后开始酝酿，第二年春天便可饮用。“浮蚁”，酒的表面泛起一层泡沫，如蚁浮于上，语出张衡《南都赋》。这里说春酒虽好，已是来年的事，自己再也尝不到了。“肴案”四句，正面写死者受奠。“昔在”四句，预言葬后情状，但这时还未到殡葬之期。因“一朝出门去”是指不久的将来，言一旦棺柩出门就再也回不来了，可见这第二首还没有写到出殡送葬。末句是说这次出门之后，再想回家，只怕要等到无穷无尽之日了。一本作“归来夜未央”，意指自己想再回家，而地下长夜无穷，永无见天日的机会了。亦通。

　　从三诗的艺术成就看，第三首写得最好，故萧统《文选》只选了这一首。此首通篇写送殡下葬过程，而突出写了送葬者。“荒草”二句既承前篇，又写出基地背景，为下文烘托出凄惨气氛。“严霜”句点明季节，“送我”句直写送葬情状。“四面”二句写墓地实况，说明自己也只能与鬼为邻了。然后一句写“马”，一句写“风”，把送葬沿途景物都描绘出来，虽仅点到而止，却历历如画。然后以“幽室”二句作一小结，说明圹坑一闭，人鬼殊途，正与第二首末句相呼应。但以上只是写殡葬时种种现象，作者还没有把真正的生死观表现得透彻充分，于是把“千年”句重复了一次，接着正面点出“贤达无奈何”这一层意思。盖不论贤士达人，对有生必有死的自然规律总是无能为力的。这并非消极，而实是因看得破看得透而总结出来的。而一篇最精彩处，全在最后六句。“向来”犹言“刚才”。刚才来送殡的人，一俟棺入穴中，幽室永闭，便自然而然地纷纷散去，各自回家。这与上文写死者从此永不能回家又遥相对照。“亲戚”二句，是识透人生真谛之后提炼出来的话。家人亲眷，因为跟自己有血缘关系，可能想到死者还有点儿难过；而那些同自己关系不深的人则早已把死者忘掉，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论语·述而篇》：“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这是说孔子如果某一天参加了别人的丧礼，为悼念死者而哭泣过，那么他在这一天里面就一定不唱歌。这不但由于思想感情一时转不过来，而且刚哭完死者便又高兴地唱起歌来，也未免太不近人情。其实孔子这样做，还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诉诸理性的表现；如果是一般人，为人送葬不过是礼节性的周旋应酬，从感情上说，他本没有什么悲伤，只要葬礼一毕，自然可以歌唱了。陶渊明是看透了世俗人情的，所以他反用《论语》之意，爽性直截了当地把一般人的表现从思想到行动都如实地写了出来，这才是作者思想上的真正达观而毫无矫饰的地方。陶之可贵处亦正在此。而且在作者的人生观中还是有着唯物的思想因素的，所以他在此诗的最后两句写道：“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大意是，人死之后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把尸体托付给大自然，使它即将化为尘埃，同山脚下的泥土一样。这在佛教轮回观念大为流行的晋宋之交，真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唯物观点呢。

　　至于前面说的此三首陶诗极有新意，是指其艺术构思而言的。在陶渊明之前，贤如孔孟，达如老庄，还没有一个人从死者本身的角度来设想离开人世之后有哪些主客观方面的情状发生；而陶渊明不但这样设想了，并且把它们一一用形象化的语言写成了诗，其创新的程度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当然，艺术上的创新还要以思想上的明彻达观为基础。没有陶渊明这样高水平修养的人，是无法构想出如此新奇而真实、既是现实主义的、又是浪漫主义的作品来的。

参考资料：

　　岁惟丁卯，律中无射。天寒夜长，风气萧索，天雁于征，草木黄落。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故人凄其相悲，同祖行于今夕。羞以嘉蔬，荐以清酌。候颜已冥，聆音愈漠。呜呼哀哉！

　　茫茫大块，悠悠高旻，是生万物，余得为人。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含欢谷汲，行歌负薪，翳翳柴门，事我宵晨，春秋代谢，有务中园，载耘载籽，乃育乃繁。欣以素牍，和以七弦。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余劳，心有常闲。乐天委分，以至百年。

　　惟此百年，夫人爱之，惧彼无成，愒日惜时。存为世珍，殁亦见思。嗟我独迈，曾是异兹。宠非己荣，涅岂吾缁？捽兀穷庐，酣饮赋诗。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寿涉百龄，身慕肥遁，从老得终，奚所复恋！

　　寒暑愈迈，亡既异存，外姻晨来，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萧萧墓门，奢耻宋臣，俭笑王孙，廓兮已灭，慨焉已遐，不封不树，日月遂过。匪贵前誉，孰重后歌？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

　　祭文起笔，展现的是一个凄清的虚境：深秋的夜晚，萧瑟的寒风刮得正紧；草木相约着一起枯黄萎去；夜色里还传来几声天雁南飞的哀唳。诗人终于感觉到生命的大限已到，该是辞别人世、永归“本宅”的时候了。恍惚间“嘉蔬”、“清酌”已供满祭案，“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挽歌辞》）的景象，依稀都飘浮眼前。诗人却将停卧棺中，再听不到那幽幽悲泣之音，看不见那吊衣如雪之景。这是一种心酸的情境：秋气的萧瑟与将死的哀情相融相映。一句“呜呼哀哉”之叹，更使开篇蒙上了苍凉气息。

　　在辞世的弥留之间，追索飘逝而去的一生，当诗人抚视那“逢运之贫”的清素出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的窘困生涯时，也曾为之黯然，不过令诗人宽慰的是，清素养育了他的淳真之心，窘困也未移易他对人生的热爱。虽然不免要宵晨“谷汲”，荷锄“负薪”，朝夕出入的也只是“翳翳柴门”。然而他有欢乐，有歌声，有“载耘载耔”的怡然和“欣以素牍，和以七弦”的自得。文中所展示的诗人的平生，很琐碎，很平淡，没有官场中人车骑雍容的气象、笙歌院落的富丽。但这恰恰是诗人引为自豪的人生。从“含欢”、“行歌”的轻笔点染中描写了一位遗世独立、超逸不群的高蹈之士的身影。他“不戚戚于贫贱，不汲汲于富贵”，在“冬曝其日，夏濯其泉”的简朴生活中，在“乐天委分”的淡然一笑中，领略到了“我心常闲”的劳作之乐趣，体会到了自由不羁的人生之价值。这样度过的一生看似平淡，但较之于巧取豪夺，较之于“为五斗米折腰”而丧失独立之人格，更充实、更富足。这一节的行文，正如诗人平日的田园诗，疏淡、平远，字里行间淌满了深情。浓浓的人生意趣，融入悠悠的哲理思索，久久回味而不尽。

　　“嗟我独迈，曾是异兹”一节，表明了诗人回顾平生后无悔无怨的态度：营营惜生、追名逐利的生涯毫不可慕；在那污浊的世界里，适足以秽污了人的美好本性而已。诗人洁身自好，不以尊宠为荣，肮脏的东西又岂能沾染诗人的身心。置身于陇亩之中，独立于天地之间，“捽兀穷庐，酣饮赋诗”，才是值得追求的傲岸率真之人生。诗人正是这样做了，这一生已无所遗恨。所以对于即将到来的死生之变，诗人显得格外平静。诗人知道帝乡之“不可期”，他知道死去之“何所道”，自己既然已“寿涉百龄”，“从老得终”，那就任它“托体同山阿”好了，又有什么可眷恋的。在“外姻晨来，良友宵奔”的凄清氛围中，就要离去——他似乎不喜不惧，显得异样地安详。

　　然而，诗人对自己的一生，也并非真的一无憾意。在诗人的内心深处，仍蕴蓄着几分悲怆和苦涩。此文写到结尾，诗人的辞世之梦也已编织到了最幽暗的一幕：当诗人看见自己在昏昧中告别“逆旅之馆”、踽踽飘临“萧萧墓门”之际，虽然表现了“不封不树，日月遂过”的淡泊，“匪贵前誉，孰重后歌”的超旷，但还是发出了“廓兮已灭，慨焉已遐”的苍凉慨叹。此刻，诗人似乎对过去的一生，又投去了最后的一瞥，诗人忽然见到了另一个自己：从“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的少年意气，到“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壮年怀抱，从对“荆轲”抗暴精神的讴歌，到对“桃花源”无压迫社会的向往。在诗人的一生中，除了“性本爱丘山”的率真外，原也有造福世界的雄怀。然而，诗人所置身的时代，却是一个“网密裁而鱼骇，宏罗制而鸟惊”的专制时代。理想被幻灭，壮志被摧折，诗人纵然“怀琼握兰”，又能有何作为，最终只能如一只铩羽之鸟、一朵离岫之云，在归隐林下的孤寂中了其一生。这深藏在内心的悲怆，在诗人离世的最后一瞥中，终于如潮而涌，化作了结语的嗟叹：“人生实难，死如之何？”

　　这嗟叹之音，震散了诗人的自悼之梦，也使貌似平静的祭文霎时改观。南宋真德秀在《跋黄瀛拟陶诗》中论及陶渊明时说：“虽其遗荣辱、一得丧，真有旷达之风，细玩其词，时亦悲凉感慨，非无意世事者。”《自祭文》亦正如此：在它那“身慕肥遁”、自甘淡泊的回顾中，虽然有“我心常闲”的安舒，但也有“嗟我独迈”的咨叹；那“翳翳柴门”，固然掩映着他“捽兀穷庐”的旷傲，但也不免有“闲居寡欢”的落寞（《饮酒》）；“识运知命，乐天委分”是通达的，但又何尝不含有“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的辛酸和无奈，诗人也平静，但那是饱经风霜后苦衷难言的平静；诗人也“含欢”，但那也大抵是暂时忘却苦恼的欢欣。旷达中含几多悲凉，飘逸中带几多沉重，这就是诗人陶渊明辞世前夕，所编织的最后梦境的真实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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