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二王在领军府集诗

古人云此水，一歃怀千金。
试使夷齐饮，终当不易心。

　　广州在晋代时还很偏僻，加之当时南方多瘴气，古人视为畏途。但又因为广州靠山临海，自古盛产奇珍异宝，到这里来“捞一票”的人也大有人在。据《晋书·良吏传》记载，当时派到广州去当刺史的皆多贪赃黩货，广州官府衙门贿赂公行，贪污成风。晋安帝时，朝廷欲革除岭南弊政，便派吴隐之出任广州刺史。吴隐之走马上任，路过广州三十里地的石门（在今广东省南海县西北），这里有一泓清澄明澈的泉水，这泉水名之曰“贪泉”。当地还有一个古老的传说，即使清廉之士，一饮此水，就会变成贪得无厌之人。吴隐之来到清泉边，深有感触地对身边亲人说：“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越岭丧清，吾知之矣！”，他酌泉赋诗言志，成为我国诗歌史上一段动人的佳话。

　　吴隐之这首诗前两句先陈述由来已久的传说：古人说这贪泉水，谁饮了它，心里就要产生牟取千金的贪欲。歃（shà），歃，以口微吸也，是说只喝一点，极言其少，千金，极言钱财多。怀，思也，思得千金，便是贪。“一”与“千”对照，强化贪泉之贪。只喝一口，便贪图千金，多喝几口，不用说更贪得无厌。这传说在他心里引起了疑问：事情真会这样吗？他想起了历史上两位视富贵如浮云的高士——商朝末年孤竹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和叔齐。人世间的大富大贵莫过于帝王的宝座了。可是，这兄弟俩互相推让。孤竹君死后，按照遗嘱要叔齐继承王位，可是叔齐却坚决要让位于兄长伯夷。伯夷避而不受，出奔于外。叔齐仍不肯登位，也出走了，结果兄弟俩为了互相推让王位，都逃离了孤竹国。天底下最大的富贵他们竟然弃之如敝屣。想到这里，吴隐之在诗的后二句深深感叹道：这贪泉水啊，试教伯夷叔齐来饮，我相信他们终不会改变自己的高尚思想和情操的。贪与廉取决于人的精神境界的高下，的确与是否饮用贪泉无关

　　吴隐之终不相信这古老传说，不相信贪泉有如此巨大的魔力，他勇敢地酌贪泉而饮了，准备迎接即将来临的考验。诗的后二句，他是借伯夷叔齐自比，表示自己清廉为政的决心。

　　吴隐之这首述志诗，不事雕琢，直抒胸臆，言简意赅，古朴动人。更可贵的是作者言行一致，他在广州任上数年，果然没有因饮了贪泉而变成贪官。《晋书》上说他“及在州，清操逾厉，常食不过菜及干鱼而已，帷帐器服皆付外库，时人颇谓其矫，然亦终始不易。”由于他整饬纲纪，以身作则，广州风气大为改观。皇帝诏书嘉奖他“处可欲之地，而能不改其操，飨惟错之富，而家人不易其服”，是一位难能可贵的清官。后来他离开广州北归，行囊萧萧，船舱空空。回到家中，数亩小宅，茅屋简陋。当时著名将领刘裕赐赠车牛，并要为他建造住宅，都被他谢绝了。一生清廉，始终不渝，一代良吏，名垂青史。

参考资料：

1、 葛景春 、刘建龙 ．中华诗词经典 ：河南人民出版社 ，2001年 ：43-44 ．

兄弟共行游，驱车出西城。
野田广开辟，川渠互相经。
黍稷何郁郁，流波激悲声。
菱芡覆绿水，芙蓉发丹荣。
柳垂重荫绿，向我池边生。
乘渚望长洲，群鸟讙哗鸣。
萍藻泛滥浮，澹澹随风倾。
忘忧共容与，畅此千秋情。

　　这是一首记游写景之作。此诗用直叙的方法，写诗人同弟弟行游玄武池时所看到的景物和愉悦忘忧的心态。

　　“兄弟共行游，驱车出西城”两句点明出城行游一事和行游的地点。人在野外观赏景物时，一般都是由宏观到微观。“野田广开辟，川渠互相经”两句写在邺城西面宏观看到野外宽广开阔的田地和纵横交织的河渠。接下去，从宏观到微观。“黍稷何郁郁”一句由“野田广开辟”一句而来，写田野里庄稼茂盛。“流波激悲声”一句由“川渠互相经”一句而来，写流水发出动听的声响。“菱芡覆绿水”以下八句，由写田野、河渠转向写玄武池的各种景物：菱芡、荷花、垂柳、萍藻，叶绿花红，枝繁叶茂；池中绿水随风动荡，长洲上的群鸟在欢快歌唱。在诗人笔下，玄武池之美景令人神往：田野广阔，庄稼茂盛；池水交错，波涛汹涌；绿水红花，柳荫照水；萍藻泛滥，众鸟喧哗。形象鲜明，有声有色，生动具体，写出了玄武池的美丽和勃勃生机。如此之美景，足以使人忘记忧伤，沉浸在欢畅之中。最后“忘忧共容与，畅此千秋情”两句，由景及情，自然地收束了全诗。

　　此诗虽属游宴诗，但同建安时期的其他游宴诗相比，却有不同。它没有涉及宴乐，而是用自然的语言集中描写田园景物，具有后来田园诗的意味。

参考资料：

1、 张可礼 宿美丽 编选．曹操曹丕曹植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68-70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
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馀情。

　　关于荆轲之事，《战国策·燕策》与《史记·刺客列传》都有记载，其基本情节是相似的。陶渊明的这首诗显然是取材于上述史料，但并不是简单地用诗的形式复述这一历史故事。

　　诗的头四句，从燕太子丹养士报秦(报，报复、报仇之意)，引出荆轲。不仅概括了荆轲入燕，燕丹谋于太傅鞫武，鞫武荐田光，田光荐荆轲，燕丹得识荆轲，奉为“上卿”等等经过，而且，一开始便将人物(荆轲)置于秦、燕矛盾之中，又因为这个人物是最出众、最雄俊的勇士(百夫良，超越百人的勇士)，于是乎他自然成了矛盾一方(燕)的希望之所托。那么，故事的背景，人物的位置，及其肩负之重任，大体都已亮出，所以说这四句是“已将后事全摄”。正因为如此，矛盾的发展，人物的命运等等悬念，也就同时紧紧地系在读者的心上。下面接着就写荆轲出燕，在临行前，史书中有荆轲等待与其同行的助手，而“太子迟之，疑其改悔”，引起荆轲怒叱太子，且在一怒之下，带着并不中用的秦舞阳同行的记载。诗人略去这一重要情节，而代之以“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这后一句逗出下文，而前一句显然是回护了燕丹的过失，但这样写却与首句的“善养士”相呼应。既使得内容和谐统一，一气贯注，也使得笔墨集中，结构浑成。易水饯行，《战国策》与《史记》是这么写的：“遂发，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由平缓而渐趋激昂。诗人则不然，他首先插入：“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素骥，白马。马犹如此，人就自不待言了，诗的情绪一下子就激发起来了。因而“雄发”二句的刻画——头发直竖，指向高高的帽子；雄猛之气，冲动了系冠的丝绳——虽不无夸张，但却由于情真意足而显得极其自然。易水饯别，也正是在这种气氛中酝酿和展开的激昂悲壮的一幕。高渐离、宋意……一时燕国的豪杰，都列坐在饯席之上。寒水哀风，击筑高歌，声色俱现，情景相生，送者、行者，无不热血沸腾，慷慨流涕。“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又一笔折到行者，道出了行者的决心，写出了行者的气概，而这也就是这幕戏的意图与效果之所在。“登车”六句写荆轲义无反顾，飞车入秦。使上述的决死之心与一往无前的气概，从行动上再加以具体的表现。其中“凌厉”二句亦属诗人的想像，它好似一连串快速闪过的镜头，使人物迅逼秦廷，把情节推向高潮，扣人心弦。诗中以大量笔墨写出燕入秦，铺叙得排荡淋漓，而写到行刺失败的正面，却是惜墨如金，只用了两句话——“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前一句洗练地交代了荆轲与燕丹在地图中藏着利刃以要劫、刺杀秦王的计谋，同时也宣布了高潮的到来，后一句只写秦王慌张惊恐，从对面突出荆轲的果敢与威慑，而对荆轲被秦王左右击杀等等，则只字不提，其倾向之鲜明，爱憎之强烈，自在不言之中。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再现了雄姿勃勃的荆轲形象，也表现了作者剪裁的功夫与创造的才能。诗的最后四句，便是直截的抒情和评述，诗人一面惋惜其“奇功”不成，一面肯定其精神犹在，在惋惜和赞叹之中，使这个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形象，获得了不灭的光辉、不朽的生命。可以看得出诗人是以饱蘸感情的笔触，写下了这个精采而又有分量的结尾。正如张玉谷说的：“既惜之，复慕之，结得抟捖有力，遂使通首皆振得起”(《古诗赏析》)。

　　发思古之幽情，是为了现实。不过这“现实”亦不宜说得过窄过死(如一些论者所言，这首诗是诗人出于“忠晋报宋”而作)，为什么呢？首先，因为陶渊明反复地说过：“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拟古》之八)；“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之五)。这使我们看到在作者的生活、志趣和性格中，也早已具有着豪放、侠义的色彩。其次，诗人也曾出仕于晋，不过他说这是“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归田园居五首》)，悔恨之情溢于言表，足见“晋”也并不是他的理想王国，当然“宋”亦如此。这些都是我们不必将《咏荆轲》的作意胶柱于“忠晋报宋”的理由。诗人一生“猛志”不衰，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常在，诗中的荆轲也正是这种精神和理想的艺术折光。说得简单一点，便是借历史之旧事，抒自己之爱憎，这样看是比较接近诗人心迹的吧。是的，这首诗的影响也正在此，此亦有诗为证：“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龚自珍《己亥杂诗》)　(赵其钧)

参考资料：

1、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古典文学知识 2009年01期 2、 韩山师范学院学报 , Journal of Hanshan Normal University, 2011年05期 3、 吴小如 编 ．《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2年9月1日 ．4、 文史知识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2012年07期

余于长沙公为族，祖同出大司马。昭穆既远，以为路人。经过浔阳，临别赠此。

同源分流，人易世疏，慨然寤叹，念兹厥初；
礼服遂悠，岁月眇徂，感彼行路，眷然踌躇；
于穆令族，允构斯堂，谐气冬暄，映怀圭璋；
爰采春华，载警秋霜，我曰钦哉，实宗之光；
伊余云遘，在长忘同，笑言未久，逝焉西东；
遥遥三湘，滔滔九江，山川阻远，行李时通；
何以写心，贻此话言，进篑虽微，终焉为山；
敬哉离人，临路凄然，款襟或辽，音问其先。

　　这首诗共四章，诗人以长者的身份，一方面感叹宗族的悠久历史，赞美宗族的传统美德，另一方面赞扬长沙公能继父业，并勉励其不断进德修业，希望日后常通音讯。

　　陶渊明与长沙公虽然同宗，但由于支系略远而形同路人，这不禁使颇重亲情的陶渊明有些失意，“眷然踌躇”。但临别之言，作者并无抱怨而是以长者口吻，述先祖之洪烈，赞宗族之美德，而长沙公又能“允构斯堂”，“实宗之光”，颂扬其继承祖业的才识与功绩。这是一种长者的期盼与肯定。“笑言未久，逝焉西东”道出即将离别的不舍，二人言谈相投，惜别之情自然而生，“逝焉西东”乃见聚散匆匆，失意与怅然交渗其中。临别寄殷勤之意这是必然，更何况二人又是同宗之亲。此地一别有“三湘”“九江”阻隔，路途遥远，希望能书信相通，聊慰相思之情。“进篑虽微，终焉为山”是作者对长沙公的劝勉，虽为临别之言，但能见出作者勉励长沙公继续进德修业再荣宗族的真诚。

　　全诗以长者口吻娓娓道来，既道出自己与长沙公的宗族亲情，又体现出长者对晚辈的殷切关爱，语气和蔼，态度恳切，体现出诗人重视立身处世的积极人生态度和对亲情关系的敬重。

参考资料：

1、 陈庆元等编选．陶渊明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4：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