酷相思·寄怀少穆

　　词的上片“百五佳期过也未”，清明寒食时节，柳絮千条，阴雨霏霏，更容易惹出愁绪万端。然而今年更是不同，词人所遇之事，使他更平添愁绪百倍。词的上片徐徐写出事情根由，接着描写军笳声起，催动千骑，然而这千万铁骑却并非去浴血疆场，而是调防。词人原任两广总督，直接负责查禁洋船，禁毁鸦片事。后清廷将他调任两江总督，由林则徐继任其职。“看珠澥盈盈分两地”即指这件事。一条珠江，竟将两人隔离两地。尽管林则徐是词人好友，且又是禁烟骁将，但自已失去了与帝国主义对垒、失去了为国家、人民效力的机会，总不免心中万分惆怅，不免对朝廷不满。词中连用两个问句：“君住也，缘何意？侬去也，缘何意？”，表现了这种强烈情绪。词人由于这种恼人的复杂情绪萦绕于怀，以至连时日都搞不清楚，不知“百五佳期过也未”了。

　　词的下片着重表现词人对国事的感叹。“召缓征和医并至”，这是暗喻当时朝廷忽而想和，忽而想战，举棋不定的状况。当时朝廷大臣琦善、伊里布之流十分害怕英帝国主义的武力，极力主和，而朝廷则在战和之间拿不定主意，就如病笃乱投医，忽而请这个医生医治，忽而请那个医生医治，莫哀一是。朝廷如此，词人“眼下病，肩头事。怕愁重如春担不起”，以国事为己任，这是沉重的担子。然而这个担子倒是好担，就是朝廷不允许他来担这担子，唯留下沉重的“愁”字，却叫词人感到难以担起，只有将这满腔国愁留于心底。既有能力，也有强烈的欲望要去担当国事的重任，然而却为朝廷所不允许，词人的心境可想而知。于是在词的结尾，词人不由自主地发出“心应碎”的喊声。结句和上片结束处的句式完全一样，这当然是词牌所规定的，但词人有意将词语和句意重复，造成反复、强调的效果，这却又是表现内容的需要了。去留两依依，词人与林则徐之所以两愁相对，正由于他们都先天下之忧而忧，为国家和民族的存亡忧心如焚；正因为他们眼见朝廷的暖昧态度，感到国事渐不可为而哀伤至切。

　　这首词采用白描手法，除“召缓征和医并至”是唯一用典处，其余都明白如家常语，读来丝毫不觉隔膜。词写忧愁意绪却不使人感到消沉，表现的是热血男儿之愁，因此充满阳刚之气，即使愁也显得激烈，即使愁也显得豪壮，也能催发人的悲愤激昂之气。

参考资料：

　　这阕《水龙吟》是容若长调中的佳作。整篇以蔡文姬生平事打底，夹叙夹议。转折起伏间行云流水，笔力不坠，情感真挚，感慨更是惊心。此词又有两种解读：有词家认为是容若在借文姬事咏吴兆骞事。"名士倾城"，名士即指汉槎。"非生非死"句则用吴梅村送汉槎的诗"山非山兮水非水，生非生兮死非死"，"毡裘夫妇"是叹吴妻葛氏随戎宁古塔。由此论断此词当作于汉槎自塞外还不久。

　　苏雪林则认为这仍是容若在借古事咏自身感情的不幸，"恶风吹去。万里他乡"，似是在叹恋人入宫，两人之间如远隔重山。而词意也是在感慨与恋人之间事多坎坷流离，像文姬一样身不由己。

　　两种说法可结合起来看，人的思路和情绪是共通交融的，也许他的确是在借文姬图咏吴汉槎的遭遇，然而由此牵引了情绪联想到自身事，笔下有所流露亦是合情合理。

　　容若用极洗练的话道尽了文姬一生坎坷。一路读下来，文姬的身世和容若的感慨相互交融，词脉清晰，情感丰盈。首先是蔡邕之死。东汉末，大将军何进被宦官十常侍杀后，董卓进军洛阳尽诛十常侍，把持朝政，董卓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刻意笼络名满京华的蔡邕，将他一日连升三级，三日周历三台，拜中郎将，后来甚至还封他为高阳侯。董卓在朝中倒行逆施，引起各地方势力的联合反对，董卓火烧洛阳，迁都长安，董卓被吕布所杀。蔡邕也被收付廷尉治罪，蔡邕请求黥首刖足，以完成《汉史》，士大夫也多矜惜而救他，马日碑更说："伯喈旷世逸才，诛之乃失人望乎？"但终免不了一死。：在相传蔡邕曾盛赞今绍兴西南柯亭的良竹。"此地之竹制笛，奇声响绝。"柯亭响绝，是说蔡邕已死。。

　　董卓死后，军阀混战的局面终于形成。羌胡番兵乘机掠掳中原一带，文姬与许多被掳来的妇女，一齐被带到南匈奴。正是所谓的恶风吹去。

　　"万里他乡，非生非死。"容若也算文姬知音了。当初细君与解忧嫁给乌孙国王，王昭君嫁给呼韩邪，总算是风风光光的占尽了身份，远适异域，依然要产生出无限的凄凉，何况被掳掠的蔡文姬！她从一个名门闺秀，沦落到饱受番兵凌辱和鞭笞的落难女，一步一步走向渺茫不可知的未来，心境的落差是可想而知的。这年她二十三岁，初嫁卫仲道，夫亡无子，归母家。为乱军所掳，流落匈奴十二年。后人怜她际遇，绘文姬图，仿佛窥见她在匈奴时苦况，也不过是隔靴挠痒。这十二年，虽然她嫁给了匈奴的左贤王，也为左贤王生下两个儿子，婚姻不算困苦，并且以她的聪明也很快学会了匈奴人的语言，甚至学会了吹奏民族乐器"胡笳"想来文化的沟通上也不艰涩，但是文姬自幼受汉文化熏陶长大，自有坚持。何况古时交通交流一概闭塞，一个女子流落域外始终是此身良苦。若非实在难以割舍，文姬也不会选择抛下两个儿子回到中原。

　　文姬自幼精通音律，某夜蔡邕弹琴，弦绝。文姬侧耳听之："第二弦"邕曰："偶得之耳。"故断一弦问之，又对曰："第四弦"。并不差谬。光阴闪烁。很多事在少年时不觉得怎样，人越大，少时之事越翻覆如尘，如花刺细微刺心。此时，黄昏的塞外，戈壁滩上落日如血，就是有高山流水的雅才又怎样呢，面对着黄沙白草，用卷叶吹起的曲子叫"平生恨"。

　　名士倾城，一般易到伤心处，是高傲语，又是冷落失意之言。孑然抛却了自鸣得意。怪人间厚福，天公尽付，痴儿呆女。更是沉痛。人复杂，世情更如藤蔓纠结不清，不会按照预想的方向行进，沁入血骨的是绝色聪明人才能生出的无奈和感慨。

参考资料：

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
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又觉陈。

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

只眼须凭自主张，纷纷艺苑漫雌黄。
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

少时学语苦难圆，只道工夫半未全。
到老始知非力取，三分人事七分天。

诗解穷人我未空，想因诗尚不曾工。
熊鱼自笑贪心甚，既要工诗又怕穷。

其二

　　第一、二句人指出，即使是李白、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他们的诗篇也有历史局限性。

　　第三、四句诗人呼唤创新意识，希望诗歌写作要有时代精神和个性特点，大胆创新，反对演习守旧。

　　世人常常用这句诗来赞美人才辈出，或表示一代新人替换旧人，或新一代的崛起，就如滚滚长江，无法阻拦。

　　此反映了作者诗歌创作贵在创新的主张。他认为诗歌随时代不断发展，诗人在创作的时候也应求新求变，并非只有古人的作品才是最好的，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格的诗人。写出了后人继承前人。本诗虽语言直白，但寓意深刻。“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一句表达了文学创作随着时代变化发展的主题思想与中心。

　　赵翼论诗提倡创新，反对机械模式。他通过对诗家李白、杜甫成就的回顾，以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各个时代都有其标领风骚的人物，不必为古人是从。诗歌也应随着时代不断发展。

其三

　　这是一首作者表白自己的艺术主张的诗。指出文艺批评应提倡有独到的见解，不可鹦鹉学舌，人云亦云。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评论诗词的好坏优劣，应当有自己的见解和主张哪个，而不能像文坛艺苑中的某些人一样，心口雌黄。马克思哲学认为，要做到独具慧眼，深刻地认识、把握事物的本质，一是必须在实践中占有大量的感性材料；而是必须善于对感性材料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实现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和发展。

　　前二句点出在纷纷的艺苑里各种说法鱼龙混杂，这时　需要的是独具慧眼，有自己的视角和观点。当然这是相当不容易的，需要自己有深厚的学养和阅历，成为“高人”。

　　后二句作一形象的比喻，用矮人看戏作比，矮人看戏时被前边的人挡住目光，哪里能看到戏台上的场景?戏散大家一起谈起来时，只能是附和人家的说法。这就好比我们自己对“艺苑”的看法，如果自己学力浅薄，不能“独具只眼”，那就只能“随人说短长”了，这种鹦鹉学舌，拾人牙慧的行为作者是坚决反对的。

　　这首诗继承以诗歌体裁论诗歌的传统，见解卓异，说理畅达。全诗看似佶手拈来、随手而出，但却具有极为精辟深刻的理论内涵。李白、杜甫被称为诗中仙圣，在唐代即受到推崇，如韩愈在仕由逝世时才3岁，后来他熟读李杜诗篇，作有《调张籍》一诗，其中有“李杜文章在，光芒万丈长”“伊我生其后，举颈遥相望”等语，可谓敬佩得五体投地。而后世特别是明清两代，对李杜的崇拜更是前所未有，并且普遍地认为诗自唐以来诗道不振，一代不如一代。甚至有人还提出从《诗经》以来每况愈下、自宋元以来无诗之论，这种看法在明清诗歌理论中占有主导地位。

　　诗人开篇即总论概述了这一普遍现象，以李杜为代表指出了他们的诗作固然光耀千秋，流传万古，其崇高地位与普及程度已是脸炙人家传户诵。接下来却陡然转笔，尖锐地指出了这种情况带来的另外的弊端：熟极而流，不仅令人觉得从内容到形式都没有新意，而且还隐隐含有这一现象在某一程度上阻碍了后世诗人的创新之意，其见解之深刻，笔触之辛辣，思虑之周到，足以发人深省。前两句并非真足在贬低李杜，而是为下文略作铺垫而已，以下即转入主题的抒发。

　　先君子尝言，乡先辈左忠毅公视学京畿，一日，风雪严寒，从数骑出微行，入古寺，庑下一生伏案卧，文方成草；公阅毕，即解貂覆生，为掩户。叩之寺僧，则史公可法也。及试，吏呼名至史公，公瞿然注视，呈卷，即面署第一。召入，使拜夫人，曰：“吾诸儿碌碌，他日继吾志者，惟此生耳。”及左公下厂狱，史朝夕狱门外；逆阉防伺甚严，虽家仆不得近。久之，闻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禁卒，卒感焉。一日，使史更敝衣草屦，背筐，手长镵，为除不洁者，引入，微指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前跪，抱公膝而呜咽。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以指拨眦；目光如炬，怒日：“庸奴，此何地也？而汝来前！国家之事，糜烂至此。老夫已矣，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拄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今即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

　　崇祯末，流贼张献忠出没蕲、黄、潜、桐间。史公以凤庐道奉檄守御。每有警，辄数月不就寝，使壮士更休，而自坐幄幕外。择健卒十人，令二人蹲踞而背倚之，漏鼓移，则番代。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铿然有声。或劝以少休，公日：“吾上恐负朝廷，下恐愧吾师也。”

　　史公治兵，往来桐城，必躬造左公第，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于堂上。

　　余宗老涂山，左公甥也，与先君子善，谓狱中语，乃亲得之于史公云。

　　文章的开篇就充满传奇色彩温情脉脉作者从记述左光斗与年轻书生史可法的偶遇写起：时任京畿学政的左光斗，风雪严寒之日，微服出行进入一座古寺，看见一个书生正在厢房伏案睡觉；左光斗阅读了书生的文章草稿，就脱下自己的貂皮外衣给书生盖上，又给关上门……既形象表现了左光斗的“伯乐”精神：求贤若渴，善于发现人才，赏识人才，爱护人才，又为下文史可法不忘师恩，不违师训作伏笔。

　　第二段是全文的重点，写得惊心动魄，感人至深。“及左公下厂狱”，一笔带过左光斗因弹劾魏忠贤而蒙冤入东厂狱，“史朝夕狱门外”，道出史可法对老师的深切关注，这一短句，墨如金，剪裁得当。“久之，闻左公被炮烙，旦夕且死，”史可法再也无法忍耐，只得“持五十金，涕泣谋于禁卒”，对狱卒啖之以金，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才得以乔装成“除不洁者”潜入门禁森严的监牢。突出表现左光斗的舍生命、为大义、刚强不屈的崇高品格，则是浓墨重彩，活灵活现：只见左光斗“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令人不难想象左光斗在东厂狱中遭受何等非人的酷刑！一个“倚”，一个“坐”两个动词，活现了左光斗的“一息尚存，决不屈服”的精神。左光斗被折磨得“面额焦烂不可辨”，“目不可开”，但当他听出史可法的声音时，竟然奋臂用手指拨开眼眶，目光如炬：这一事迹，典型地表现了左光斗的坚强毅力和顽强斗志！对前来探监的史可法的不仅有一番“怒曰”：“不识大体的奴才！这是什么地方，而你还到这里来！国家之事糜烂到如此地步，老夫此身已经罢了，你要还这样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柱者？还不赶快离去，难道等着奸人编造罪名来陷害你？我现在就扑杀你！”，而且有“过激举动”：“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如此神情激愤，言辞严厉，慷慨激昂既体现了对逆阉的仇恨，更体现了对寄予殷切厚望的学生的挚爱——爱之深，责之切！左光斗的良苦用心是通过这样的“当头棒喝”，让史可法不要感情用事，要清醒地认识目前国家的形势和自己的处境，要以天下为己任、当国家的“中流砥柱”！一位受尽酷刑、生命危在旦夕的人，念念不忘的仍然是“天下事谁可支柱者？”读此，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真真催人潸然泪下！大义凛然的人物形象，顶天立地！史可法的切身感受凝聚为一句“吾师肺肝皆铁石所铸造也。”字字千钧，掷地有声，有力地彰显了左光斗的耿耿丹心、铮铮铁骨！这里，既与第一段中“他日继吾志事，惟此生耳”相呼应，又为第三段表现史可法忠于国事职守作铺垫。

　　第三段主要以一个细节——”每寒夜起立，振衣裳，甲上冰霜迸落，铿然有声。”——表现史可法治军的勤于职守和身先士卒。这正是得益于左光斗老师的言传身教。“吾上恐负朝廷，下恐愧吾师也”史可法的这句心里话就是明证。第四段简叙史可法在带兵期间，凡到桐城，必定亲自到左公第，问候太公、太母起居，拜夫人于堂上。表明史可法尊师如父、对恩师永志不忘的深情厚谊。这些，不仅表现了史可法的爱国精神和尊师情操，更是从侧面衬托他的恩师左光斗的人物形象。左公确有知人之明，对史可法确实是没有“看走眼”；有其师必有其弟子，学生的所作所为，正是恩师言传身教的结果！

参考资料：

道是南风竟北风，敢将蹭蹬怨天公。
男儿要展回天策，都在千盘百折中。

　　前两句写韩江之曲折和对待态度。“南风”、“北风”，从文字上看是自然界的风，从整首诗意来理解，是暗指朝廷的所作所为变化莫测。清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势力，酿成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丘逢甲越来越看清清政府腐败无能的本质。“道是南风竟北风’’喻国内外时势变化不定，清政府种种暴行逆施令人不满。“蹭蹬”喻诗人失意、空虚，难有作为。诗人十三年前抗日保台失败，受到遭折，现在见清政府又腐败无能，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又未能取得胜利，丘逢甲仍在担忧着中国的前途。所以，这时他内心有失意、空虚之感。

　　后两句写前途多磨，望人民有志。“男儿要展回天策，都在千盘百折中。”在世界上要成就一番大业，没有平坦笔直的大道可走，必然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艰难险阻。这两句形象生动地反映了这一人生哲理，同时也表现了作者准备迎难而上，“要展回天策”的韧性战斗、顽强毅力和坚定信念。“千盘百折”，事物多磨折。丘逢甲心中始终叨念着祖国的统一，台湾的光复，叨念着祖国的前途命运。

　　这首诗句句明白畅晓，不用僻典套语，二十八个字都从心底发出，这便是他和黄遵宪所提倡的“我手写我口。的诗界革命口号的实践，和当时盛行诗坛的所谓“同光体”是有本质上之不同的。被梁启超推为“诗界革命一巨子”的丘逢甲，其诗歌熔沉郁悲凉与金戈铁马于一炉．又有通俗化、散文化的趋向。这首七言绝句，也大致体现了他的基本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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